應夢卿：這是屬于中國人的愛與恨——評張藝謀電影 《紅高粱》

中國電影界到張藝謀這里，已經是第五代了。 這第五代電影人中，《黃土地》崛起的意義在于陳凱歌對人與自然的全新闡述及對民族屬性的客觀表現。繼后，田壯壯的《盜馬賊》是對相同主題更進一步的發揮。

張藝謀似乎意猶未盡，但他視覺更為直觀，對民族屬性的理解也遠比其他第五代影為來得達觀，奇怪的是張藝謀卻自稱是個思想灰暗的人，因此我們在《紅高粱》中看到少了些《黃土地》中的那份刻板的幸念，也不似《盜馬峨》那般淡散平和的超脫。《紅高粱》是屬于陽剛的，熱烈、樂觀及有生氣的電影。

《紅高粱》在結構上大體分成前、后兩部分。前半部是我奶奶、我爺爺的愛情敘述，后半部是鄉民不甘日寇的凌辱而奮起抵抗的故事。前后兩個部分都蘊著一個“情”字，無論是那火辣辣、醉醉搖似十八里坡紅翻的愛情或是驚魂攝魄、力量懸殊的鄉民與鬼子的搏殺，都帶有隱約的非理性傾向，而我們沒有明顯的察覺，卻是因為形片本身帶著有傳奇性的架構的氛圍，暗喻著一個可信的時代和事件。

而整部影片中最亮眼的一抹顏色，莫過于紅黃土地上那一片紅。張藝謀對于紅色是眷戀的，紅高粱的紅，十八里紅的紅，紅燈籠的紅，紅染料的紅，亦或秋菊、頌蓮、“我奶奶”、菊豆的小棉襖和新嫁衣的紅——都是多義性的。“多義”必須由對“紅”的博喻來加強，二者是互補的。但其中一項不容置辯的是對童女貞操或“處女紅”的下意識崇拜，乃至對所謂“性力”，亦即對人類生命力強烈而隱蔽的部分的膜拜。

正如韋斯特馬克所揭示:人們在婚禮中之頻頻使用紅色，并不僅僅像人們有時所說的那樣，是為了拿紅色作為童貞的標志，而且還可能把它看作是一種確保“破貞見紅”的巫術手段。在中國的陜西省，人們常在新婚夫婦的床上懸掛三條紅色紙帶，上面寫著各種祝福的話，諸如“百子千孫，人丁興旺”。在希臘和羅馬，婚床總是革以紅布。在芬蘭的埃克納斯，“為求新娘幸福”，新婚毛毯也必須是紅色的。

張藝謀和鞏俐的“紅”決不是這般單純，這般“庸俗”。他說，紅色作為《紅高粱》主調，不但傳達性與愛與死的熱烈。“紅色有共通性，紅色代表革命。中國五千年文化中，在傳統意念上，紅色更多時是代表熱烈，象征太陽、火熱、熱情，這亦是全人類共通的感覺”

無疑地，張藝謀也是一個“煽情”導演，他難以冷靜地不介入畫面，那種我們已熟悉的攝影軌跡成為他捕捉“煽情”映象的手段，再加上畫面中人物跌宕的情感和“晰咯啞啞”的信天游式的小調，使觀眾變得容易傷感起來。只不過從呈現的“情”的層面，我們能慢慢地進入其畫面的內涵界域。早在《黃土地》和《一個和八個》中.擔任攝影的張藝謀就已沉迷于古老的土地上生存著的人。那種沉沉厚厚的大地感，那份厚重樸實的“土”，那股摧枯拉朽的“情”，莫不是張藝謀的夢懷和崇拜。

張藝謀肯定地注意到人和土地同樣的原始、質樸、厚實，土地則和別人同樣的有生命。這種人與環境形態融成一體的觀念，逐步造成了張藝謀的電影世界的獨特性及其表現形態的藝術張力。在《紅高粱》中，這種觀念也成為前后部分內在聯系的最有力契機。

《紅高粱》所展現的人與自然的生動是使人難忘的，即使悲劇性的結局也沒能掩蓋住洋溢著的活力。可以這樣說，《紅高粱》中交織著的愛與恨都直接溶入中華民族的土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