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在位的最后一年，圓明園里闖進了一群外國人……

在中西交流史中，我們總記得1793年出使中國的馬戛爾尼——那位在乾隆面前拒絕叩頭的英國使節，仿佛他代表了“現代化”與“封閉”的碰撞。

然而，兩年后，同樣是在北京，冬雪之中，另一場歷史性的相遇悄然發生。

1795年，由德勝（Titsingh）、范罷覽（van Braam）率領的荷蘭使團，從廣州出發，穿長江、越淮水、過黃河、入京城，歷經2000多公里的行程，抵達了紫禁城。

不同于馬戛爾尼的失敗，荷蘭使團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厚待。他們被乾隆皇帝親自接見，獲賜宴、受賞銀、觀冰嬉、入圓明園，甚至成為史上唯一踏入皇帝寢居區的西方人。“這次使命‘以最值得稱道的方式完成，為荷蘭帶來了巨大榮譽’。”

然而，這段外交故事幾乎銷聲匿跡。

這支被歷史遺忘的使團，是鴉片戰爭前最后一個按照傳統中國朝廷覲見禮儀被中國皇帝正式接見的歐洲外交使團。

直到漢學巨擘史景遷的學生、美國漢學家歐陽泰（Tonio Andrade）展開塵封兩個多世紀的檔案，以小說般的筆觸重現這場被遺忘的訪問，我們才得以一睹這場相遇中那些不為人所知的奇聞異事。

在他筆下，1795年的中國，不是故步自封的國家，而是一個正在嘗試與世界對話的國度。

像寫小說一樣寫歷史

很多人讀歷史書讀不下去，因為它太“干”。但《最后的使團》完全相反——它讀起來像一部歷史冒險小說，像一場緩緩展開的18世紀奇遇記。

歐陽泰并沒有把這場1795年的外交訪問寫成一串冷冰冰的史實，而是讓每一個人物、每一個細節，都帶著情緒與節奏，用幾乎電影化的筆法，把檔案轉化為文學，讓18世紀的人們重新發聲。

他像導演一樣調度場景，也像小說家一樣塑造人物。一開篇，他就用一種幾乎帶著戲謔的方式“報幕”：

傳教士之外，西洋人在中國旅行只有一個合法途徑：陪同外交使團去京城。可是，自荷蘭艦船首次駛入遠東以來，兩個多世紀里，只有三個荷蘭使團在京城受過接見，最近的一次都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葡萄牙人派過四個“使團”，俄羅斯人也曾遣來六個“使團”——不過它們是否稱得上“使團”，取決于你對這個詞的理解。英國人最近派來的那個慘不忍睹。

幾句輕描淡寫，就讓整件事充滿戲劇性。

粵海關監督的船經過黃埔島。原圖底部文字為“船過廣州黃埔”（Bateau du Hopou à Quanton）。圖中為粵海關監督的船，粵海關監督負責向洋船收取通關費。

讀者立刻知道：這不是一段干巴巴的外交史，而是一場“前有失敗者，后有冒險者”的歷史舞臺劇。

閱讀這本書，就像與荷蘭使團共同經歷了一場18世紀的壯游。一群異鄉人從南洋駛入中華大地，從驚訝到理解，從不認同到欣賞。歐陽泰將德勝嚴謹的報告、小德經幽默的筆記、范罷覽浪漫的回憶交織在一起，互相補敘、互相反駁。

他寫下小德經和馬較勁的事、范罷覽創造“京城流行語”的得意、老太監喝白蘭地、皇帝大笑“撲懂”……這些看似瑣碎的瞬間，讓歷史“有了體溫”。

“史學家的任務，不只是解釋過去，更是讓讀者能看見過去。”這正是歐陽泰寫作的魅力：

他沒有讓歷史成為“結論”，而是讓它重新成為一種體驗，一種感受過去的方式。

穿越清代中國

這趟旅程不只是政治使命，更像是一場文化探險。使團是對異域的一切都感到新奇的客人。從珠江的暖風，到長江的波濤，再到淮水的霧氣與華北的霜雪，荷蘭人穿越了一個萬花筒般的世界——這是一場遼闊又細膩、充滿對比的“風物之旅”。

從南方水路到山河關隘

使團走的第一段路，與1655年到訪中國的荷蘭前輩尼霍夫使團的路幾乎相同——沿珠江北上，經南雄、南安，再轉向南昌。

不同的是，過了南昌之后，正使德勝和他的使團成員們必須下船走陸路，在冰天雪地中穿越中國北方，一路跋涉到北京。

這是德勝最想避開的“茫茫前路”，但他別無選擇。幸運的是，旅程初段的江南，天還不算太冷，他獨享一艘掛了龍旗的官船。每過崗哨，士兵必下跪鳴鈸。“起初很威風”，但“夜里也不絕于耳”。

更讓人難眠的是船夫整夜的號子。“他們必須逆流而上，晝夜不停，配合著不停歇的叫喊，我們很長時間都無法入睡。”這讓使團翻譯小德經無法忍受。

德勝看著這些夜以繼日的勞工，為他們感到難過，同時又不得不佩服這些勞動者。而副使范罷覽則認為，中國人擁有獨一無二的職業道德：“看著我們的水手夜以繼日、不知疲倦地熱情工作，不由驚嘆……他們工作時充滿活力和歡樂，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只有快活的聚會才能帶來同樣的歡樂。”

江水千回百轉，流經竹林掩映的磚窯與村莊。坐上新船的第三天，他們終于抵達贛州，一個水光瀲滟的山城。碼頭鼓聲震天，百姓蜂擁而至，范罷覽一度以為“他們是要來襲擊我們的船”。

十八灘。橫延灘是贛州附近驚險的十八灘之一。

要到達下一個大城鎮萬安，他們必須先闖過十八灘。“怪石如精鐵，突兀廉隅，錯峙波面。”這是《欽定古今圖書集成》中《方輿匯編》對極度兇險的十八灘的描寫。船行如履薄冰。祭龍王、焚紙錢、敲鑼鳴鼓，祈禱平安成為每日的儀式。

沿途風景“壯麗而怪異”，從水中陡然而起的群山漸漸沒入綠色的田野，山丘之下透過樹木間的縫隙，可以瞥見村莊、寶塔和營汛；江水清冽，可以直接飲用；山上偶有老虎出沒。船夫劃槳唱號，竹筏上魚鷹振翅。

他們在江上漂流、飲酒、閑談。范罷覽寫道：“目光所及，四面八方，沒有一處景致不令人愉悅。”德勝從沒見過這樣的風景，甚至連暴躁的小德經也喜歡上這片山脈，被山川氣象折服。

冬日行旅，穿越內陸

南昌以瓷器、古塔和鎮蛟井聞名。若非一定要趕在春節前到達京城，他們原可停留一段時間，坐船去看看清朝最富庶美麗的江南——杭州的湖山、揚州的碼頭、蘇州的園林。但此刻，他們必須向北，踏上“折磨人的路線”：穿越長江、淮河、黃河三條大川，行過五省的鄉村——那是一條為驛傳而非旅人準備的路。

冷冽的深冬，他們在破敗的亭屋中避風，車輪深陷于泥濘的土中。“目前為止，我們還沒見過如此荒涼的不毛之地。”

但午后，陽光穿透云層，他們又看見一片金光閃閃的平原。“自然在這么狹小的空間內創造了最強烈的反差，讓這片風景更顯動人……星羅棋布的村莊點綴著廣闊的土地，越發美不勝收。”

一路上，他們的旅行交織著疲憊與驚奇。德勝并沒有期待這是一趟輕松的旅程，但他也沒想到接下來的路是如此艱辛。

扛扁擔的腳夫。這些腳夫有男有女。如此艱難的路況，他們搬運這么重的東西，還能走得這么快，令使團的旅行者嘆為觀止。他們仔細觀察腳夫使用的各式工具，這些工具可以減輕搬運途中的負擔，比如，腳夫在短暫停歇時使用支撐桿撐住扁擔，這樣就不用再次費力將貨物舉起。

他們通過五十條木排扎成的浮橋渡過淮河。使團成員并不是總能分到坐騎，所以有時候要“自力更生”。山路陡峭濕滑，火把不斷被吹滅。他們只好緊靠在一起，讓馬匹齊頭并進，沿著山路，蹚過山澗，起起伏伏。有時道路收窄，山勢越發險峻，他們聽見水流落入黑暗深淵的巨大聲響。有時他們下馬，牽著馬走；有時他們不辨方向，任由馬兒在前引路。途中小德經看到一些白色的東西，下馬查看，才知是一座沒有欄桿的橋。想到自己差點兒從橋邊掉下去，他心中不住發慌。

他們經過漫長而艱辛的跋涉到達住處，卻往往發現這里既沒有食物也沒有睡覺的地方。在宿州，他們被安排進“看起來只配當豬圈”的房舍，憤然抗議。而在徐州，他們終于見到雄偉的城墻與七層奎山塔。“房屋飛檐上裝飾著雕刻圖案，店鋪整潔熱鬧。倒不能說這里多富庶，但基本物資都能買到……走到現在，我們還沒見過這么好的地方，這讓我們喜出望外。”

越過黃河，望見皇城

他們終于來到黃河岸。這條大河在兩岸沖出肥沃的平原，但也帶來過致命的洪水。河中激流翻滾，冰塊沉浮。馬兒害怕，陪從們費了好大功夫才將它們拉上船。橫渡又長又險，為躲避碎冰，艄公須前后搖晃著船身前進。當抵達對岸，眾人如釋重負。

此刻，他們進入了華北平原。這片肥沃廣袤的沖積平原養活了稠密的人口。使團被告知之后不會再走山路了，將換乘舒適的馬車，不必再為馬匹你爭我奪。

然而，他們看到“馬車”時，大吃一驚——沒有彈簧、沒有窗，只鋪稻草。小德經憤怒地說：“這種馬車對中國人或許方便，對歐洲人而言是不折不扣的煎熬。”

馬車。這幅版畫可能是根據小德經的一張速寫畫制版而成的。他極討厭乘坐這種車。

一路塵土飛揚，他們凌晨兩點出發，奔波終日，到夜里才抵宿。有人發燒，有人摔傷，有人被拋在路上。范罷覽在顛簸中感嘆：“我從未如此渴望過一張柔軟的床。”他們看見白溝河上的雪橇、駝隊、帆車，甚至有人想起荷蘭的風帆車實驗。范罷覽寫道：“看到一輛又一輛揚起風帆的推車搖擺著行進，我樂在其中。”

終于，在一個風雪交加的清晨，他們望見了北京。

道路好極了，由20英尺寬的條石鋪成。我們看到的駱駝、馬匹、大車多得數不清……這一切宣告著皇城近在咫尺。

當落日的余暉灑在盧溝橋的石獅上，他們終于抵達紫禁城外。

一行人風塵仆仆，在破客棧里分食最后幾個饅頭。“我們長得像妖怪似的，餓得面黃肌瘦，一臉長胡子，優美的體型藏在大斗篷下。掌柜肯定覺得他接待了一群魔鬼，特別是眼看著我們不付錢就走。”

翌日清晨，北京的城門開啟，他們被塵土與喧囂迎進城。

總算及時趕到。皇帝迫不及待要在一年里最喜慶的時節好好款待他們了。

覲見乾隆

1795年北京的冬天，天寒地凍。德勝與荷蘭使團的成員們終于抵達京師，經過2000多公里的旅程，風塵仆仆地站在紫禁城外。他們以為即將迎來一場外交的巔峰時刻——隆重的覲見儀式。可等待他們的，卻是一場并不那么正式的“游戲”。

令人困惑的冰嬉

清晨，他們被要求換上“具備異域情調”的打扮，隨后被裹挾在人群中前行。街上喧囂、鑼鼓齊鳴，人們告訴他們：皇帝正在前往西苑觀冰嬉。

這并不是正式的接見典禮，而是一場游樂式的娛樂活動。然而此時，他們還不知道這一點。

德勝在日記里記下：“我們被人群擠得喘不過氣，周圍的人既歡呼又恐懼。”

乾隆皇帝身披皮袍，登上鑲金繪龍的冰床，四周鼓樂齊鳴。官兵穿著錦衣，腳踏冰鞋，準備開賽。

火炮轟鳴，旗幟飄揚。第一項比賽是“搶等”，一隊滑手如箭般沖向皇帝御前。首名抵達者被侍臣拽住，兩人雙雙滑倒，隨后整個隊伍紛紛倒地。范罷覽寫道：“他們不會剎車，只能靠摔倒停下。”

但這正是節目的精髓。冰面之上，摔倒本身就是競賽的一部分：秩序、服從與娛樂，在滑行與跌倒之間維系著。冰嬉不只是娛樂和軍事訓練，也是歲底加恩，以資八旗度歲之計。乾隆興致盎然，笑著命人發賞。冰上跌倒的將士們高聲謝恩。

接著是“搶球”，紅衣與黃衣兩隊混戰，仿佛冰上角力。小德經搖頭：“意義不大。”但皇帝仍微笑著賜酒賜綢。

最后一個節目“轉龍射球”，數百名身著虎皮褂的八旗士兵，三人為組，在冰上高速旋轉滑行，一邊射向竹門間的“天球”“地球”。范罷覽驚嘆：“他們姿態優雅，幾乎都有歐洲射手的風采。”德勝卻批注：“多數并未射中。”

冰嬉。轉龍射球，是京城一年一度冰嬉盛典的項目之一。選手們按陣圖盤旋曲折滑冰，穿過旌門時，射手回身向旌門上方懸掛的天球射擊。

使團看的是技巧，乾隆看的，是使團。“整場比賽期間，皇帝都注視著這些洋人，似乎在估量他們是否喜歡眼前的事物。”

冰上禮畢，洋人們的鞋底早已凍僵，寒風鉆進衣縫，德勝正慶幸終于能回府休息，卻忽然被告知：要與領班軍機大臣和珅會晤。德勝特別提到，此人“掌控著整個朝廷，因此常被人稱作‘二皇帝’”。他們這才意識到，這才是外交的真正開始。這場會見的順利展開也意味著，他們取得了之前鮮有洋人實現的成就——進入紫禁城。

覲見乾隆：備受榮寵的客人

幾天后，使團被召入宮，這一次，他們終于迎來了真正的“覲見乾隆”。

正殿之上，燈火輝煌，禮樂肅然。范罷覽跪地叩頭時，帽子忽然掉了下來。乾隆笑了——那是一次出乎意料的幽默時刻。

一名大臣俯身去拾，乾隆忽然問：“你懂漢語嗎？”

范罷覽回答：“撲懂。”

這個笨拙的發音——“撲懂”（“不懂”）——讓乾隆哈哈大笑，笑聲在殿中傳開。

范罷覽后來在回憶中寫道：“我喝下那杯酒時，他看著我，似乎覺得我用他的語言說‘我不懂這種語言’簡直滑稽。當我起身退出時，皇帝的目光依然在我身上，他一直帶著最仁慈的神情看著我。因此，確實可以說我得到了最高榮寵。”

一時間，“撲懂”成了宮廷里新的笑談，也成了整個北京的“流行語”。范罷覽頗為得意：“許多人都在談論此事，我似乎成了這場訪問的主角。”

中和殿。“Vue du [sic] salle Pau-au-tien, 20 janvier.”此圖或為一名中國畫師在廣東所作，描繪了位于太和殿和保和殿之間的中和殿。德勝和范罷覽在保和殿出席了正式宴會。

前所未有的禮遇：入圓明園

這場“幽默的覲見”之后，使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禮遇——他們被允許進入圓明園。

乾隆皇帝對圓明園的鐘愛世人皆知——那是乾隆的御園，一個幾乎無外國人曾被準入的“禁園”。

新正慶典期間，宮市與煙火讓庭院與殿宇愈發熱鬧，使節們被告知，一早便要“跪在鋪滿黃沙的路上，祗迎即將前往圓明園的皇帝”。

圓明園御前火戲。這幅版畫很可能根據小德經的速寫原畫制作，描繪了圓明園的上元節慶祝活動。

隊伍浩浩蕩蕩，轎輿如流。王子、公主、公爵、侯爵都在其中；太監們擠在簡陋的馬車上，裹著厚衣，暴露在寒風之中。馬與騾子馱著身穿軍裝或便服的隨從，揚起一片塵土。乾隆坐在暖輿中，面色安詳，親自問候諸使。

德勝記下：“我們乘冰床穿過九州清晏，看見平坦如鏡的池水、鑲嵌歐洲鐘表的廳堂、陳列琺瑯與玉器的殿宇。”

乾隆賜宴，賜詩，親問他們是否“冷不冷”。宴席上送來御膳房菜肴、御制糕點、滿洲果干與鱘鰉魚，酒過三巡，太監再傳皇恩：“外國使臣行禮得體，皇上龍顏大悅。”

他們來到“皇帝最喜愛的房間”，窗外是湖泊、塔影、亭臺與山巒。范罷覽寫道：“沒有什么比得上皇帝端坐椅上，透過一整塊大玻璃窗望見的風景。”德勝由衷地寫下：“無論現實還是圖畫中，我從未見過比這更優美的地方。”

從冰嬉到入宮，從誤會到恩寵，這一連串的事件，構成了《最后的使團》中最生動的一幕。

被遺忘的成功

1795年的荷蘭使團，曾被許多歷史敘述輕輕帶過。它既不如馬戛爾尼使團那樣轟動，也未在外交史中留下可供紀念的“成果”。然而歐陽泰提醒我們：那場“無關緊要”的出使，或許才是理解十八世紀世界秩序的關鍵。

在歐洲史家長久的敘述里，德勝與范罷覽被視為“順從的失敗者”：他們遵守清廷禮制、行叩頭禮、沒有談判條件——似乎因此喪失了尊嚴。英國作家吧龍譏諷他們“在寒風中跪拜、被嘲弄取笑”，并宣稱唯有馬戛爾尼才“讓北京認識到英國的優越”。

然而歐陽泰指出，這種說法本身就是誤讀。

荷蘭人并非屈從，而是理解了一個不同的外交世界。

在那個世界里，叩頭并非奴顏，而是一種“禮”，如皇帝向天地行禮那樣，是對秩序的敬意。外交是維系關系的藝術。

德勝明白這一點。他以“恭賀乾隆登基六十周年”的名義而來，不以索求為目的，不以談判為成果。他和隨員在冰雪中叩頭，在御宴上舉杯，在皇帝的笑聲中完成了這場跨文化的會面。

荷蘭賓客在紫禁城和圓明園受到盛情歡迎，不僅因為他們叩頭的舉動強化了王朝秩序，也因為讓這些充滿異域情調的外來者加入節日慶典本身就充滿樂趣。

請他們觀賞冰嬉，鼓勵他們和滿洲健將一起滑冰。邀請他們參加夜晚的詩會，看燈籠在雪中閃爍。帶他們欣賞私密的表演，在自家的廚房為他們準備最可口的食物。領著他們參觀皇室最美麗的后寢區。

歡迎他們，不僅僅因為你是皇帝，你的慷慨舉世聞名，也是因為你喜歡這個季節，享受天下各族人民朝見的紛繁熱鬧，以及他們的民族服裝、語言和不同風俗。

這不是失敗，而是一種相互愉悅的交流，一種比“成功的談判”更罕見的成功。歐陽泰將這次出使置于一個新的歷史框架中——“全球化的十八世紀”。

這是一個多極世界：英國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尚未主導一切，東亞的“朝貢秩序”依舊穩定運作。

在那個世界里，外交是一種“禮”的實踐，一種文化間的“寒暄”。

他提出“寒暄式外交”的概念：就像人們相互問候“你今天好嗎”，這種外交不是為了立即交換利益，而是為了保持一種關系、延續一種氛圍。

外交并不總是為了達到特定的目的，它也可以是維護關系的一種方式。在東亞，遣使不是為了談判，而是為了紀念和慶祝：慶祝新的一年，祝賀新的皇帝、國王或將軍，紀念逝者，等等。

理想情況下，使臣不應該只是為了達成交易而來，就像我們不喜歡無事不登門的朋友一樣。

在這樣的外交理念下，1795年的荷蘭使團成了另一種全球化的象征——它聯接了廣州與海牙，也聯接了北京與世界。它展示了一個仍能以“禮”維系世界關系的時代：

在那個時代，理解比勝利更重要，謙遜比宣言更強大。

理解，是歷史最稀有的勇氣。它不意味著完全認同，而意味著愿意重新聆聽。

在十八世紀的兩種世界秩序之間，并不存在絕對的優劣或沖突，而是復雜的共存、錯位與誤會。

那場朝覲之旅的真正意義，也許就在于：

當一個國家以禮相迎，一個海上商國以禮回應——他們共同創造了一次“彼此滿意的相遇”。

《最后的使團》不僅僅是一部關于歷史的書，它提醒我們：

歷史的價值，在于那些“仍在對話的瞬間”。1795年的荷蘭使團沒有帶回特權，卻帶回了理解；它沒有改變世界，卻記錄了世界曾經的另一種可能。那種可能，是一個能讓文明彼此欣賞，而非彼此征服的時代。

今天，當我們再度閱讀這段歷史，我們讀到的不僅是十八世紀的中國與歐洲，還是一種仍值得我們珍視的觀念：

歷史的意義，不僅在于判斷過去，更在于讓理解繼續發生。

-End-

2025.10.23

撰稿：官弋暉 |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