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文 · 黃宗智｜日語和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日語和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文｜黃宗智

從學術需要來說，中國近現代史學者們目前應掌握的第一外語應是日語，而后才是英語。其背后主要是兩大原因。

一是由于日本侵略時期對中國基層社會進行的大規模調查——尤其是作為侵略時期的一種情報搜集工作而做的、特別是通過“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機構的系統、規?；{查研究——具有關于中國基層社會和農村人民生活非常系統、詳細的研究資料，超過一般中文文獻所含有的信息。相比英文文獻也如此。滿鐵調查是有意識、有組織的為其未來的侵略、占據和統治所做的準備工作，性質比較特殊。英文材料中沒有相似的如此系統全面的調查，中文也沒有。國民黨時期固然做了一些基層調查，但沒有達到日本滿鐵那樣的系統、細致、精準水平。同時期，美國學者卜凱（John Lossing Buck）等固然也組織了一些研究，但其精準度和日本滿鐵調查有一定的距離。因此，對目前的在中國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們來說，日語的用途和重要性確實要超越英語。

何況，中國人學習日語，相比英語，乃是“事半功倍”的事。以我自己的經驗為例，和美國學生相比，我學日語，由于來自中文對日語“漢字”的認識，集中完全投入一個夏季，或一個學年的【非集中全力投入】課程，便能夠達到一般美國學生須要三個全力投入季度，或三個學年的水平。美國學生要花盡全力去學習的“漢字”，乃是中國人已經掌握的基本知識。而且，不僅頭三年如此，往后多年也將繼續如此。

即便與日本本國人相比，情況一定程度上也如此。對日本人來說，學習“漢字”仍然乃是其自身學習語言中最艱難的環節（正因如此，日本學校設置了一定的限制，即1946年公布的所謂“當用漢字”，限定于1850個字）。中國一般知識分子則會慣常使用3、5千漢字。日本只有具備一定“漢學”基礎的高級知識分子才會具備這樣的能力。

固然，由于英語中國研究在近幾十年以來的快速發展，無論在質量還是數量上都如此，所積累的文獻日益豐富、深入，從更長遠的角度來考慮，也許，未來英語研究總體來說頗可能會超越日語研究，能夠系統借助1930、40年代的日文文獻資料的英語研究尤其如此。如今，英語學習在國內的教育體系中十分普遍，已經可以算是一般高等教育學子的必備技能。對未來中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者們來說，反倒是日語學習才需要特別關注。

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關于中國的日本資料的重要性，實際上主要限于日本1930年代和1940年初期代為了侵略意圖所做的一系列系統調查和資料搜集，之后沒有同樣、同等的“情報”工程。伴隨時日的變遷，將越來越成為過去“歷史時期”的、有一定局限的資料。事過境遷，那些如今已是近乎一個世紀之前積累的資料，其實用性已經日益縮減。而且，相比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普遍和輕易掌握的基層社會資料，相去甚遠。它們已經是與今日現實相隔越來越遠的、過去的“歷史資料”。

即便如此，對中國目前的1949年前的“近現代史”研究來說，日文無疑乃是不可或缺的外語，其重要性一定程度上仍然超越英語。正因為如此，目前的中國近現代史學者們，應該掌握的外語首先是日語，英語次之。未來，也許英文會越來越重要，但起碼目前，對中國歷史學者們來說，日語仍然是首要的外語。

實踐社會科學與中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