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吳石案后，谷正文密謀對周總理下黑手？

1950年，隨著“密使一號”吳石案在臺灣破獲，國民黨保密局特工谷正文憑借此案一躍成為臺灣情報系統的“紅人”。這場被國民黨當局大肆渲染的“破獲共黨間諜大案”，讓谷正文愈發受到重用，也助長了他急于通過更大“功績”鞏固地位的野心。在這種心態驅使下，這位以狠辣、極端著稱的特工，將目光投向了新中國的核心領導人——周恩來，一場針對周恩來的險惡謀刺計劃隨之醞釀。

吳石案的破獲，是谷正文特工生涯的關鍵轉折點。吳石作為國民黨軍界高層，暗中為中共提供重要軍事情報，1949年隨國民黨政權遷臺后繼續潛伏。1950年，因叛徒蔡孝乾出賣，吳石的身份暴露，谷正文作為此案的主要經辦人，通過高壓審訊、線索深挖，最終將吳石等潛伏人員一網打盡。此案的破獲被國民黨當局視為“反共重大勝利”，谷正文也因此從普通特工晉升為保密局臺灣站行動組組長，直接進入臺灣情報系統核心層。

然而，權力與贊譽并未滿足谷正文的野心。他深知，在國民黨情報系統內部，“功績”是立足的根本，只有完成更具轟動性的任務，才能獲得蔣介石的直接信任。當時，新中國成立初期，周恩來作為政府總理頻繁參與國際活動，其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成為國民黨“反攻大陸”宣傳中重點攻擊的目標。在谷正文看來，若能成功針對周恩來制造事端，甚至實施謀刺，必將成為“震撼國際”的“曠世奇功”，自己也能一步登天。這種極端功利的心態，讓他開始暗中籌劃針對周恩來的陰謀。

1955年，亞非會議（萬隆會議）即將在印度尼西亞召開，周恩來將率中國代表團出席。這是新中國首次在重大國際會議上亮相，也是周恩來展現中國外交形象的關鍵場合。谷正文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意識到這是實施陰謀的絕佳時機——國際會議場合關注度高，一旦成功，既能打擊新中國的國際形象，又能彰顯自己的“能力”。

谷正文迅速向國民黨保密局提交計劃，提出在周恩來途經香港或印尼期間，實施暗殺行動。他的方案分為兩步：第一步，利用香港的復雜環境，在周恩來代表團轉機時，由潛伏在香港的特務偽裝成記者、工作人員，近距離實施襲擊；第二步，若香港行動不便，則在印尼境內勾結當地反華勢力，在會議會場或代表團駐地安放爆炸裝置。為確保計劃可行，谷正文還專門調閱了周恩來的出行路線、安保習慣等情報，甚至試圖策反曾接觸過中共代表團的人員。

谷正文的計劃看似周密，卻從一開始就注定難以實現。首先，新中國對周恩來的安保工作高度重視。得知國民黨可能針對萬隆會議搞破壞后，中國政府提前與香港當局、印尼政府溝通，加強了代表團的安保力量，同時對出行路線進行了嚴格保密和多次調整，讓特務無法掌握準確信息。

其次，香港和印尼的局勢也不允許特務肆意妄為。當時香港雖處于英國管轄，但為維護地區穩定，對極端暴力行為持打壓態度；印尼作為會議主辦國，需要保障各國代表團安全，對反華勢力的活動保持警惕，谷正文試圖勾結的當地勢力，因擔心被印尼政府清算，最終不敢貿然參與行動。

更重要的是，國民黨內部對谷正文的計劃存在分歧。部分官員認為，在國際會議上暗殺他國總理風險過大，一旦敗露，將引發國際輿論譴責，嚴重損害國民黨的形象，甚至可能影響臺灣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在多重壓力下，蔣介石最終否決了谷正文的暗殺計劃，僅批準其實施“輿論破壞”——通過散布謠言，抹黑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

谷正文雖心有不甘，但不得不服從命令。他隨后指使潛伏在香港的特務散布“周恩來代表團攜帶武器”“中國試圖在會議上搞滲透”等謠言，然而這些毫無根據的傳言很快被事實戳穿，并未對會議造成影響。萬隆會議上，周恩來提出“求同存異”方針，贏得各國代表贊譽，谷正文的陰謀徹底破產。

謀刺計劃失敗后，谷正文并未收斂野心，反而將失敗歸咎于“外部阻力”，此后又多次策劃針對大陸的破壞行動，但均以失敗告終。他在臺灣情報系統內憑借極端手段逐漸站穩腳跟，卻也因行事狠辣、不計后果，遭到不少同僚的忌憚。

從吳石案的“得志”到謀刺周恩來的“瘋狂”，谷正文的行為本質上是國民黨反動勢力不甘心失敗、試圖通過極端手段破壞新中國發展的縮影。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民黨特務針對大陸領導人的暗殺計劃并非個例，但在嚴密的安保措施和正義的國際輿論面前，這些陰謀無一例外都落了空。

歷史證明任何試圖通過暴力、暗殺等卑劣手段阻礙歷史進程的行為，最終都會被歷史唾棄。谷正文的陰謀破產，不僅是新中國安保工作的勝利，更彰顯了正義力量的不可戰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