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副教授被轉崗當保安，工資還漲了幾百？

出品丨花朵財經觀察（FF-Finance）

撰文丨華見

最近，一則小紅書帖子近期引發全網熱議：一位擁有華五本、QS前50博士學歷的浙江某高校副教授，因入職五年后考核未通過，從教學科研崗轉崗為校園保安。

更具戲劇性的是，她透露保安崗位工資到手比此前副教授月薪還高了800元。

這事兒看著有點荒唐，卻像一面鏡子，照出了中國科研教育體系里的不少問題：“非升即走”制度執行走樣、“重科研輕教學”的評價標準、科研人員日子不好過和國家科技進步之間的矛盾。

透過這個具體案例，我們更該理性看看中國科研圈子的現狀——不用否定成績，也別回避問題，關鍵是搞懂這背后的發展邏輯。

PART.01

評價體系的失衡

這位副教授的經歷不是獨一份，她遇到的難題，很多高校科研崗的人都感同身受，每個細節都戳中了年輕科研人員的痛處。

根據她的“爆料”，入職時，學校給的條件聽著很誘人：不用做博士后，直接引進當副教授，給50萬安家費、一入職就有編制，還承諾“沒有非升即走的壓力”。

可真入職后，情況就變了：50萬安家費要分10年發，還得簽8到10年的服務協議，要是中途辭職，得把錢全額還回去。實際每個月到手就4000塊左右，年終績效也不到6000塊。很多網友稱：“在杭州這樣的城市，這點收入連維持基本生活都費勁。”

事實上，核心問題在于考核。雖說沒有“非升即走”的規定，但學校還是設了“五年大考”，沒通過就得轉到后勤崗。

她既要上不少課，還得完成不低的科研指標，加上時不時的行政雜事占了不少時間——這種“三頭忙不過來”的狀態，不少高校教師天天都在經歷，最后考核沒過轉成保安。

類似的事兒在高校里還有不少。

中部一所211高校的副研究員劉明，入職時帶著1篇大子刊論文、2篇一區論文的硬實力，可3年考核期里沒拿到項目，結果80萬安家費扣完稅實際到手只剩不到8萬，還因為違約賠了14萬，最后還是靠老院長幫忙，才轉到學院的儀器平臺做管理，每個月工資不到8000塊。

34歲的特聘研究員王淼淼更無奈，每周要上20節課，連做科研的時間都擠不出來，長期焦慮之下查出了腸道腫瘤，病好后才下定決心離開學術圈，去藥企做了技術顧問。

這些個案的共性，指向同一個問題——當前高校評價體系中“重科研輕教學”的失衡。

即便標注為“教學崗”的教師，職稱評定也需發表一定數量的學術論文，導致“教得好不如寫得好”“課上得再好，沒論文也白搭”的現象普遍存在。

教學成了“副業”，科研成了“硬指標”，而行政事務又像“額外負擔”，最終讓很多教師陷入“什么都要做，什么都做不好”的困境。

PART.02

724萬人的隊伍，撐起科技進步

有人拿這個案例說“科研人員太多了”“科研人員不值錢”，其實這是對中國科研圈子的片面看法。

如果把目光從個人放到整體，會發現另一番景象：中國科研人員數量已經連續12年全世界第一，這支龐大的隊伍，正是中國科技能進步的核心支撐。

根據科技部的數據，2023年中國研發人員總量（按全時工作量折算）有724萬人年。這個數字是什么概念？差不多全球每4個研發人員里，就有1個是中國人。另外，英偉達CEO黃仁勛還提到：全球一半AI人才是中國人。

從改革開放初期“缺人才”到現在“數量全球第一”，中國用了四十多年，建成了全世界規模最大的研發人才隊伍。

這支隊伍的實力，已經體現在實實在在的科技成果里。“天宮”空間站持續在太空運行、“嫦娥”“玉兔”探索月球、“奮斗者”號深潛馬里亞納海溝、高鐵里程突破4萬公里、5G基站數量占全球60%以上……這些“大國重器”和改善民生的科技突破，背后都是幾百萬科研人員一步步攻關的結果。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支隊伍的結構還在不斷優化。“十四五”以來，做基礎研究的人才從2021年的47.2萬人年增加到2023年的57.5萬人年；高被引科學家（被引文獻次數很多的科學家）數量從2021年的935人次漲到2024年的1405人次，占全球總量的五分之一。

而年輕科研人員更是成了主力，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里，45歲以下的項目負責人占了43.3%；國家自然科學基金80%的項目由45歲以下的人承擔，像“嫦娥”探月、人工智能這些領域的團隊，平均年齡甚至不到35歲。

PART.03

個案值得同情，但需理性看待

大家可能會問一個關鍵問題：“為啥感覺中國很多科研人員水平一般，可中國科技進步又快又強？”答案其實藏在“靠基數選人才”里。

科技要進步，得有“龐大的基數”才能選出“頂尖人才”。科研不是“一個精英單打獨斗”，而是“一群人一起協作”。就像培育好種子，得先種上上萬顆，才能選出幾株抗病蟲害、產量高的品種。

中國724萬人的研發隊伍，本質上就是為科技突破建的“人才蓄水池”——就算只有1%的人能做出頂尖成果，也需要有7萬名高水平科研人員支撐，這個數量比很多國家的研發人員總數還多。

放眼整個世界，都是這樣的狀態，美國、德國、日本等皆如此。

近年來，中國在科研領域的投入和成果正以驚人的速度發展。

那些看著“水平一般”的研究，其實也在為創新打基礎。比如材料科學領域，90%的論文都是在優化現有材料的參數，可正是這些“小改進”，最后才促成了石墨烯、高溫超導材料這樣的“大突破”。

生物醫學領域，很多重復實驗看著像“白費勁”，卻為mRNA疫苗、CAR-T療法這些顛覆性技術積累了數據。

人工智能領域，早期不少“跟風”的研究，也為后來的ChatGPT、大模型技術鋪了路。沒有“量”的積累，就不會有“質”的突破。

目前，中國正從“科技大國”往“科技強國”轉型，這個過程中，難免會出現“速度”和“質量”暫時不匹配的情況，這就是所謂的“發展中的陣痛”。

比如之前“只看論文”的評價標準，一開始是為了快速提升科研人員的學術眼界，現在已經在調整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搞“去帽子化”改革，高校試點“分類評價”，不再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科研經費“包干制”、“揭榜掛帥”這些新方式，也在讓科研人員更專注解決實際問題。

那位從副教授轉崗當保安的老師，她的遭遇確實值得同情，但更該把這事兒當成“改革的警示”。

如果考核制度得更靈活，給科研人員“試錯的空間”；評價標準得更多元，不能只看論文數量；保障機制得更完善，讓科研人員“不用為生活操心”。那高校教師的“幸福指數”是不是會高一些？

事實上，這樣的調整已經在推進了——從2024年開始，不少高校取消了“非升即走”的“一刀切”政策，改成“長聘+短聘”結合；有些省份提高了科研人員的基本工資，把安家費的發放時間縮短到3到5年。

看中國的科研圈子，不能只盯著“副教授轉保安”這樣的個案，也不能忽視“低質量論文”這樣的問題，但更要看到724萬研發人員的韌性，看到“天宮”“嫦娥”背后的創新活力，看到評價體系不斷優化的努力。

這不是“非黑即白”的事兒，而是“在發展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就像經濟轉型需要時間，科研體系的完善也得有耐心。等我們的研發隊伍從“數量多”變成“質量高”，評價體系從“看論文”變成“看成果”，科研人員能安下心來搞研究，中國科技才能真正從“跟著別人跑”變成“領著別人跑”。

而那位轉崗保安的副教授的故事，或許會成為這段轉型期里，一個值得記住的“警示信號”——它提醒我們，科技進步的最終目的，不只是造出“大國重器”，更要讓每一位科研人員都能得到尊重，實現自己的價值。

*本文基于公開資料撰寫，僅作信息交流之用，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