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漕船到鹽場：青幫形成過程中活動載體的演變

青幫是中國近代三大幫會之一，更由于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等“上海三大亨”而名震海內外。盡管青幫的起源還帶有許多神秘的色彩，其師承道脈及最終形成的時間也眾口不一，但從羅教到青幫這一演化的基本線索已無異議。本文在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依次以運河漕船、羅教庵堂、老堂船、江淮鹽場為線索，梳理從羅教到青幫演化的各個階段活動載體的變化。

一、運河漕船：羅教與水手最初結合的紐帶

羅教演化為青幫肇始于羅教在運河糧船水手中的流布，糧船水手中羅教組織的出場是青幫形成過程中的第一步。在這一階段，漕船作為水手們信奉羅教的基本活動場所，既是漕糧運輸的工具，也是水手們獲取宗教慰藉的精神家園。

我國漕運歷史悠久，發生于公元前7世紀40年代著名的“泛舟之役”，即被學界視為“漕運的肇端”，而開鑿于春秋末年的邗溝則標志著我國漕運的正式確立。自此以后，漕運制度作為一項重要而特殊的經濟制度貫通了整個封建社會乃至近代社會的前半部分，對于維系中央政府政治、軍事、經濟的正常運轉有著巨大的意義，并對各個歷史時期思想文化的發展變化產生過重要影響。

明清時期是中國漕運發展史上一個重要階段。明朝每年漕糧總數約四百二十余萬石，最初由駐扎各地的衛軍負責挽運，宣宗后，改由南方有漕糧各省衛軍承運，南方衛軍也就從駐防軍性質轉化為服勞役的性質。清初沿明舊制，亦由有漕各省衛軍挽運漕糧。后改為民運，招募沿河各省水手舵工、破產農民、肩挑負販、小手工業者承擔運糧任務。但漕糧運輸的管理和安保，仍由有漕各省的衛軍負責，衛軍改名旗丁。為方便描述，運糧旗丁、水手、舵工、纖夫等統稱糧船水手。

運糧水手生存狀況惡劣，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收入微薄。每年漕糧北渡稱為“重運”，頭工可得工價銀六兩五錢，舵工五兩二錢，水手四兩。卸貨返還稱為“回空”，舵工工價銀一兩七錢，水手一兩三錢。按照雍正年間的物價計算，糧船由南到北往返一次，水手、舵工、頭工所得銀兩，僅能購米五至七石。從回空到再次重運的幾個月空閑時間里，官府不予生活資助，糧船水手們只能自謀生計，大多靠傭趁度日，生活維艱。對此，時臣李紱奏稱：“臣奉旨催漕，留心體訪，數年以來，漕船回空凍阻……益以兒女，苦累難言。”第二，屢遭欺凌盤剝。沿途催取趲稽查官員、閘壩吏胥，各級漕運及地方官吏以及通州的倉場衙門和坐糧廳還要對糧船水手和運丁進行層層盤剝勒索。“東南辦漕之民，苦于運弁、旗丁，肌髓已盡，控告無門。”“弁丁有水次之苦，有抵通之苦。何謂水次之苦?其一為買幫陋規。幫有高低，高者丁殷易完，低者丁窮必欠。當檢運時，富弁行賄買幫，費至二三百金。”“衛丁當承運時，有衛官、幫官常例”，而且“名目數十，難以枚舉”。第三，生命沒有保障。沿途水盜土匪河寇的劫掠，風暴兇濤的襲擊，都使糧船水手們處于命懸一線的境地。如雍正三年三月十二日，糧船行至江蘇江寧地方，“大江之中忽遇暴風，幫內有被漂沒者，安慶幫五只，安福幫六只，贛州幫一只。”乾隆五十一年，興武幫五十九只糧船在山東境內陡遇風暴，多只“刮斷頭桅，船身碰散，登時沉沒”。

漕運水手每年重運和回空累計航程約六千里，長期經受漂覆貽累之苦，加之途中兇險不斷，生死難料，促使他們渴望從精神上得到慰藉。這就為羅教在水手中的流傳提供了空間。

羅教又名無為教，創立于明成化十八年，其創始人羅夢鴻，又名羅清，山東即墨人，自幼父母雙亡，由叔嬸撫養，成年后被征入伍，以運糧軍人的身份駐守密云衛，日間習武，夜晚誦經。退役后，繼續參悟人生真諦和生死輪回，尋求“出身之路”，經過十三年的“苦功悟道”終于修成正果，“到成化，十八年，始覺明心。在十月，十八日，祖成道果；正子時，心開悟，剔透玲瓏。”從而創立了無為教，以佛教相標榜，實則佛教之異端。

羅夢鴻曾為運糧軍人，終年漂泊于數千里運河之上，備嘗人間艱辛困苦，深知舵工水手對于精神慰藉的渴望。因此，在其教義經卷《五部六冊》中，羅夢鴻通過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對生死問題加以渲染，宣揚死后的可怕，悲嘆人生的短暫，抒發對常年流落他鄉者的同情，激發人們對家鄉和親人的思念。同時宣稱劫難將至，如果信奉該教，將可以得到“無生老母”的拯救，過上美好的生活等說教，對于苦難中的舵工水手來說自然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成為他們的精神寄托。所以，在明代中葉羅教興起后，漂泊在京杭大運河上的舵工水手們，便紛紛投入羅教的懷抱。而舵工水手們相依為命的漕船自然也就擔當起了數千里運河線上羅教擴散的載體。它們不僅是糧米運輸的工具，同時也是維系羅教信奉者之間的紐帶。

羅教與漕運水手開始發生聯系的大致時間是在明末。雍正七年，嘉興幫水手劉把式的師傅羅道供稱：“自羅祖至今有八輩了”，這與青幫秘籍所說的“家里歷史已經有……三百余年了”、“吾道自明末清初渡化眾生”等內容基本相符，但具體時間無從考證。

二、羅教庵堂：糧船水手羅教組織的生死依托

運河沿岸羅教庵堂的廣泛建立，是羅教在糧船水手中的影響不斷擴大的產物，既標志著糧船水手中羅教組織的正式形成，同時意味著水手們從單純的宗教精神需求向物質互助層面的轉化。

運河沿岸的羅教庵堂，至遲在明代末葉即已出現。據文獻記載：“明季時有密云人錢姓、翁姓、松江人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興羅教，即于該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經。于是有錢庵、翁庵、潘庵之名。”自錢、翁、潘“三祖”建廟傳道以后，漕運水手“相率皈依”，羅教庵堂也就逐漸成為年老無依、殘疾或窮苦水手們的駐足之處。水手們在此不僅可以住宿，而且可以得到庵堂墊給的飯食，等到來年重運得銀時再行歸還。水手年老病故之后，還可以埋葬在庵堂附近的義冢。據史料記載：“糧船水手俱系山東、北直各處人氏，回空之時，無處住歇。疾病身死，亦無處掩埋，故創設各庵，俾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由于庵堂為羅教水手提供了這些幫助，“以至日久相率歸教”，“在庵者俱系羅教，嗣因水手眾多，續又分有七十余庵。”“每年糧船回空，其閑散水手皆寄寓各庵，積習相沿，視為常事”。

羅教庵堂成為糧船水手們的互助中心之后，以羅教庵堂為活動載體的糧船水手中羅教組織也正式形成。這種糧船水手中的羅教組織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成員結構比較簡單，基本上由三部分組成，一是糧船水手，二是替糧船水手服務的手工業者，三是沿途纖夫和臨時船工；第二，呈現出亦教亦會的性質，據乾隆三十三年浙江巡撫永德查報杭州庵堂情形，謂系不僧不俗之廟宇，徒眾有吃素念經者，有不吃素念經者，這說明羅教庵堂已非純正的宗教場所；第三，形成了比較嚴格的輩分、師徒等級制度，“均以清凈道德，穩誠佛法，能仁智慧，本來自性，元明興禮，大通文學二十四字作為支派。凡拜師習教，各按字輩流傳，仿照釋教，授以三皈五戒，并誦習《泰山》、《金剛》等經，以冀各分黨羽，彼此照應。”在該類組織內部，宗教頭目既是精神領袖，又擁有世俗特權，對其徒眾有一定的人身支配權力，“一切任其教主指使，捆縛、燒炙、截耳、割筋，毫無忌憚，為害殊甚。”因此，糧船水手中的羅教組織已經與傳統的羅教宗教組織大相徑庭。

雍正五年，江淮七幫水手與浙江金衢所幫水手互毆案發，漕運水手中普遍傳習羅教的情況始為地方當局獲悉。以此為導火索，清政府開始了大規模查禁羅教庵堂的行動。浙江杭州一地即拆毀了40余處庵堂，沒收了庵堂所藏的經卷、佛像。江蘇巡撫陳時夏于雍正六年正月在蘇州等地查出閻庵、俞庵、王庵、李庵、倪庵、劉庵、馬姓庵、施茶庵、西來庵等十二處庵堂。陳時夏建議將“所有房屋盡行入官，拆變公用，以杜根株。”為防止羅教庵堂被查禁后水手們無處棲身而滋生事端，雍正年間對羅教庵堂的查禁基本上采取比較寬松的政策。雍正皇帝諭旨云：“惟在地方官隨事因人分別輕重，首倡生事者不可不懲，無知附和者量加寬宏，未有盡行解送來京之理。惟期化導愚頑，去邪歸正，以杜蠱惑人心之漸”。因此，各地方當局僅沒收庵堂的經卷、佛像，改庵堂為水手居住的“公所”，力圖改變庵堂的性質，又不激化與水手之間的矛盾，從而保證漕運的正常進行。

經過雍正五、六年的查禁，漕運水手從教者并未減少，而且居住在“公所”里的水手，不久便死灰復燃，繼續信奉羅教。以至乾隆三十三年再次查禁水手中的羅教。在此次查禁過程中，乾隆皇帝吸取了雍正年間的教訓，采取了非常嚴厲的措施。該年九月十日，江蘇巡撫覺羅永德上報乾隆皇帝，欲將浙幫水手在杭州北新關外的三十余座羅教庵堂“毀去庵名，改為公所，止許回空時暫為棲止。”此舉受到乾隆皇帝的斥責：“其惡習難返，非徹底毀禁不能盡絕根株。……況此等游手好閑之人群居一處，必至滋生事端，于地方又有何益。著傳諭永德，除本案從重辦理外，所有庵堂概行拆毀，毋得仍前留存，復貽后患。”

三、老堂船：羅教水手行幫權力系統的生成運轉

乾隆三十三年羅教庵堂被毀后，糧船水手中羅教組織的活動中心已不復存在，棲息于此的老弱病殘水手也失去了生存的依靠，于是被迫把活動中心從陸地又轉移到船上，建立了“老堂船”。老堂船的出現，在青幫形成過程中至關重要。以此為載體，幫會權力系統正式生成，糧船水手中的羅教組織完成了向漕運水手行幫的轉化。

關于老堂船最早的記錄出現在清嘉慶十三年，據“赴浙江杭州頭幫糧船拉纖”的山東流民王言供稱：“糧船上素來供奉羅祖，護庇風濤。其供奉羅祖之船名老堂船，設有木棍一根，名為神棍，奉祀羅祖之人名老官。”

新建立的老堂船，很快成為羅教水手行幫的權力中心和議事場所，由其幫中輩分最高、資格最老的“老管”組成一個管理機構。該機構比起羅教庵堂，組織更為嚴密，權力更大，執行力更強。以往管理庵堂的人，多為年老無依的水手，他們與來庵堂內棲息的水手之間，并不存在上下等級關系，僅僅靠為水手服務以賺取微利，借以維持生活。而水手行幫里的“當家”，則是對水手享有領導權的首領，甚至對入幫的水手握有生殺予奪的特權。而由當家所組成的領導階層，則是具有控制全幫的權力機構。經過如此演化，糧船水手行幫也就從過去比較松散的互幫互助組織，開始逐步向嚴密的幫會組織轉化。

隨著羅教庵堂轉移到老堂船上，糧船水手中羅教組織的性質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其宗教色彩更加淡化，幫會的互助性卻更加明顯。他們以“幫喪助婚，濟困扶危”相號召，“每水手所得雇值按名提出若干，收存生息。遇水手患病醫藥或身故買棺，則老管即于此項內酌量資助”。“是以頑蠢之輩，利其緩急有恃，樂于從事。”所供奉的“羅祖”，也從教門祖師轉變為水手行幫的行業祖師。在幫內部實行嚴格的家長制統治，“水手滋事，必送老管處治，輕則責罰，重則立斃，沉入河中”。各幫酷刑甚多，諸如燒炙、棍打、截耳、割筋等，不一而足，名之曰“替代祖法”。

早在雍正、乾隆年間分屬于翁庵、錢庵、潘庵的糧船水手，到晚清時已形成三大分支，“翁安呼為大房，錢安呼為二房，潘安呼為三房”。翁庵與錢庵共稱為老安，潘庵一系稱為新安。新安與老安之下又各分小幫，“錢安分為錢安、陸安、王安、劉安、八鮮安、嚴安六支；潘安即新安亦分四支。……嘉白幫錢安六支，翁安一支，總名為老安，每安立會首一名，為七老會。”各幫之間為了互相爭奪勢力范圍，彼此間經常發生械斗。如道光五年，浙江秀水縣城外的各幫，為了爭奪新造漕船，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械斗。最后各幫死傷數十人，情形非常慘烈。

隨著糧船水手行幫組織幫會性質的加重，其破壞性活動也日益增多，暴力和反社會傾向更加明顯。首先，他們和“風客”相結合，進行販私活動，糧船貪風客之余利，風客恃糧船為護符，大肆“盜賣漕米，滲水和沙，或私帶客貨，冒渡關津”，“隨幫風客除本分利、坐占淮鹽數十萬引綱額，勾引梟匪，肆行無忌”；其次，滋擾百姓生活，暴力活動不斷，“浙江、湖廣糧船因懷挾私忿，彼此爭斗，持戈放箭，殺傷者多。逞其兇頑，肆行無忌。又聞前歲之冬，糧船守凍在山東地方，競行搶奪，擾害居民，去歲回空，又聞強取百姓衣物。”“糧船過境時，其黨必上岸滋事，或盜或竊，無惡不作”。公然設置“溜子錢”、“窩子錢”、“性命錢”、“絞關錢”等名目向旗丁勒索，向航行運河的商船民船進行騷擾、敲詐，甚至明目張膽地用漕船阻塞河道，對通行船只索取“買渡錢”、“排幫錢”等，“受損害的商民，以州縣不肯查拿，未敢上控；州縣兌糧畏其排斥，置若罔聞。”

四、江淮鹽場：青幫最終形成的溫床

清咸豐年間，安清道友的問世，標志著羅教糧船水手行幫完成了向近代幫會的最后轉化，作為近代三大幫會之一的青幫正式形成。盡管青幫在形成過程中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但江淮鹽場在其中無疑扮演著重要角色。

咸豐三年(1853)，清廷改漕運由河運為海運，原以老堂船為活動載體的糧船水手行幫，被迫棄船登岸，另謀生計。兩淮鹽場成了首選之地，糧船水手行幫與長期活躍于該區域且素有往來的私鹽販組織青皮黨相互融合，最后形成青幫。

兩淮鹽場之所以成為糧船水手行幫向青幫轉化的根據地，是與其社會經濟環境和歷史因素密切相關的。兩淮地區自古以來就是重要的產鹽基地，鹽課至多，“兩淮歲課，當天下租庸之半，損益盈虛，動關國計”。食鹽是人們生活的必需品，歷代政府一般都對其生產、銷售實行嚴格的控制。由于各地各級鹽政衙門官吏的需索盤剝，官鹽價格高昂。在此背景下，食鹽走私便成為一條攝取暴利的捷徑，從而導致兩淮地區自古鹽梟充斥。到了清代，這一地區的鹽梟販私活動更為猖獗。乾隆五十一年江南提督師懿德曾指出：“江北江南私鹽充斥，梟徒聚眾販私，……船載由三江營處運卸，以車推擔挑各處，成群販賣，一遇巡捕人役，自恃梟眾捕寡，執械敵巡鹽人役，輕則帶傷，重則致命。”李熙也奏稱：“淮揚一帶地方，有山東、河南流棍，聚集甚多，興私販鹽……捕役寡不敵眾。”

隨著鹽梟團伙的發展，其組織也更加嚴密：“梟徒之首，名曰‘大仗頭’，其付名‘付仗頭’，下則有秤手、書手，總名曰：‘當青皮’。”他們占據碼頭，設立據點，劃分勢力范圍。歷時1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給兩淮鹽梟的發展提供了機遇。由于戰亂，清政府對這里的私鹽販運無力控制，使鹽梟活動比往常更為猖獗。

早在羅教糧船水手行幫時期，糧船水手就與販私鹽梟團伙有了聯系。據道光十一年五月鄧廷楨奏稱：“有一種匪徒盤踞碼頭，專為糧船通線散銷，從中取利，名為青皮。”這些青皮與糧船運丁、運弁有著良好的關系，“有隨幫上下為水手售私漁利者”，“有并不隨幫上下，而盤踞村鎮碼頭，窺伺糧船到境者”。

基于長期良好的合作關系，漕運改道后，羅教糧船水手行幫紛紛投向兩淮地區，與青皮黨開始融為一體，故清吏驚呼：“青皮黨、安清道友者，引類呼朋，恃眾把持”，已成“不可解之勢”。光緒十五年，清吏查明“出沒于蘇、松、太三屬”的私鹽販有“糧幫”、“光蛋”、“巢湖”三種，“巢湖最悍，光蛋、糧船時附麗以行，眾指為‘梟匪’者也”。

最早從糧船水手行幫向幫會轉化的是安徽安慶地方的安慶幫。按照李世瑜先生的研究，大約在清嘉慶年間，在安徽省安慶府的糧船水手行幫，已經在原來糧幫組織之外，獨立地結成一種秘密結社，稱作“安慶道友會”，簡稱“安慶道友”、“安慶幫”、“慶幫”。安慶道友只是青幫形成過程當中的一個典型，在江蘇淮安的安東、清河一帶，則出現了名為“安清道友”的組織。其成員最初主要在運河、淮河交匯地帶從事走私特別是販賣私鹽，同時也進行一些欺行霸市等擾亂社會秩序的非法活動。“最初的安清道友，似是以其自身的活動地點命名的，它并不具有政治內容和其他含義”。

總之，由于歷史與現實的機緣巧合，晚清漕運改道后，大量失業的糧船水手和纖夫等匯聚江淮鹽場，與當地青皮融為一體，逐漸轉化為專門從事走私、販私和搶劫活動的武裝販賣私鹽集團，這就是早期的青幫。（節選自《求索》，2014年第10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