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幽默的戰(zhàn)爭之38赫爾利協(xié)定

歷史上國共之間有一個叫做“五點協(xié)議”的文件，但是這個協(xié)議并沒有被實施。這是國共談判當中的一個關鍵事件，下面筆者來大致介紹一下，為什么這里邊有很多所謂的帶引號的誤解，或者說直接不可調和的矛盾。

五點協(xié)議的后續(xù)發(fā)展直接就是影響了戰(zhàn)后我國的政治走向。

當時的時代背景大家也都知道，這是屬于二戰(zhàn)已經接近尾聲，但是當時的人雖然不知道二戰(zhàn)具體哪天要結束，但是他們也看得出來法西斯已經日薄西山。所以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目標又開始發(fā)生了變化。

他們打算最大化中國的戰(zhàn)爭能力，共同對日作戰(zhàn)，減少美軍傷亡，雖說他們沒有本土戰(zhàn)場，任務已經是太輕了。但是便宜要占的。雖然某人讓夫人穿上旗袍送到美國講講話，拉贊助，但是效果并不好。不論是老校友還是華僑界，或者是美國的政界，很多人對他們都失去了信心。所以當時光頭的國府確實是腐敗，效率又差，軍隊總體戰(zhàn)斗力真的不行。

與此相對，我黨我軍的敵后武裝顯得特別有活力和效率，美國駐華外交官謝韋斯，戴維斯等人的報告當中，就普遍對國民黨的力量感到失望。他們一些人就建議美國政府與中共建立聯(lián)系，也是想利用我們在華北、華東等地的軍事力量，意思就是趕緊把仗打完了為上。

在很多場合當中，大家會把這個五點協(xié)議通俗說成是赫爾利的協(xié)議。

就是因為在這個背景之下，他就上場了。

帕特里克·杰伊·赫爾利 （Patrick Jay Hurley）是當時美國總統(tǒng)的特使。

他是1944年9月來華執(zhí)行他的任務，一開始他也要負責調停史迪威將軍和蔣介石之間的摩擦，后來這個事情解決了。下面首要任務就是調解所謂國共之間的矛盾，因為這是美蘇兩個大國打算制造自己的碎催（也就是小弟）的勢力范圍，進而使他們的亞洲利益最大化。

赫爾利在征得蔣政府的初步首肯之后，他在1944年11月7日飛到延安。他和我黨領導人同志們進行了為期兩天的會談。一開始這個談判還是比較順利的。赫爾利是看起來性格比較樂觀直率的那種人，他確實是帶著一個起草好的協(xié)議草案，當然是站在偏袒光頭這方面利益的立場，不過，毛澤東同志等人就對這個草案進行了根本的修改。

當然在修改的過程當中，我們已經也是進行了非常大的、高風亮節(jié)的讓步。如果按照原先他們的目的，那恐怕就是直接說黨沒了，軍隊也沒了。

新的協(xié)議草案叫做《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xié)定》（這就是俗稱的“五點協(xié)議”）。

新的協(xié)議的核心要點如下。↓

改組政府——將國民政府改組為包括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聯(lián)合國民政府；改組軍事委員會為包含所有抗日軍隊代表的聯(lián)合軍事委員會。

政治民主化——聯(lián)合國民政府應擁護孫中山關于在中國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原則，實行旨在促進進步與民主的政策。

承認所有抗日黨派——聯(lián)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所有抗日黨派的合法性。

軍隊國家化——所有抗日軍隊應遵守并執(zhí)行聯(lián)合國民政府及其聯(lián)合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同時政府應公平分配外國援助。

這份協(xié)議對我黨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外交勝利。它實際上以書面形式要求國民黨放棄一黨專政，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平等地位，并在聯(lián)合政府的基礎上實現(xiàn)“軍隊國家化”。這與共產黨長期以來的政治訴求高度一致。

毛澤東同志和赫爾利都在草案上簽了字，赫爾利認為他完成了一項了不起的調停工作，對自己的工作成果還挺滿意的。但是回了重慶可就不一樣了。

從1944年11月到1945年初，協(xié)議就破產了。

赫爾利本身覺得自己的國際調停工作卓有成效，去了重慶，結果被光頭可以說訓斥了……蔣的反應是超級憤怒和完全拒絕，在他們那一方看來，這樣的協(xié)議就是對國府的政權和法統(tǒng)的致命威脅。蔣介石看法就是，如果承認各黨派，尤其是共產黨的合法性，而且如果組建了聯(lián)合政府的話，就瓦解了國民黨一黨訓政的法理基礎。

他堅持政令軍令統(tǒng)一是談判的前提。也就是說他一個勁兒要求我黨必須先交出我軍和根據(jù)地然后國民黨才能給所謂的合法地位。也就是說把人剝光了，架空了，然后給你個虛名，在這之后就裝口袋里打了。

在上次沒有自己的紅軍之前，大革命怎么失敗的？誰也不是失憶了。

蔣和他的集團代表的是什么人的利益？我黨我軍代表的是什么人的利益？這個不用說，大家都知道這是云泥之分。

所以光頭的要求就是和這個協(xié)議當中先說政治民主化，然后軍隊國家化的邏輯完全相反。

他們提出了完全對立的三點反建議。

第一條是中共的軍隊改編為國軍，歸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管轄。這和改編八路軍的時候又完全不一樣了。

第二條是要求中共政府“遵令依法”成立。也就是說遵守他的命令和依照他的法律。其人員需由中央政府委派。這就是交槍交出根據(jù)地，還得讓他管。

第三條，最后的一條也就是把所有實質性的東西都剝掉之后。才說給中國共產黨所謂“合法地位”，也就是讓人掛一些虛職，給一些委員的職位。

那么直接用通俗的話說，就是要求我黨放下所有的武裝然后承認這個光頭政府，無條件投降。那跟引頸就戮有區(qū)別嗎……然后恐怕會比1927年還慘。

那么赫爾利這種本身是共和黨的，他的態(tài)度本來就是從美國的戰(zhàn)略利益出發(fā)，認為只有光頭政府才能代表一個為他們所用的中國，他當然也迅速改變了立場。很多研究者說這叫背信棄義，其實這只是從他的代表的利益集團角度出發(fā)，談不上什么政治信用。所以他就背棄了他在延安簽字的協(xié)議，轉而開始對我方施加壓力了。所以他就變成了國府那方面利益的支持者。那么赫爾利的這個轉向也就導致了他和當時了解中國實情，主張更靈活對共政策的美軍駐延安觀察組和駐華大使館的外交官等等發(fā)生了一些嚴重的沖突。比如說迪克西使團和謝韋斯等等，這些人的態(tài)度相對科學一些。但是赫爾利的力度比較大，所以他們就把這些中國通排擠出了中國事務的決策圈。

后來周恩來同志在1944年12月重返重慶進行談判。但是國府方面沒有什么誠意，而且堅持三點反建議。

那么1945年2月的時候，周恩來同志返回延安，就標志著這次國共談判徹底破裂了。毛澤東同志隨后發(fā)表了評論，批評了赫爾利“扶蔣反共”的政策。后來歷史上那個雙十協(xié)定在語言的語氣上是還說得過去的，只不過我們做出了巨大的讓步，但是他們還不愿意。就是筆者說的，代表的階級利益是互相不調和的。

這個所謂五點協(xié)議的破產，等于是關上了和平的大門。所以他就表明了國民黨根本不愿意通過政治改革和權利分享來和平解決問題，因為他們要是真的這樣做的話，他們就會被人民解決掉。底線已經是不叫底線了，他的底線叫做反人民，是獨裁。這就使得和平建國的可能變得約等于零，非常渺茫。赫爾利的行動也標志著美國當時對華政策，就是彈性政策的一個結束，在這之前還算是援華抗日，從這個時間點開始叫做“扶蔣反共”是公開的和主導的，等于這個時候作為對華政策的定型。當然這也和后來和新中國的敵對的一個狀態(tài)就埋下了伏筆。

蘇方的態(tài)度也是沒有拿出陣營里老大哥的樣子，首先他們并不相信我黨我軍當時能夠帶領人民獲得解放，然后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當然希望遠東越安靜越好，保持原狀最好。所以做了很多妥協(xié)和退讓，并且他們聲稱蔣政府是所謂“唯一合法政府”，還有他們直到最后才開始對日宣戰(zhàn)，也就是1945年8月9日凌晨開始的八月風暴。 宣戰(zhàn)的時間是莫斯科時間1945年8月8日晚上，就像童話寓言故事當中說的那樣，大家一起拔蘿卜，拔了最后一下，然后他覺得他贏了。

盡管五點協(xié)議本身是失敗了，沒有執(zhí)行過，但是我們通過這個過程贏得了輿論和道義的優(yōu)勢。

這叫做我們政治上的勝利，向全國人民和世界展示了尋求和平，民主建國的誠意，以及國民黨頑固堅持獨裁的本質。這一次也讓很多同志和群眾們都徹底放棄了對美國和國民黨的幻想，大家本來抗日的時候是盟軍，但是光頭政府的很多戰(zhàn)區(qū)都是以剿共為先，這個大家都知道。這次五點協(xié)議的失敗，就讓同志們堅信只能依靠武裝斗爭來爭取真正的人民解放。所以說解放要靠人民自己，一切勝利都是人民的勝利，而不是靠大國的調停，因為大國只會給自己撈利益。赫爾利對國共之間的問題是非常認識不夠的，這因為他是站在美國的利益角度上。那么光頭政府絕對不讓步的這個獨裁決心，也讓人民看到他們是沒指望的。這其實代表著二戰(zhàn)之后，我們中國的兩種走向、兩種前途和兩種命運，是不可調和的，是完全對立的，而且我們只能選一種，現(xiàn)在我們選對了。

總體上說，毛澤東同志與赫爾利在1945年達成的五點協(xié)議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在抗日戰(zhàn)爭末期為促進國內和平、實現(xiàn)國家統(tǒng)一所作出的重要努力。這一協(xié)議體現(xiàn)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推動社會進步和民族復興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始終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為中國的和平與發(fā)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一路走來，歷史發(fā)展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我們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xù)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