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40余年，伊朗女性仍不能合法摘下頭巾

◆穿戴頭巾的伊朗女性。

文/亦凡

編輯/漆菲

伊朗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成員穆罕默德·禮薩·巴霍納爾的幾句話，近來掀起輿論巨浪。

他在10月初公開表示，通過強制頭巾法來治理國家的時代已經結束了，自己從一開始就不相信佩戴頭巾這回事，“強制戴頭巾的法律不是必須遵守，而且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協商后，議會通過的所謂《貞潔與頭巾法》已被暫停實施”。

◆巴霍納爾是伊朗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成員。

這些話一度引起誤讀，被認為是伊朗不再強制女性戴頭巾，這種誤解也基于巴霍納爾的身份——他所在的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由伊朗最高領袖直接領導和任命，并作為最高領袖的顧問角色，實權極大，可監督政府各部門。

強制戴頭巾的規定捆綁了伊朗女性幾十年，因而巴霍納爾的言論一度使人振奮。但這僅僅是他的個人表態，無論其是否作為來自統治階層內部的試探，一則無法撼動既定法律，二則他在強硬派的攻擊下很快收回言論，表示應對挑戰規定的人進行懲罰。

由此看來，距離撬動并廢除頭巾強制令，伊朗女性還有漫長的征程。

引發保守派強烈批評

在伊朗，頭巾不僅是服飾，而被刻意強化為一種象征和價值觀。

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婦女戴頭巾成為宗教義務，甚至明文寫入法律中。伊朗《伊斯蘭刑法》第638條規定，在公共場合“未佩戴適當的伊斯蘭頭巾”的女性將面臨10天至2個月的監禁，或被處以罰款。

為了強迫女性遵守該規定，道德警察在伊朗各處巡查，監視女性著裝，他們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決定女性著裝是否合格并且是否要拘留她們。警察會將他們認為不合規的女性帶走，要求她們的家人帶來“合適的”衣服，她們會遭到訓斥，被要求簽署書面承諾不再違反規定。

近年來，被懲戒的不僅是女性，如果咖啡館、餐廳未能執行頭巾規定，也將面臨關閉風險。而所謂的“公共場合”也不限于學校、辦公室等地，甚至擴展到車輛內。在交通監控攝像和公眾舉報的“幫助”下，如果一輛車內坐著未佩戴頭巾的女性，這輛車會收到短信警告，嚴重的情況下車會被沒收。

◆伊朗道德警察有權在街頭逮捕穿著不合規定的女性。

至于巴霍納爾提到的《貞潔與頭巾法》，則是伊朗當局為了進一步強制女性戴頭巾而做出的立法嘗試，2024年11月得到了伊朗議會的通過。

新法規對于頭巾問題的要求更為嚴苛，對于罪名的判定更加模糊，卻擴大了監督機構的權限，女性如果違反該規定，無論面臨的罰款還是監禁都要更加嚴厲。如果這一法律付諸實施，甚至允許對女性判處死刑。

然而這個法規當前僅止步于議會，具體實施在行政和司法層面都沒有展開，如巴霍納爾提到的，該法沒有得到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支持，事實上處于被擱置的狀態。盡管如此，《伊斯蘭刑法》中關于戴頭巾的規定并未被廢止，這意味著當局依然有權力懲罰不遵守頭巾規則的女性。

巴霍納爾的言論固然可以被解讀為一種樂觀信號，他作為保守派高層的一員，公開對頭巾制度表達了否定，似乎暗示著傳統力量的松動。然而他的個人表態無法輕易動搖根本制度，對既定規定改弦更張，需要付出極高的政治成本。

不僅法律難以更改，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也始終將戴頭巾、穿罩袍視為伊斯蘭體制的基本標志，且是對婦女最好的保護。他認為，這樣的著裝不是女性從事政治、科研和社會活動的阻礙，而且關聯到女性的貞潔，聲稱“貞潔是女性最重要的品質，我們不能置此于不顧”。

2023年4月，哈梅內伊曾就頭巾問題發表講話，當時國內剛剛經歷了“頭巾革命”，但他堅稱，無論在宗教還是政治上，對頭巾的漠視都是被禁止的。當巴霍納爾掀起輿論漩渦后，哈梅內伊對此事沒有新的表態，這足以表明他的立場。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曾就頭巾問題發表講話稱，無論在宗教還是政治上，對頭巾的漠視都是被禁止的。

巴霍納爾的言論引發伊朗強硬保守派的大肆撻伐。雖然他只是宣稱不相信戴頭巾這回事，但被指責為“提倡裸體”，捍衛所謂“赤裸、野蠻的西方制度”。

有人稱，巴霍納爾關于頭巾的錯誤觀點“為進一步打破規范開辟空間”，還有人指責他和用戰爭陰影恐嚇國家的人沒有區別，甚至呼吁檢察官辦公室處理他。

伊朗強硬派媒體《凱漢報》寫道：“我們遺憾地看到，像巴霍納爾先生這樣的人，要么是因為宗教知識嚴重匱乏，要么是出于政治動機，走上重復西方化潮流‘陳舊’腐朽思想的危險道路，并且有意無意地采取措施協助敵人反對伊斯蘭頭巾的戰略計劃。”

穆罕默德·阿克巴里（Mohammad Akbari）是伊朗最高領袖駐全國清真寺事務代表，他在不點名的情況下質問巴霍納爾說，“你是誰，竟敢這么說？誰允許你這么說？你為什么要代表體制說話？”

一些議員甚至提醒他要牢記自己的“家族歷史和家族當中的烈士”，并稱巴霍納爾“愧對真主黨成員的鮮血——正是這些人把他推上了權力的頂峰”。

巴霍納爾所在的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也與之割席，委員會發言人穆赫辛·德納維（Mohsen Dehnavi）表示，巴霍納爾的言論“不代表委員會的官方觀點或法律立場”。

遭受上述攻擊后，巴霍納爾不得不立刻改口。他表態說收回此前言論，并稱：“在我們的體系中，界限必須明確。任何人違反這些規范，都應該和違反安全或經濟規則的人被同等對待。”

頭巾引發的漫長博弈

雖然法律尚難得到更改，但伊朗女性的抗爭從未停止。

如今在伊朗大城市街頭，很多女性不再戴頭巾，即便佩戴也只是隨意搭在肩上，一小部分女性甚至會穿短袖或者覆蓋到膝蓋以下的褲子和裙子。雖然小城鎮敢這么做的女性比例更低一些，但人們對于女性權利的認識的確在發生變化。

◆德黑蘭街頭經常能見到不戴頭巾的伊朗女性。

盡管被逮捕或監禁的風險依然存在，但這些女性堅持如此，不戴頭巾的自由，也是對統治者的公開反抗。也有人會把頭巾放在包里，以備隨時應對道德警察。

這些年來，不戴頭巾的女性數量逐漸增多，最近一次重要轉折是2022年的“頭巾革命”。當年9月，伊朗女子阿米尼因為頭巾問題被警察逮捕，并在遭受暴力后死亡。她的遇難激起了遍及伊朗全國的憤怒，女性走出家門，摘下頭巾并公開焚燒，以此明志。

◆阿米尼之死在伊朗掀起大規模抗議活動。

抗議活動最初以“女性、生命、自由”為口號，但逐漸擴展到對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反對。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這場示威活動可以說是伊朗政府面對過的最大挑戰之一。安全部隊對示威人群加以鎮壓，導致500多人死亡、2.2萬人被拘留。政府一度將道德警察撤離街頭，但不久后又悄悄恢復，對相關著裝要求依然嚴格。

作為改革派的新總統佩澤希齊揚最近在接受福克斯新聞采訪時表示，他不認同“強制佩戴頭巾”的做法，并認為“強制手段無法維護宗教價值觀”。但他補充稱，他的政府并不想讓這個問題升級，而是希望“緩解由此引發的社會和政治緊張局勢”。

佩澤希齊揚對于《貞潔和頭巾法》的態度則更為務實，并在實際上凍結了此法。他的出發點很實際，他曾在電視采訪中提到，“執行后可能會引發社會沖突和動蕩”的法律將適得其反。

◆改革派總統佩澤希齊揚在頭巾問題上相對不那么保守。

德黑蘭新視野戰略研究所主編穆罕默德·阿里·薩諾巴里認為，部分政治人物——例如佩澤希齊揚和巴霍納爾——所表達的立場并非代表伊朗政權的官方立場，而是出于個人和黨派的考量，以及通過爭議性的言論來吸引公眾輿論的企圖。

薩諾巴里在接受半島電視臺采訪時指出，伊朗領導層和官方機構并未像人們所宣傳的那樣，強制女性佩戴頭巾。相反，他們認為頭巾和伊朗伊斯蘭服飾一樣，是文化和宗教認同的一部分，是維護家庭和社會健康的必需品。

對此，他解釋稱，自2022年以來，不遵守佩戴頭巾規定的現象發生了質的變化。在某些層面上，它已經成為一場抗議和政治運動；而在其他層面上，它成為制造兩極分化和社會危機的工具，一些與美國、英國和以色列存在關聯的媒體更是在火上澆油。

眼下的伊朗政府可謂內外承壓：對外要應對來自以色列的武力威脅，核計劃面臨的壓力倍增，制裁始終高懸頭上；對內則面臨經濟發展停滯、通脹和失業率高企的局面，普通人生活壓力極大。

這種局面也為如今伊朗女性爭取高壓下的一絲自由創造了可能性，而過去幾十年來，她們都沒有放棄努力，也做出了許多犧牲。

伊斯蘭革命以前，巴列維王朝曾下令女性禁止戴面紗和頭巾，鼓勵西化，但1979年后一切出現逆轉。當時，上萬名女性在德黑蘭進行抗議，最終被政府鎮壓。隨著政府對于女性穿著的管制愈發嚴苛，并將其寫入《伊斯蘭刑法》，女性只能通過改變頭巾的顏色、松緊、戴法進行日常抵抗。

◆伊朗伊斯蘭革命前，巴列維王朝曾推動社會風氣的西化。

到了21世紀，媒體和網絡給女性創造了新的戰場。她們通過圖像、文字等方式記錄下不戴頭巾的日常生活。2017年，伊朗女性發起“星期三白頭巾”運動，換下常見的黑色或彩色頭巾，以白色表達對個人權利的追求。

其中最具象征意義的一次抗爭來自維達·穆瓦赫德，她站在伊朗革命街的一座電箱上，將摘下的白色頭巾綁在棍子上揮舞。她隨后被捕，但也因此激勵了許多女性。她們紛紛在社交媒體上傳不戴頭巾的照片，有人在公共場合摘下頭巾，致敬這位“革命街女孩”。

不過，反頭巾不能說是伊朗女性的集體共識，在鄉村或更傳統的地區，有些女性反對同胞摘下頭巾。比如在什葉派圣地庫姆，保守派的影響力依然強大。

但在大城市、受教育程度和世俗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反對強制佩戴頭巾仍是大勢所趨。去年7月的一項民調顯示，68%的受訪者反對政府對不戴頭巾的女性實施嚴格處罰。無論男女都認為這是個人選擇，至少不應該因為不戴頭巾而遭到懲罰。

在德黑蘭街頭，無論是富人居住的北部郊區還是南部的工人階級社區，都會經常看到不戴頭巾的女性。即使是周末的白天，也能在主要公園看到不戴頭巾的女性。

很多伊朗人堅信，這種變化發生后難再逆轉，即便政府不會輕易改變立場，女性的抗爭也不會歸零。哪怕只是日常的抵抗，也可能在剛性的制度上撕開裂隙。

排版 /劉浩

你認為伊朗頭巾相關的法律改革最大的阻力源于何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