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8日,103歲的楊振寧在北京逝世。這位世界級的物理學家走完了他漫長的一生。從安徽合肥的小巷,到美國普林斯頓的頂尖學府,再到諾貝爾獎的領獎臺,最后回到清華園安度晚年,他的名字早已不只是一個科學家的符號,更成為幾代中國人共同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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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林總總的紀念文章中,我以為,要紀念楊振寧先生,不僅因為他和李政道一起發現了“宇稱不守恒”,改變了人類對自然規律的理解,更因為他在人生后半程,用實際行動回答了一個更現實的問題:一個頂尖科學家,到底該怎么為自己的國家做點事?或者說,他帶給這個民族和人們的啟蒙,除了科學層面外,是否還能涵蓋更多、更深遠的層面。
回國后,楊振寧做的事很多。他是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的創辦人,推動設立了“求是獎”“吳健雄物理獎”等多個學術獎項,也是“科學探索獎”的發起人之一。他親自給清華本科生上物理課,幫助學校發展冷原子、凝聚態等基礎學科。他還利用自己的國際影響力,幫很多中國學者走出去交流。這些貢獻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著。
但真正讓人記住的,或許不是這些,而是他在2016年以84歲高齡公開反對中國建造大型粒子對撞機這件事。這看似是一場科學界的內部爭論,事情本身并不稀奇,但由此國引發了廣泛而激烈的公開爭論。爭論的意義,遠超科學決策本身,它觸動了一個長久被回避的命題:我們是否允許,甚至鼓勵,一種不那么“中國味”的思維方式存在?
所謂“中國味”,常被理解為中庸、含蓄、避讓、妥協。從儒家的“溫良恭儉讓”到道家的“知足不辱”,再到民間的“難得糊涂”,中國文化傳統中始終彌漫著一種對沖突的回避、對異議的消解。在公共事務中,尤其在涉及國家重大投入的議題上,共識往往被等同于團結,質疑則容易被視為不合時宜,甚至不忠。這種思維慣性,在科技領域尤為明顯——“集中力量辦大事”被視為優勢,而公開辯論則可能被看作內耗。
那時候,國內有一種情緒:我們在高鐵、航天等領域已經追上了世界水平,那在基礎科學上,也該建一個“超級工程”來展示實力。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長王貽芳等人認為,中國有能力也有必要建大型對撞機,引領全球高能物理研究。數學家丘成桐也表示,中國已足夠強大,應該為人類科學進步承擔更大責任。
就在大家紛紛支持“上大項目”的時候,楊振寧站出來說“不行”。他在文章《中國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對撞機》中講得很清楚:這個項目可能要花上千億,而美國過去就因類似項目預算失控而中途下馬;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教育、醫療、養老這些民生問題還有很多欠賬;高能物理雖然重要,但短期內很難帶來實際應用。他建議,不如先把錢花在培養人才、發展關鍵技術上,比如超導材料,這些反而能在更多領域發揮作用。
這話一出,立刻引起很大爭議。一位本領域的權威人物,公開反對自己專業內的“旗艦項目”,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甚至有人批評他“拖后腿”。
當然,楊振寧的觀點一處,也發了王貽芳、丘成桐等頂尖學者的公開回應,形成了一場罕見的、高水平的公開論戰。
這場爭論的“不中國味”,正在于它的直接、尖銳與不妥協。它沒有停留在“委婉建議”或“內部討論”的層面,而是將分歧擺上臺面,用數據、邏輯和價值觀進行交鋒。楊振寧沒有因自己年高德劭就選擇沉默,也沒有因話題敏感就避重就輕。他堅持認為,科研投入是資源配置問題,必須算經濟賬、民生賬,而不僅僅是科學賬。這種思維方式,不講“情面”,不求“和諧”,只問“對錯”與“值不值”,與傳統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處世哲學格格不入。
但正是這種“格格不入”,才顯得尤為珍貴。一個社會的成熟,不在于它有多少共識,而在于它能否容納分歧。科學的本質是懷疑與證偽,而不是盲從與崇拜。楊振寧的異議,不是對科學的否定,而是對科學精神的捍衛。他提醒我們,真正的進步,不在于建多大的機器,而在于有沒有能力進行獨立、理性的討論。當一位泰斗敢于對主流說“不”,而同行又能以理服人而非以勢壓人,這種健康的學術生態,比任何大科學工程都更值得珍視。
更難得的是,他敢說不一樣的話。在大家都喊“沖”的時候,楊政寧說“等等”。按照中國傳統的人情世故,楊振寧完全可以閉嘴,安安穩穩地當他的學術泰斗。但他選擇開口,哪怕面對質疑。科學的本質是懷疑和討論,而不是一致鼓掌。
同樣也要為這場爭論中,楊振寧的“反方”鼓掌。盡管爭論激烈,但雙方始終在學術框架內交鋒。面對楊振寧從項目成本、民生優先、技術外溢等角度提出的質疑,王貽芳、丘成桐等人則從科學前沿、長遠布局、國際引領等維度進行回應。雙方均以專業角度的論證為支撐,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未訴諸情緒化指責,也未上升為人身攻擊。這種理性辯論的氛圍,體現了一種成熟的學術品格——分歧不必導致對立,觀點不同仍可相互尊重。它表明,科學問題可以也應當通過科學的方式解決,這正是現代科研生態健康發展的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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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楊振寧的觀點不一定全對。十年后,歐洲核子中心通過LHC發現希格斯玻色子,驗證了標準模型的最后一塊拼圖。但這場爭論的價值,不在于誰對誰錯,而在于它讓我們停下來想一想:當我們一心想著“趕超歐美”,是不是也在重復別人走過的彎路?美國當年就是因為追著建大項目,結果拖累了其他基礎研究。如果中國也這么干,代價可能更大。
更深層的問題是,所謂的“趕超邏輯”容易滑向“唯規模論”和“唯速度論”。仿佛只有造出更大的東西、取得更快的突破,才算成功。但歷史告訴我們,真正的創新往往來自長期積累,而非短期沖刺。
如果這種思維壓制了多元聲音。當“趕超”成為唯一正確的目標,任何質疑都會被貼上“保守”“不愛國”的標簽。人們不再討論“該不該做”,而是爭論“如何做得更快”。這恰恰是楊振寧最警惕的。他一生強調“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反對浮躁與虛榮。他深知,一個健康的科學生態,需要允許不同意見共存,需要容忍“慢思考”,需要尊重專業判斷而非政治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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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楊振寧留下的最寶貴東西,不是他的論文,也不是他建的研究院,而是一種態度:不盲從,不迎合,不為了名聲妥協,堅持用自己的腦子想問題。他在耄耋之年,對主流說“不”,其實也是在提醒我們,一個國家真正強大的標志,不是能造多大的機器,而是能不能容得下不同的聲音,能不能進行理性的對話,能不能在熱鬧中保持清醒。
楊振寧留給國人的遺產,因此超越了具體科學貢獻。他用行動證明,一個學者,可以既深愛自己的國家,又不回避提出尖銳批評;可以尊重傳統,又不被傳統束縛;可以年過九旬,仍保持思想的鋒利與獨立。他留給中國的,不是一套標準答案,而是一種提問的勇氣,一種辯論的習慣,一種不懼“不和諧”的清醒。這種遺產很“不中國味”,但或許,正是這種“不中國味”,才能推動中國真正走向一個理性、開放、自信的現代文明。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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