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入額報告，該由誰“判決”？

這封來稿，來自一位曾經的法官助理。她在法院待了八年，把青春留在了審判席前，最后還是不忍地選擇了離開。她的故事里面有我們一些小伙伴的影子——那種剛入行時眼里有光的樣子，還有后來在現實和各種規則之間感到的無奈。“我的入額報告，該由誰‘判決’？” 她的問題很戳心，她的故事，或許會讓你感同身受。

抽屜最底下，壓著畢業時在模擬法庭拍的那張照片。法袍是租來的，皺巴巴不太合身，手里的塑料法槌卻被我攥得死緊，對著鏡頭笑出了一口白牙。那時常跟同學說，以后非得進真正的法院，敲響真正的法槌，讓判決書上落了自己的名字。

八年過去了。指尖劃過泛黃的相紙，心里還是會咯噔一下——2020年冬天，我還是遞了辭職信，帶著一身案卷的油墨味，離開了那個曾經讓我做夢都想進去的地方。

2012年畢業，律師行情正火。同寢的阿玲進了律所，第二年掙的就比我兩年還多。過年聚會，她挎著新買的包，說案子已經排到下半年了。我拿著法院的實習工資，租住在城郊，每天擠一個鐘頭公交上班，卻總覺得前頭有光。單位老同志說，好好干兩年書記員，就能提助理審判員，雖說沒有最終簽發權，但能主持庭審、敲法槌，也算半個法官了。我每天最早到辦公室擦桌子、整理卷宗，最晚一個下班核對筆錄，午休就抱著老法官的判決書反復啃，連標點符號都琢磨，就盼著哪天判決書落款處能寫上自己的名字。

2015年，我真當上了助理審判員。第一次獨立開庭前，我把案卷翻得卷了邊。開庭前半小時，我在休息室反復比劃敲槌的力道。那場庭審的判決書，初稿是我一個字一個字斟酌著寫的，雖然最后簽發的還是審判長，但他只改了幾個詞。我把那份判決書復印了一份珍藏起來，那是我職業生涯的里程碑。

可司改一來，眼前的路變了。入額要遴選，名額掰著手指都數得過來。更憋屈的是，院里開始頻繁從其他單位調人過來當法官助理——有司法局搞行政的，有檢察院管檔案的，等等。2017年調來的李姐，之前在區檢察院做中層副職，剛來時分不清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的順序。可就因為符合資格，二年就順順當當入了額。她第一次作為審判長開庭，流程都搞倒了，休庭時我偷偷把她拉到一邊，把要點寫在便利貼上塞給她。

我桌上的卷宗堆得比電腦還高，每年辦案數在庭里排第一，大部分判決書的初稿都出自我手，文書評查回回優秀。可入額名單上從來不見我的名字。2019年年底，我又去找庭長。他嘆了口氣：“名額就這幾個，上面要考慮各種因素，你再等等，下次一定有你。”我看著他那杯涼透的茶，突然就沒了力氣——這已經是第三個“下次”了。

比我早進法院的老張已經走了。他當了十年法官助理，頭發好像都等白了，最后考到區司法局當了個副科長。臨走前跟我說：“實在熬不動了，在那邊至少能解決個職級，不用再看著別人拿著我寫的判決書去敲法槌，自己連署名的資格都沒有。”

2020年冬天來得特別早。下第一場雪的時候，我正整理年終卷宗。看著雪花一片片蓋住法院的門牌，手里剛寫完的判決書，又一份需要送去給入額法官簽名的文書，眼眶突然就熱了。那時我已經查出了頸椎病，神經衰弱也感越來越重，電話鈴一響就心慌。

更堵心的是，我連開庭的資格都沒有。幼小的女兒常問：媽媽，你為什么從來不穿法袍呢？” 我答不上來！過年回家，年邁的母親拉著我的手勸我別太死心眼。看著她鬢角的白發，我突然覺得自己特別不孝——八年了，沒讓父母分享過一次我心底的快樂。

辭職報告被批準的那天，我在法院門口站了很久。看著同事們抱著卷宗匆匆忙忙上下樓，看著有人穿著法袍去開庭，眼淚還是沒忍住。我摸了摸口袋里那張磨得發白的門禁卡。收拾東西時，我把那份珍藏的、自己起草的第一份判決書復印件，這張門禁卡，還有畢業時那柄塑料法槌，一樣樣收進紙箱。抱著箱子走出法院大樓時，我回頭望了一眼這棟熟悉與不舍的大樓，心里空了一大塊——我寫了上百份判決書，卻從來沒能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名字。

現在我在一家國企做合規，不用再面對堆積如山的卷宗。可每次路過法院，還是會停下腳步多看幾眼。看見有人穿著法袍從里面走出來，總會想起當年的自己，那個攥著塑料法槌、眼里有光的姑娘。可我從不后悔當初選擇走進法院，只是遺憾，沒能走到最后。如果重來一次，我大概還是會選法院這條路，只是希望，努力能被看見，付出能得回報，讓每一個用心辦案的人，都能堂堂正正地在判決書上，寫下代表責任與公正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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