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失四個孩子一個妻子 巴勒斯坦傳奇記者拒絕向以色列屈服

俄羅斯媒體10月16日報道，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實體殘忍奪走了巴勒斯坦傳奇記者莫塔塞姆·艾哈邁德·達魯爾的一切（其中包括懷孕的妻子），但他絕不屈服，要繼續揭露猶太復國主義實體的滔天罪行。

巴勒斯坦記者穆塔塞姆·艾哈邁德·達魯爾來自加沙市。他曾在倫敦學習國際新聞學，目前是《中東觀察》的專職撰稿人。

在這場復國主義實體制造的種族屠*殺中，他一直生活并工作在加沙，為了講出真相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他依然堅定地決心，繼續報道自己人民的苦難，以及以色列占領者對他們犯下的罪行。

在過去兩年里，穆塔塞姆·艾哈邁德·達盧爾一直沒有離開加沙市，盡管他已經被強迫流離失所13次。自從他的家園在2023年11月遭到襲擊并被摧毀后，他和家人不斷輾轉，逃避以色列的地面進攻。他們目前住在帳篷里。

2024年2月底，一次以色列占領軍的空襲擊中了他鄰居的房子。達盧爾三歲的兒子阿布·貝克爾和他深愛的妻子莉哈姆——當時正懷著身孕——被埋在廢墟之下，當場遇難。達盧爾悲痛欲絕。

他說：

我和她一起度過了非常美好的生活，非常美好的歲月，充滿了愛與溫情。我非常愛她，她也非常愛我。她很美。我的妻子是在極度饑餓的情況下被殺的。

據達盧爾所說，那天他們的晚餐只有一罐玉米罐頭，根本無法緩解妻子的饑餓。于是黎明時分，他前往加沙市西部一個有時會有救援組織分發食物的地區，想為饑餓的妻子找點吃的。

像我這樣的人——我今年45歲——要在年輕人擁擠的人群中擠過去領取任何形式的援助，實在很困難。但我終于在一個人手中找到了一袋面粉，他把那袋面粉給了我。我讓我的兒子易卜拉欣把面粉帶回家。

一個小時后，易卜拉欣回來了，帶來了噩耗：以色列的一次空襲擊中了他們鄰居的房子。達盧爾的妻子和三歲的兒子已經遇難。

他的兒子和女兒也在襲擊中受傷。

我趕到妻子娘家附近，向她和我兩歲的兒子阿布·貝克爾作了最后的告別。然后我抱起兒子的遺體，親戚們抬著她的遺體，我們把他們葬在一處臨時墓地，因為我們已經無法到達過去埋葬親人的公墓。

在他的妻子和兒子被殺的前一天，達盧爾在社交上發布了以下內容：

據穆塔塞姆·艾哈邁德·達盧爾所說，他和家人一直飽受食物短缺之苦，在這場種族屠殺中已經三次經歷饑餓。他回憶說，第一次——也就是妻子遇害、而他無法養家糊口的那段時間——是最艱難、最痛苦的。

他傾訴道：

有一天，我的一個孩子向我討吃的，可我找不到，找不到，什么都找不到。我離開了家，大約一個小時后，他跟著我來到我和朋友們待的地方——離家不遠——又央求我給點吃的，但我還是找不到任何東西。
我開始哭，抱住他，因為我實在沒辦法給他弄點吃的。我們都餓極了。
我自己瘦了40公斤，從158公斤掉到118公斤。哪怕我是個億萬富翁，也依然難以活下去——因為直到現在，食物依然極度短缺，而我必須花極高的價錢才能買到極少的食物。

到了五月，也就是妻子和年幼的兒子遇害后三個月，達盧爾帶著其他兒子回到那片曾經是他們家的廢墟，想找些冬衣，因為市場上已經買不到了。許多鄰居也在那里，目睹滿目瘡痍的景象，在瓦礫間尋找遺物。就在這時，毫無預警地，槍聲響起，達盧爾21歲的兒子被擊中，當場身亡。

他回憶說：

突然間，一名狙擊手或一輛坦克向我們開火，我立刻看到我的兒子——葉海亞——頭部中彈，倒在地上。我們趕緊逃跑，我和其他孩子、鄰居們一起。由于槍聲密集，我們不得不把他留在地上。整整一周之后我們才得以回去——那時我們看到他的遺體，坦克已經從上面碾過。

穆塔塞姆·艾哈邁德·達盧爾說，他與第二任妻子莉哈姆所生的小孩，在母親和兄弟去世后，受到了極大的打擊：

他們非常傷心。每次他們問我，發生了什么事，我就告訴他們：他們去了天堂。
他們問我：“媽媽在哪里？”我告訴他們：“她在天國。”
然后他們說，他們也想去找她，想見到她或和她團聚。
可我告訴他們：“我們不能去，除非以色列占領軍把我們殺死。”
所以他們祈禱以色列的占領軍能開*槍打*死他們，好讓他們去見到媽媽。
當我的兒子們被殺時，他們也問我，他們是不是已經去了媽媽所在的地方。

達盧爾說，在停火前的幾天，他心情很好，和朋友、家人（包括他的兒子易卜拉欣）一起慶祝，憧憬停火生效后他們要做的事情。

但當特朗普宣布停火那天，易卜拉欣已經不在了，也沒有任何慶祝。

易卜拉欣曾在加沙市幫忙經營家里的超市，但超市在開業僅兩個月后的2023年11月就被轟炸摧毀。之后，他成了街頭小販。以色列占領當局對加沙市民展開了一場有意的“饑餓行動”，企圖迫使他們向南遷移。城西的齊基姆過境點和拉希德街都被封鎖，意味著沒有任何食物能夠運進加沙北部。

據達盧爾說，易卜拉欣和他的朋友堅持要去南部帶回一些食物。
但易卜拉欣再也沒有回來。

以色列在停火前一天殺*害了他。

達盧爾說：

停火的第一天，有人告訴我的朋友，我的兒子在拉希德街的納布爾西環島附近被殺。第二天，我們和志愿者及民防人員一起去接他的遺體，發現他可能是在兩天前被殺的。他當時已經訂婚，他的未婚妻非常愛他，也非常依戀他。當她知道他被以色列占領軍殺害時，她崩潰了。這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非常非常痛苦，而他們的死亡對我影響巨大。這是我在這場種族屠殺中失去的第三個兒子，同時也失去了我的妻子。

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實體占領當局不僅多次針對巴勒斯坦記者，還針對他們在加沙的家人，試圖控制輿論，限制世界了解其眾多戰爭罪行和反人類罪行的信息傳播。

記者們遭受威脅、拘留、酷刑甚至殺害，媒體設施被摧毀，外國記者進入加沙地帶的通道被禁止。

以色列系統性打壓新聞界，是一種有意的策略，不僅為了讓目擊者噤聲，還為了阻止對以色列在加沙軍事行動的批評，并通過傳播不真實的事件版本維持國際支持。但這種策略的影響不僅局限于加沙的種族屠殺。

穆塔塞姆·艾哈邁德·達盧爾在種族屠殺期間多次受到“以色列特工”的威脅，被要求停止報道，而許多特工和活動人士也在網絡上散布關于他的虛假信息。但他表示，這些事件早在2023年10月之前就已發生：

2018年，當我報道“大回歸大游行”時，以色列占領軍直接威脅我，說“我們會追殺你”。游行每周五舉行，下一個星期五，我胸口中了一顆爆炸彈。我體內有大量彈片，影響了肺、肝、腸和其他器官，我昏迷了好幾天。在這場種族屠殺期間，這種威脅多次重復，我感覺自己可能被故意針對。

然而，達盧勒并沒有理會占領軍的威脅，他也不打算停止報道加沙人民所遭受的罪行。他認為，記者的首要責任不是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是真相：

作為一名記者，我對我的家人、對我的人民、對我的土地、對我的國家有責任。
我必須揭露以色列占領軍的謊言和罪行，讓全世界知道他們是騙子，是賊。他們不是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但由于人們從小受到宣傳和謊言的影響，世界各地的人都把這些當作事實。
如果我保持沉默，世人就不會知道他們是騙子和竊賊，他們正在對我們進行屠殺。因此，這既是我作為巴勒斯坦人的責任，也是我作為記者的責任。我有義務揭露以色列的謊言、欺騙和屠殺，把關于我們國家、關于巴勒斯坦人的真相告訴全世界——巴勒斯坦人是這片土地的原住民和居民。

他指出，國際社會支持這個流氓國家——一個謊言之國、罪犯之國，一個建立在我祖輩的骷髏和骨頭上的國家。

達盧勒失去了59名家庭成員，包括兄弟、姐妹、侄子、侄女以及住在加沙的表親，但他并不指望任何正義：

當今世界、國際社會以及大國領導人都不公正，他們支持以色列的種族屠殺。我們不僅遭到以色列軍隊和武器的攻擊、毀滅和屠殺，還受到美國、德國、英國、法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武器、金錢以及士兵的侵害。

達盧勒說，盡管他對停火感到欣慰，但家人的失去和加沙的毀滅讓他非常悲傷。

他失去了一切。

他沒有家，甚至無法在曾經的家園搭建帳篷，因為滿地都是瓦礫，他的街區已讓他認不出來：

我認為以色列不會再返回加沙，因為這里已經沒有東西可供他們破壞和攻擊。加沙市只剩下一條街尚未被毀，其余全部被摧毀，那么以色列這個流氓國家為什么要回來繼續種族屠殺、恢復國際孤立和攻擊，讓人們重新舉行游行和抗議呢？我不信任調解者、不信任國際社會，也不信任特朗普，但在加沙這里，已經沒有什么是以色列可以繼續破壞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