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十個值得關注的細節

文/王厚明

紅軍長征路線圖

《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的作者索爾茲伯里曾經感慨：“人類有四大史詩，以色列人從埃及出走、漢尼拔翻越阿爾卑斯山、拿破侖進軍莫斯科、美國人拓荒西部，但是他們與長征相比都黯然失色。”美國作家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這樣評價長征：“長征是當今時代無與倫比的一次史詩般的遠征。”紅軍長征作為人類歷史上的一次偉大壯舉，書寫的是英雄主義的壯美詩篇，矗立的是民族精神的不朽豐碑，已經超越了國界、黨派和政治信仰。長征史料浩瀚，其中戰斗、故事和細節不勝枚舉，本文從中擷取些許細節，也從一個側面感悟中國共產黨人忠誠堅貞的理想信仰、百折不撓的革命意志、敢打必勝的戰斗精神、犧牲奉獻的作風品質和血脈相連的軍民情誼。

沒有理想，紅軍連一千里都走不了

長征之所以舉世矚目、影響深遠，因為長征是理想信念的長征。對理想信念的真偽虛實，它用槍林彈雨來印證，用雪山草地來檢驗，用饑寒交迫來拷問！紅軍將士用“革命理想高于天”“取義成仁今日事”的錚錚鐵骨做了有力的回答。

1938年4月，張聞天在陜北公學做演講時，學員曾問紅軍面對隨時可能被圍殲的險惡處境，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挫折和內部斗爭，能克服重重困難和艱難險阻，創造歷史奇跡，靠的是什么？他回答說：原因就在于有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理想信念。那時候我們只有一個思想，就是無論如何要克服困難，為自己的理想奮斗到底。沒有理想，不用說萬里長征，紅軍連一千里都走不了。

被迫參加長征的瑞士傳教士阿·勃沙特，在貴州被紅軍當間諜扣留，隨紅六軍團一起參加了長征。他被釋放后回國，寫了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紹長征的著作《神靈之手》。他講道：“許多報道因紅軍抓了我們這些人的舉動，而將他們稱為匪徒和強盜，實際上紅軍領導人是堅信共產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徒，并在實踐著其原理。”

長征是一群年輕人走出來的

長征途中，紅軍師以上干部的年齡絕大部分都在二三十歲，紅軍將領的平均年齡僅25歲，戰士年齡平均不足20歲，14歲至18歲的戰士至少占40%。曾有人說“長征，實際是由一群孩子來完成的”。美國傳記作家R.特里爾這樣記述：“大約54％的長征者都是24歲以下的年輕人，甚至還有9歲至12歲的少年。”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授銜時，在中將以上的254名將帥中，有222人參加過長征。以長征開始時計算他們的平均年齡，9位元帥為36.5歲，8位大將為31.7歲，48位上將為25.9歲，157位中將為23.8歲。

這群胸懷理想的年輕人，在長征途中轉戰14個省份，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其中，跟隨中央紅軍的他們經過了10多個少數民族聚居和雜居區，渡過的主要江河有22條，翻越的主要大山有20座，其中有5條山脈終年積雪、平均海拔5000米左右，攻占縣城100余座。這群20歲上下的年輕人，平均每天行軍約37公里，每行進300米就有1人獻出生命。在中央紅軍368天的行軍途中，15個整天在打大決戰，平均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戰，在極其艱苦惡劣的生存環境下抗擊著國民黨軍和各路反動軍閥10多支部隊數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一直到走出困境，走向勝利。

“打出一個生孩子的時間！”

在茫茫的草地上，一支紅軍隊伍被后面的敵人追趕著。偏偏一位懷孕的女同志即將臨產，部隊只好停下來，焦急萬分地等候一個小生命的誕生。敵人的飛機在天上轉，追兵越逼越近。這時，作為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最高法院院長的董必武，對紅五軍團的軍團長董振堂說：“一定要頂住敵人，打出一個生孩子的時間！”整整兩個多鐘頭，小生命姍姍來到人間。打阻擊戰的部隊已經犧牲了好幾名戰士，有人輕聲嘆息，董振堂卻板起臉吼道：“我們干革命打仗，為了什么？不就是為了孩子們嗎？！

馬、鼓皮、馬糞……

1932年參加紅軍的江文生老人滿含淚水地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匹馬，掉在泥沼里，眼瞅著一點點往下陷。有幾個餓急眼的戰士要上去割馬的肉。已經好幾天沒吃東西，人都餓昏了，革命還沒完，吃了馬肉就有力量走出去。可有更多的戰士上來阻攔，不讓割……”他們沖上去制止、攔阻，有的竟動手打了對方的嘴巴，嘴里還不停地罵：“娘的皮！沒種的！餓瘋啦？”一邊罵一邊撫摸無助的馬又一邊流淚：“它跟我們走了那么遠……”

進入草地之后，紅軍的后勤給養非常困難，所到之處草根、樹皮、植物莖塊，所有能吃的東西都被一掃而光。后來，部隊開始吃一種長著短刺的野草，那草的刺有毒，用手一碰，像被蝎子蜇了一樣疼，吃多了，大小便還會出血。戰士們有的把機槍帶、皮帶煮著吃了，甚至連宣傳員背上的鼓，也引起了大家的“食欲”。干部們說：“宣傳鼓動的目的是讓大家走出草地，現在填點東西才能走出去，只要人在。”幾個戰士默默地把鼓拆了。兩張薄薄的鼓皮，撕成若干小塊，饑餓至極的戰士每人分一塊。

在長征路上面臨最大的困境不僅僅是敵人的圍追堵截，更艱難的是饑餓。牛、馬排泄的糞便一下雨就會被沖稀釋，有時候里面會殘存一些沒有消化的糧食，但就這最骯臟的糞便也是不能浪費的。餓極了，紅軍將士把這些糞便中的糧食用水洗干凈照樣還能再吃；如果牛、馬的糞便是干的，就用力敲一敲，同樣把里面未消化的糧食分離出來，用水洗洗煮了再吃……其實，這樣的“糧食”人吃進肚里也不怎么消化，但是總能抵擋一點饑餓……

紅軍為讓官兵活著走出去，曾限定每人每天只能吃一小把糧食，發現多吃糧食分量的，輕則批評，重則挨罰，罰站罰打或“關禁閉”。

大渡橋橫鐵索寒

1935年5月29日，由王開湘（后被更正為黃開湘）、楊成武率領的紅四團，經過兩晝夜120多公里急行軍直指瀘定橋。22名紅軍勇士手持駁殼槍，背插馬刀，腰纏手榴彈，冒著雨點般的子彈，在鐵鏈上匍匐戰斗，僅用兩個多小時就攻占了東橋頭。有的回憶文章說：“敵人已經把橋板全部抽掉，只剩下寒光閃閃的十三根鐵鏈子了。”實際情況不是這樣。提前一天趕到的川軍第三十八團已把橋上的木板抽掉了三分之二，紅軍就趕到了，且守橋的川軍是所謂“兩槍兵”，就是一支步槍，一支大煙槍。聶榮臻在他的《紅一方面軍的長征》一文中，和他題寫的《強渡大渡河瀘定橋的經過》紀念碑碑文中這樣記述：突擊隊“冒著東岸敵人的火力封鎖，在鐵索橋上邊鋪門板邊匍匐射擊前進”，糾正了“攀著橋欄，踏著鐵索向對岸沖去”的描述。由二連連長廖大珠等22人組織成突擊梯隊，踏索奪橋；三連跟在后面，邊沖鋒邊鋪木板；一連打掩護；四連負責遞木板。在突擊隊發起攻擊后，敵人在橋頭縱火，妄圖阻止我軍前進，這時東岸我軍也趕到了瀘定橋，很快將火撲滅，守橋敵人有的倉皇逃跑，有的被我軍消滅，兩岸紅軍在瀘定城勝利會師。

站在這座有著300年歷史的鐵索橋上，劉伯承當時感慨萬千地說：“瀘定橋呀，瀘定橋！我們為你花了多少精力，費了多少心血！現在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數十年后，曾擔任過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熱津斯基寫道：“瀘定橋戰役是長征途中最具有決定意義的一仗……要是渡河失敗，要是紅軍在炮火下動搖了，或是國民黨炸壞了大橋，那中國后來的歷史可能就要改寫了。”

每一公里的長征路上都有一名興國烈士

江西興國縣是名副其實的長征烈士第一縣。據統計，興國共有23179名烈士，光犧牲在長征路上的興國籍烈士就有12038名，相當于每一公里的長征路上，都有一名興國兒女化作的生命路標。當時僅有23萬人口的興國，就有8萬人參加紅軍，紅軍隊伍中有一個師就叫“興國模范師”。在共和國第一代將軍中，僅來自興國的就有2位上將、5位中將和47位少將。毛澤東曾贊揚“興國的同志創造了第一等的工作”，他親筆題寫的“模范興國”巨匾，在興國縣城的四個城門上，一直高懸到長征前夕。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長征路上，犧牲營以上干部432名，包括軍以上干部8名，師以上干部80多名。單是湘江一役，就有13位團以上干部戰死，中央紅軍從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多人。時至今日，當地還流傳一句民謠：“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魚。”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師長陳樹湘被俘，在擔架上從傷口掏出腸子扯斷壯烈犧牲，他的頭顱被掛在長沙家鄉的城墻上。長征，是用鮮血染紅的英雄史詩。

30萬人共守一個天大的秘密

從1934年10月7日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先后下達命令，要中央紅軍主力一、三、五、八、九軍團陸續移交防務，秘密、隱蔽撤離戰場，與中央第一野戰縱隊（又稱“紅星”縱隊）、第二野戰縱隊（又稱“紅章”縱隊）一起到于都縣集結。8萬多紅軍主力在一個縣城內外集結、休整了長達10天時間，然后安全順利地跨過“長征第一渡”。30萬于都人民實行赤色戒嚴，嚴密封鎖消息，并制造假象迷惑敵人，使國民黨的探子成了一無所獲的“聾子”“瞎子”。國民黨諜報部門對此一無所知，蔣介石連一點音訊都沒有得到，以至1個月后才發現紅軍轉移了。

紅軍走后，于都百姓還冒著生命危險，幫助安置留在于都的6000多名紅軍傷病員，解除了前方將士的后顧之憂。在那個血雨腥風的年代，紅軍和蘇區人民、于都人民是命運共同體，可以說是鋼板一塊！在信息發達的今天，很難想象30萬人可以守住一個共同的秘密，可謂戰爭史上的一個奇跡。

長征前夕周恩來（右三）與部分紅軍將領合影

74年的等待——最忠貞悲壯的紅色愛情

當年一位紅軍的妻子，在丈夫參加長征北上后，在家一直守望著丈夫平安歸來，誰料這一等就是75個年頭。紅軍離開后，國民黨軍隊攻占了瑞金，并對革命群眾進行瘋狂迫害。她不幸被捕，由于她既是干部，又是紅軍家屬，敵人對她嚴刑拷打，施以酷刑，逼她聲明脫離革命隊伍，與丈夫離婚，但她從不屈服。

“哇哩(說了)等你就等你，唔(不)怕鐵樹開花水倒流。水打石子翻轉身，唔(不)知我郎幾時歸？……”自從丈夫走后，她每天唱著送別的歌曲，希望能用歌聲把遠去的丈夫喚回。從青絲等到白發，等到眼睛失明，等到2008年生命終結。她就是歷經風雨滄桑、跨越三個世紀，被網民譽為“史上最牛軍嫂”“共和國第一軍嫂”的陳發姑。

一聽到“上面來人了”，陳發姑就會拄著拐杖，向來人打聽：“同那天去的我家吉薰有沒有什么消息？”再鐵石心腸的人聽了這句話，也會動容，誰也不愿去破滅老人心中美好的愿望……她的故事，被網民稱為“最悲壯的紅色愛情經典”。

三千娘子軍頂著半邊天

在紅一方面軍的隊伍中，共有32位女紅軍歷經艱難險阻，勝利完成了長征，途中沒有一人掉隊，沒有一人犧牲，可謂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的一個奇跡。1935年11月19日，任弼時、賀龍率領紅二、紅六軍團（后合編成紅二方面軍）離開湘西開始長征，其中有21名女紅軍。紅二十五軍長征中有7名女性，都是隨軍醫院的護士，被稱為“七仙女”。而紅四方面軍有2000多名婦女，還組成了一個婦女獨立師（團），在長征中經歷了一些殊死的戰斗，平安到達陜北的只有300多人（不含后來加入的女性）。可以說，參加過長征的女性約3000名。其中，有的是“三寸金蓮”的纏足女子，有的身懷六甲并途中生子，有的有傷多病，但她們用鮮血和生命創造了中國乃至世界婦女運動史上的奇跡。

參加過長征的外國人

長征中不僅有著名的外籍共產黨員，還有很多沒有留下姓名的無名英雄，也有在長征途中為紅軍做過有益工作的外國傳教士。本文著重介紹以下幾位：

軍委干部團參謀長畢士悌，原名金勛，又名楊寧、楊林，1898年生于朝鮮平安北道。1932年7月奉命進入中央蘇區，曾任紅一軍團參謀長、紅二十三軍軍長、粵贛軍區司令員等職。在湘江戰役中，畢士悌隨軍委干部團在陳賡團長、宋任窮政委的指揮下完成了擔負的戰役任務。1935年2月，畢士悌任軍委干部團參謀長，與陳賡、宋任窮一道率干部團在“開展戰局的關鍵”時節搶占婁山關。1935年4月，畢士悌參與指揮干部團化裝成國民黨部隊，徒步急行軍140公里，按時搶占皎平渡，隨后又拿下了地勢險要的通安州。1936年2月22日，時任紅十五軍團第七十五師參謀長的畢士悌在東渡黃河的戰斗中，犧牲在黃河岸邊。

“紅軍炮兵的鼻祖”武亭，原名金武亭，1905年出生于朝鮮咸鏡北道。1923年初，秘密來到中國。曾歷任紅軍連長、營長和團長等職，并參加了中央蘇區的五次反“圍剿”。長征開始時，任軍委第一縱隊第三梯隊隊長兼政委，1934年12月調任紅三軍團炮兵營營長。在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廣西龍勝阻擊戰、攻打婁山關等戰斗中，武亭率炮兵營勝利地完成了擔負的作戰任務。1935年6月，張國燾妄圖奪取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權，收回各軍間以及各軍與中革軍委、毛澤東通信聯絡的密碼本。毛澤東指示紅三軍團另編密碼本，并設法與林彪率領的紅一軍團恢復聯絡。武亭根據彭德懷的指示，帶著電臺、密碼本，憑指北針前往甘肅俄界送交紅一軍團。因長期從事炮兵的組織指揮工作，武亭被譽為“紅軍炮兵的鼻祖”，1952年10月在朝鮮病逝。

“中越兩軍的雙料少將”洪水，原名武元博，曾用名阮山，1908年10月出生于越南河內。1932年１月，洪水任紅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宣傳科科長兼政治文化教員。1935年，博古對洪水起草的《工農劇社章程》提出批判，洪水被打成“高級特務”并被開除黨籍。隨后，洪水背著“高級特務”“國際間諜”兩大罪名踏上了長征路。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縱隊黨委根據洪水在宣傳動員工作中的突出表現，決定撤銷對他的處分、恢復他的黨籍。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之后，洪水奉命跟隨朱德、劉伯承到左路軍工作。所在部隊遭受重大挫折被打散后，洪水扮成當地老百姓，第三次爬雪山、過草地，歷盡千辛萬苦，在1936年初走到延安。洪水1945年8月應邀回到越南參加抗法斗爭，1948年晉升為少將軍銜。1950年10月再次來到中國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銜。1956年10月21日，洪水在越南逝世。

另外，前面提到的外國傳教士，即勃沙特，他因間諜嫌疑被西征入黔的紅六軍團扣留，并隨紅二、紅六軍團行動，曾為紅軍翻譯了一張法文版貴州省地圖。1936年，他在云南境內被釋放。1990年逝于英國曼徹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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