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文/王 穎

1936年冬，毛澤東、朱德在陜北保安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四句著名的話，被稱為游擊戰術十六字訣。它是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形成和發展的源頭，是人民軍隊發展史上第一個獨特的戰略戰術原則，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戰略體系的第一塊基石。

十六字訣是毛澤東最先提出來的，還是朱德最先提出來的，目前仍無從查考。但自井岡山時期起，“朱毛，朱毛”“朱毛不可分”的關系就已經成立。十六字訣應該是兩人共同的軍事謀略和軍事智慧的一部分。2016年6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是這樣表述的：“毛澤東、朱德在總結經驗基礎上概括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這一表述是比較符合歷史事實的。

毛澤東：從朱聾子的故事中悟出十二字訣

1927年秋，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開創出中國第一塊革命根據地。

要鞏固和發展井岡山這塊革命根據地，首先必須解決如何發展武裝斗爭的問題。就當時的革命力量而言，不過千余人。朱毛會師后成立紅四軍，也不過萬余人。而江西和湖南兩省的敵人很強大，常常聯合起來“進剿”紅軍。在農村開展工農武裝割據的斗爭，在中外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從中國的孫子到德國的克勞塞維茨，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列寧、斯大林，都沒有也不可能給紅軍準備一個現成的答案。

從毛澤東個人來講，沒有上過軍事院校，秋收起義前沒有帶兵打仗的經歷，上井岡山之初，仍是滿身文人氣息，曾表示“軍旅之事，未知學也，我不是個武人，文人只能運筆桿子，不能動槍”。可是武裝斗爭的需要卻把他推上了“革命山大王”的位置，他不得不“從戰爭中學習戰爭”。毛澤東的過人之處，就在于善于學習，不僅能從勝利的斗爭中積累作戰經驗，而且更善于從挫折中尋找失敗的教訓。勝與敗，都能讓他在實踐中獲得軍事才能。

1927年11月，工農革命軍第一團第一營由寧岡西進，擊潰茶陵靖衛團，占領了茶陵城。紅軍一舉拿下小城鎮，歡欣鼓舞，準備在此建立根據地。12月，敵人一個團來攻茶陵，第一營與后來增援的第三營拼力扼守，抗擊一天多時間，終因寡不敵眾，被迫撤出戰斗。這次戰斗雖給敵人一定殺傷，但紅軍自己損失也很大，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攻打茶陵的戰役，毛澤東因為腳傷沒有參加，但部隊撤出茶陵時他趕過去，阻止了團長陳浩等人的投敵企圖，把士氣低落的部隊帶回了井岡山。毛澤東深刻總結這次失敗的教訓，他感到，紅軍以弱小的兵力打守城的消耗戰是不明智的，結果得不償失。

之前，毛澤東在井岡山聽到過山大王朱聾子的故事。朱聾子叫朱孔陽，他在井岡山當了幾十年山大王。官府千方百計要捉拿他，可是捉了幾十年也捉不住。原來這位山大王會兜圈子。井岡山地勢險要，到處是懸崖絕壁，只有幾條狹窄的小路通進山里，有的地方甚至連羊腸小道也沒有，要靠攀登才能上去，而且山里樹密林深，天氣多變，經常是云霧彌漫。朱聾子就充分利用這些條件來對付官兵。只要官兵一進山，他就跟官兵滿山兜圈子，官兵拿他毫無辦法。因此朱聾子常說：不要會打仗，只要會打圈。

聯系眼前的失敗，毛澤東從這個故事中得到很大啟發：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用硬拼的戰法難免會吃虧，只能跟敵人打圈。而對于紅軍來說，光打圈還不行，要把打圈和打仗結合起來，才能達到消滅敵人、擴大根據地的目的。這樣，毛澤東便從朱聾子的故事中引出了新思路。

毛澤東把紅軍干部和戰士們集中起來，對大家說：打圈是個好經驗，不過朱聾子打圈只為保存自己，不是為了消滅敵人，擴大根據地。我們改他一句：既要會打圈，又要會打仗。打圈是為避實擊虛，強敵來了，先領他轉幾個圈子，等他暈頭轉向暴露弱點以后，就抓準狠打，打得干凈利落，打得要有收獲，既消滅敵人，又繳獲武器。總之，賺錢就來，蝕本不干，這就是我們的戰術。

干部戰士聽了，反復琢磨，越想越覺得有味道，都感到毛澤東的這個戰法好，十分佩服。

沒過多久，1928年1月，國民黨贛軍二十七師楊如軒部以一個團和一個營進攻萬安，又以一個營進占井岡山的北大門——寧岡新城，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構成嚴重威脅。為了對付敵人的進攻，毛澤東在遂川主持召開前委和萬安、遂川縣委聯席會議。

參加會議的人回憶，毛澤東在會上“教導我們對付敵人的辦法，要看敵人的多少，了解敵人的情況，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敵人來了我們就退，敵人去了我們就追”。另有回憶，毛澤東“最后對萬安工作作了指示，希望萬安同志很好運用‘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十二字訣”。這個時候，紅軍的戰術和打法，在毛澤東那里已經有了比較清晰的眉目。

2月初，敵人以優勢兵力進攻遂川。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迅速收兵，主動轉移到黃坳和井岡山。雖然撤出遂川，但毛澤東又派出小股部隊時不時地對遂川突襲攪擾，令敵人惶恐不安。當年遂川百姓中流傳的一段歌謠，傳頌著游擊戰術的威力：“黃坳屯兵，遂川做客，一個月來三次，看你土劣怕不怕。”

敵人一直以為工農革命軍主力仍在遂川附近，而對新城疏于戒備。2月18日清晨，工農革命軍抓住機會，對新城發動突然襲擊，以兩個團兵力，集中攻殲占領新城的敵一個營。在赤衛隊的配合下，工農革命軍由南、北、東三面攻城，故意留出西門的空子。實際上，毛澤東早已安排袁文才的部隊在西門外埋伏，結果敵人受到攻擊向西逃竄，正好進入袁的埋伏圈，全部被擊潰。這一仗打得十分精彩，工農革命軍占領新城，俘敵近300人，打破了敵人對井岡山的第一次“進剿”。

從這時起，工農革命軍指戰員開始感受到游擊戰“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威力，士氣振奮起來。

朱德：積14年征戰經驗摸索出游擊戰法

與毛澤東“文人”出身的情況不同，朱德在上井岡山之前已經是在戰場上磨礪多年的軍事將領了。他早年畢業于云南陸軍講武堂，曾在蘇聯學習軍事，有云南戍邊的經歷，參加過護國戰爭、護法戰爭，在贛東剿過匪，南昌起義后又率部轉戰湘粵邊。在10多年的征戰中，朱德積累了不少游擊戰的經驗，對游擊戰戰法有了一些自己的認識。

1913年秋，時任滇軍營長的朱德率部駐防中越邊境的滇南開遠、蒙自、個舊一帶。該地區屬于典型的亞熱帶山岳叢林地形，山高坡陡，草深林密，自然條件復雜。法帝國主義收買土匪在邊境騷擾搶掠百姓，并不斷制造事端，以便尋找借口侵占云南。為了防范土匪來襲，朱德令部隊在營房四周壘起高高的圍墻，可是哨兵不敢放在門外頭，出去就會被殺掉。朱德率大部隊進剿，由于受地形限制，很難對土匪實施包圍。抓不到土匪，還時不時被偷襲，這讓朱德非常著急。他親臨前線仔細觀察敵情，勘察地形，潛心研究土匪出沒的規律，精心研究對策。經過艱難摸索，朱德終于找到了一種適合當地情況的游擊戰戰術：部隊有時化整為零，有時聚零為整，采取秘密迅速或夜間行動，聲東擊西，忽進忽退，機動靈活，一抓住敵人就予以全殲。經過兩年多大大小小的戰斗磨煉，運用這種方法，朱德基本平息了滇南的匪患。

1918年，時任護法靖國軍第十三旅旅長的朱德率部移防瀘州。當地匪患猖獗，他們打家劫舍，敲詐勒索，無惡不作，到處滋擾鄉民。朱德決心為民除害，便擔負起清剿土匪的任務。在剿匪的過程中，他善于審時度勢，隨機應變，充分運用和發揮在滇南剿匪的經驗，蕩平了瀘州一帶的土匪。

后來，朱德到歐洲尋找革命真理，加入了中共旅歐黨組織。1925年7月，朱德離開德國進入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幾個月后，又到莫斯科郊外的莫洛霍夫卡接受軍事訓練，學習城市巷戰、游擊戰戰術等。一次，教官問朱德回國后將怎樣指揮作戰，朱德根據過去與土匪作戰時采用過的流動游擊戰術回答，“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

回國后的朱德，參加了1927年的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后，朱德率部轉戰湘粵邊，又投入了游擊戰的實踐。這時候的朱德，不僅革命意志堅如鋼，而且在軍事理論和軍事實踐上，都有了更高的升華和更豐富的經驗。

在湘南智取宜章后，面臨著國民黨軍許克祥部6個團的進攻。朱德沉著地對情況做出分析：“的確，敵人有不少優勢，我們不能低估。他兵力數倍于我，武器裝備精良，后方實力雄厚。在這種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決不可采取南昌起義后那種死打硬拼的方法。應該有勇有謀，靈活機動，揚長避短。用游擊戰和正規戰結合的打法，去戰勝敵人。”在朱德、陳毅等的指揮下，工農革命軍避實就虛，誘敵深入，主動撤退，尋找有利戰機，終于取得坪石大捷，打退許克祥部的進攻。

后來，朱德在回憶和自述中，多次憶及自己在加入紅軍前的戰爭實踐中，已經摸索出一些游擊戰術并加以實際運用。1944年，在延安編寫中國工農紅軍紅一軍團史座談會上，朱德說：“關于游擊戰爭，我還有點舊的經驗。過去從1911年辛亥革命開始，在川、滇同北洋軍閥等打仗，打了10年，總是以少勝多。在軍事上的主要經驗，就是采取了游擊戰爭的戰法……”

1931年11月，中共蘇區中央局成員合影。右二為毛澤東，右五為朱德

朱毛會師后：十六字訣應運而生

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余部和一部分湘南農軍到達寧岡礱市，與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師，成立了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兩支武裝力量的會合，不僅僅是人數增多、裝備改善，還有經驗的疊加、戰略戰術的提高。

得知朱毛會師的消息，國民黨贛軍二十七師兩個團分別由永新、遂川向井岡山根據地發動第二次“進剿”。毛澤東、朱德、陳毅等召開軍委會議，根據敵情，決定采取避敵主力，攻擊側翼，聲東擊西，集中兵力殲敵一路的作戰方針。

根據會議部署，朱德、陳毅率領工農革命軍第二十八團、二十九團，作為主力，在遂川方向迎敵八十一團；毛澤東率第三十一團到寧岡與永新交界的七溪嶺，阻擊向寧岡進攻的敵七十九團。朱德、陳毅率主力部隊迅速向南挺進，佯攻遂川，在黃坳擊敗敵軍一個營。隨后，朱德帶領部隊又展開了追擊戰。關于這場戰斗的過程，當時正在工農革命軍第二十八團的粟裕，有過這樣一段回憶：“當時我們從黃坳出發，向遂川運動，剛一接觸，敵人就逃跑了。這時朱德同志和我們在一起，他一面領著我們跑，一面不停地督促：‘快追！快追！’我們一口氣追了35公里。”“這種追擊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追擊，而是為了達到殲滅敵人的一種戰術。”

之后，工農革命軍第二十八團直奔五斗江，在那里利用地形設下埋伏，待敵八十一團進入埋伏圈，全團炮火齊發，將敵人打得潰不成軍，奪路而逃。工農革命軍第二十八、二十九團追趕逃敵，乘勝占領了永新城，粉碎了敵人第二次“進剿”。

這是朱毛會師后運用游擊戰術取得的首次大捷。

5月中旬，贛軍五個團在第二十七師師長楊如軒率領下，發起對井岡山根據地的第三次“進剿”。毛澤東和朱德經過認真研究，決定采取敵進我退、聲東擊西的戰術，待敵深入根據地后再行消滅，并制定了具體的作戰部署。工農革命軍第二十八團奉命主動撤出永新縣城，退回寧岡，積極備戰，待機出擊；第二十九團在永新東面的高橋、天河一線，不斷騷擾敵軍，使他們處于疲憊不安之中。

已撤到礱市的毛澤東和朱德等研究具體的殲敵之策。毛澤東提出“應趁敵人立足未穩，引出來打”，朱德贊成毛澤東的主張，具體提出由一部突擊高隴重鎮，使楊如軒產生寧岡空虛的錯覺，乘機攻我寧岡，而我則設伏殲之。毛澤東等一致同意。

楊如軒果然中計，他誤以為工農革命軍主力已到高隴，寧岡必空虛，便放心大膽地向根據地腹地進犯。毛澤東立即命令工農革命軍二十九團、三十二團及地方武裝速往新老七溪嶺，占據有利地形，伏擊敵人。同時，朱德、陳毅率領主力部隊冒雨急行軍100多里，奔襲永新，在草市坳設伏全殲敵第七十九團。正在永新城里的楊如軒突然得知工農革命軍打來，慌忙換上便裝，從城墻上吊下來，又被流彈擊傷，狼狽逃回吉安。朱德率領部隊乘勝開進永新城，繳獲大批武器、彈藥和軍需物資。其余敵軍各自散去，國民黨軍的第三次“進剿”宣告失敗。

經過井岡山斗爭中反反復復的游擊戰實踐，如何開展游擊戰的十六字訣，呼之欲出。毛澤東后來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說：“從一九二八年五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

至于這16個字，到底是毛澤東先概括的，還是朱德先概括的，確實很難說清楚。當時兩人天天一同戰斗，遇事共同商討，只有他們都同意認可的戰術，才能在戰場上付諸實踐。即使在某次會上由某人先提出十六字訣，其背后也必定包含著另外一人的創造。因此，說十六字訣是思想火花的碰撞，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更為合理！

1928年5月以后，井岡山軍民以十六字訣為戰術指導原則，又取得龍源口大捷、永新困敵等一系列軍事勝利。

十六字訣產生后，得到了中央的認可和推廣

經過近三年頻繁的游擊戰斗，毛澤東進一步闡發了以十六字訣為核心的游擊戰理論。1929年4月5日，毛澤東在《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中寫道：我們用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

十六字訣產生后，得到了中央的認可和推廣。1929年六七月間，中共中央把紅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轉發給賀龍、湘鄂西前委和四川省委，指出“這些經驗很可以作你們的參考”。隨后，鄂豫皖、湘鄂西、鄂西南、贛東北蘇區的紅軍，也相繼提出了反映本地區特點的游擊戰爭原則。比如洪湖地區提出“你來我飛，你去我歸，人多則跑，人少則搞”，湘鄂贛邊區提出“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晝伏夜出，化整為零”等。

紅軍運用這種獨特的戰略戰術，使數量、裝備占絕對優勢的強敵無可奈何。蔣介石曾哀嘆道：“剿匪之難，甚于大戰。蓋彼利用地形之熟識、民眾之協從，避實就虛，隨所欲為；而官兵則往來追逐，疲于奔命矣。”

十六字訣言簡意賅，有十分豐富的理論內涵。它把防御與進攻、退卻與反攻、保存自己與消滅敵人有機地結合起來，其總體精神是：從敵大我小、敵強我弱的客觀實際出發，利用民眾和地形等方面的有利條件，趨利避害、靈活機動地作戰，達到以小敵大、以弱勝強的目的。

毛澤東被譽為“現代游擊戰爭之父”

1936年10月，毛澤東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提到采取十六字訣的原因：最初為許多人所反對，他們不主張采用這種戰術，可是許多經驗證明了它們的正確。凡是紅軍脫離了這種戰術的時候，一般總是失敗的。紅軍的人數很少，較敵人少一二十倍；它的資源和軍需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巧妙地把計策和游擊戰術聯合起來，才有希望戰勝有著廣大富庶根據地的敵人。

隨著紅軍的發展壯大，游擊戰爭的規模不斷擴大，新的作戰形式也在戰爭實踐中不斷產生，但戰略指導思想的基礎仍然是十六字訣。正如毛澤東指出的那樣：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于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這時是軍事原則的新發展階段，內容大大豐富起來，形式也有了許多改變，主要是超越了從前的樸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則，仍然是那個十六字訣。十六字訣包舉了反“圍剿”的基本原則，包舉了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的兩個階段，在防御時又包舉了戰略退卻和戰略反攻的兩個階段。后來的東西只是它的發展罷了。

十六字訣雖然產生于井岡山時期，卻對后來每個戰爭階段都有戰略指導意義。彭德懷在抗日戰爭初期曾說過：“毛澤東同志曾經發明了一個有名的十六字訣的游擊戰術原則，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一原則雖是十年前的發明，在今天的民族革命戰爭中，仍然是用得著的。”

無論是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還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人民軍隊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支持，運用十六字訣的基本精神，實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創造了一個個以弱勝強、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的奇跡。

以十六字訣為基礎的毛澤東游擊戰思想，汲取了古今中外游擊戰的精華，凝聚了朱德等中共領導人的集體智慧，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際上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曾有日本軍事評論家說：“把游擊戰加以系統化、戰略化、普遍化的始祖，無論怎么說也是中國的毛澤東。他是現代游擊戰爭之父，典型的實踐指導者。”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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