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評委直言：中國科學家，別在國內卷，去國際“戰場”上卷！

2025年諾貝爾獎揭曉之際，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鄒曉冬，作為諾貝爾化學獎評委，再次將目光投向中國科學界。

在接受《知識分子》專訪時，她語重心長地指出：“中國科學家不要在國內卷，要去國際上卷”，這句看似簡單的話，實則蘊含著對中國科研現狀的深刻洞察與對未來的殷切期待。

從數量到質量的臨界點

2025 年諾貝爾化學獎揭曉后，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諾貝爾化學委員會成員鄒曉冬的系列訪談引發中國科研界深度思考。

這位擁有中國深造背景、參與諾獎評審四年的學者，在與媒體對話時拋出的觀點直擊痛點：“中國科研人員不應困在國內的評價體系里相互消耗，而要到國際學術舞臺上參與真正的競爭。”

這番話并非空泛議論，而是基于對全球科研格局與中國科研現狀的細致觀察，其背后是中國科研從 “數量領先” 向 “質量突破” 轉型期的現實困境。

鄒曉冬的判斷有著扎實的數據支撐，2023 年自然指數顯示，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頂尖期刊論文貢獻最大來源國，高影響力期刊論文占全球比重達 40%，是美國的四倍之多。

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長期穩居全球科研機構排名前 20，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 2024 年經費投入超 300 億元，科研設備如大型同步輻射設施達到國際一流水平，但在諾獎評審現場，這些數量優勢并未轉化為競爭力。

鄒曉冬以金屬有機框架材料領域為例，中國實驗室貢獻了全球近一半的相關論文，卻多是對現有框架的參數優化與性能調整，少見從零起步的顛覆性突破。

“諾獎評審從不看期刊影響因子，只問這項工作是否開辟了新方向，是否被全球學術圈廣泛認可并跟進”， 她強調，這種評價標準的差異，使得國內追求 “短平快” 成果的科研模式難以誕生頂尖創新。

國內的“內卷” 困境

國內科研的 “內卷” 困境，根源在于評價體系與資源分配的導向，高校與研究所的考核中，論文數量、期刊級別仍是硬指標，一篇 Nature 或 Science 論文直接關系到職稱晉升、經費續撥與團隊存續。

這種導向下，科研人員更傾向選擇熱門課題進行 “安全研究”，在已驗證的領域微調參數、重復實驗，快速產出符合考核標準的成果，某重點高校統計顯示，本土獨特問題研究占比不足 15%，絕大多數項目扎堆國際熱點領域。

經費分配同樣存在短期傾向，國家基金項目審批偏好可見成果的研究，高風險、長周期的基礎探索因失敗率高往往被駁回。

鄒曉冬對比中美科研環境時提到，美國雖經費總量不及中國，但對失敗的寬容度更高，項目周期更長，研究者敢于啃硬骨頭，這種差異直接體現在原創輸出上。

中國科研人員數量超美國和歐洲總和，工程師與博士規模分別是美國的 7 倍和 2 倍，卻在量子計算、蛋白質設計等基礎科學領域仍處于追趕階段。

從“單兵作戰”到“軍團協作”

與國內 “內卷”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際舞臺上 “真刀真槍” 的競爭與合作帶來的突破，鄒曉冬特別提及華中農業大學李國田團隊的案例，將其視為 “國際卷” 的典范。

2021 年，李國田團隊關注到美國華盛頓大學 David Baker 實驗室的 AI 蛋白質設計技術，主動郵件溝通合作可能，將原本應用于醫藥領域的技術引入作物育種研究。

2024 年 David Baker 獲諾貝爾化學獎后，雙方合作升級，在 Nature 編輯部建議下，李國田團隊牽頭組建了涵蓋中、美、英、德等六國專家的跨國團隊，系統闡述 AI 驅動的作物改良新范式。

這項研究耗時一年多，大綱修改 3 輪，論文返修 4 次，博士生楊磊經歷 20 多萬次失敗才成功設計出抗稻瘟病蛋白，最終成果被 Nature 接收。

鄒曉冬評價，這種 “中國組局、全球協作” 的模式，正是 “國際卷” 的核心，不是簡單比拼論文數量，而是整合全球智慧解決重大問題，在國際學術網絡中掌握話語權。

“國際卷” 的競爭力，更體現在對學術規則的掌握與引領上，鄒曉冬指出，中國學者在國際會議上的參與度與影響力嚴重不足，即便在論文高產的領域，主旨報告也少見中國聲音。

金屬有機框架材料領域的例子尤為典型，中國論文占比全球近半，卻在美國化學學會年會上難以占據核心討論席位，形成 “干貨最多、話語權最小” 的尷尬局面，而真正的國際競爭，不僅是成果比拼，更是規則制定與方向引領的較量。

她以 2022 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坂口志文為例，其免疫調節研究初期發表于非主流期刊，長期被忽視卻堅持深耕，最終以開辟新領域的貢獻獲獎。

法伊特和湯普森的群論定理發表在非頂級期刊，仍因學術價值獲學界認可，這些案例證明，國際學術舞臺的核心競爭力是原創價值，而非發表平臺的光環。

用全球語言重構發現

當被問及中國科研體制的改革方向時，鄒曉冬建議建立“國際學術信用積分”制度：學者在跨國合作、國際期刊編委任職、海外實驗室兼職等行為可獲得積分，作為科研資助和職稱評定的參考。

她透露，瑞典皇家科學院正在與歐洲研究理事會（ERC）探討建立跨國科研信用共享系統，“這能讓中國學者的國際貢獻得到量化認可”。

鄒曉冬還強調“逆向人才流動”的重要性：“不要只想著把人才送出去，更要吸引國際學者到中國實驗室工作。”

他以自己擔任首席科學家的中瑞聯合實驗室為例，該實驗室通過設立“國際訪問學者”崗位，吸引諾貝爾獎得主組建跨國團隊，其產生的成果在國際頂級期刊的發表率提升40%，“國際學術界需要看到中國不僅是科研產出的大國，更是學術思想交匯的樞紐。”

對于中國科研的未來，鄒曉冬持樂觀態度，她認為中國已具備沖擊諾獎級成果的基礎，強大的科研隊伍、持續增長的投入、日益提升的學術產出質量。

在MOF、碳捕集、新能源材料等領域，已涌現出具有原創潛力的研究方向。

她特別指出，MOF材料在改善濕穩定性、降低成本、實現噸級生產等方面正取得實質性進展，未來有望在碳中和、氫能源等重大議題中發揮關鍵作用。

“按照中國現在的發展趨勢，諾貝爾獎已經越來越近”，她堅定地說，但距離真正的突破，仍需跨越從“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

結語

當中國科學家不再滿足于在既有范式中“跑得更快”，而是勇于在無人區“走得更遠”，當社會能夠為那些“可能十年都沒結果”的探索提供包容與支持，中國科學的突破將不再是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

這不僅需要科學家個體的勇氣與遠見，更需要整個科研生態的轉型，從重數量轉向重質量，從重短期績效轉向重長期價值，從封閉競爭轉向開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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