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寫了首詩，毛主席和了首詩，高下立判，天才只是見他的門檻

郭沫若先生是天才型大文豪這個定論想必無人會質疑。毛主席曾三次給他“和詩”，都堪稱經典之中的經典。今天筆者想給讀者朋友們介紹兩人最了不得的一次“和詩”，關于名著《西游記》中“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觀看了浙江紹劇團的經典劇目《三打白骨精》后，詩興大發，寫下了《七律·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一詩：

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慈悲對友刁。
咒念金箍聞萬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萬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圣毛。
教育及時堪贊賞，豬猶智慧勝愚曹。

在這首詩中，郭沫若毫不留情地抨擊唐僧把好人當成了妖精，把真正的妖精看做好人，是非不分，混淆敵友；對敵人大講慈悲，對自己人卻故意刁難，比豬八戒還愚昧，應當千刀萬剮。

郭沫若對自己這首詩作非常滿意，并呈送毛主席鑒賞。但毛主席看后并未作出評價，只是笑了笑，就放在了一邊。

二十多天后，毛主席突然想起了郭沫若這首詩，便在11月17日寫了一首和詩——《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從大地起風雷，
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猶可訓，
妖為鬼蜮必成災。
金猴奮起千鈞棒，
玉宇澄清萬里埃。
今日歡呼孫大圣，
只緣妖霧又重來。

在這首詩中，毛主席指出應該正確區分敵、我、友，糾正了郭沫若對唐僧的錯誤看法。他認為唐僧是糊涂人，還可以教育，不應當被千刀萬剮，真正應該被消滅的是白骨精。

毛主席寫這首詩，其實不單單是為了糾正郭沫若的觀點，而是有著非常嚴峻的國際形勢大背景的。

1961年10月17日，蘇共二十二大鳴鑼開場。在這次會議上，發動了對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公開攻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炮制了“三和兩全”(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全民國家、全民黨）的綱領，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非常嚴峻的困難和挑戰。毛主席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寫下這首戰斗詩篇。

這首詩，形象而深刻地概括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兩條路線斗爭的客觀規律。通過對孫大圣的熱情歌頌，為我們樹立了反對“反革命”的光輝榜樣，激勵我們把反對“反革命”的斗爭進行到底。同時，諄諄教導我們在斗爭中必須認真執行正確區分敵、我、友的無產階級政策。

第一句，“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運用郭沫若詩中提到的“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作形象而生動的比喻，以高屋建瓴之勢，由現象深入到本質，揭示了深刻的唯物辯證法的哲理，科學地概括了一百多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斗爭規律。

毛主席教導我們：

“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

因此，在這兩句詩中，“風雷”指無產階級革命，“精”指偽裝革命的機會主義者。“一從”和“便有”相聯，表示一種必然性。自從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真理馬克思主義產生的第一天起，就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溫床里滋生出了各種機會主義。

一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作斗爭并戰勝它們的歷史。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4年創立了第一國際，當時就有巴枯寧派、普魯東派、拉薩爾派等機會主義派別，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們進行了原則性的斗爭。

1872年馬克思親自參加了國際海牙代表大會，終于把堅持分裂主義的巴枯寧派從第一國際中開除出去。

1889年，在恩格斯的影響下，第二國際成立。在第二國際的整個時期，國際工人運動都分為兩大派別：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偽裝革命的機會主義者。

恩格斯逝世后，列寧和斯大林又相繼與篡奪了第二國際領導權的反革命分子進行了持久的尖銳的斗爭，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原則。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是這樣，中國革命幾十年的歷史又何嘗不是這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同黨內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斗爭的歷史。

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黨經過長期斗爭，正是在兩條路線斗爭中，鞏固、發展、壯大起來的。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縱觀一百多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回顧我們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歷史，可以體會到，毛主席在“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這兩句詩中，多么精辟地為我們總結了寶貴的“歷史的經驗”。

正如列寧所教導我們的：

“機會主義不是偶然的現象，不是個別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變，而是整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產物。”

只要反革命產生的社會基礎還存在，只要資產階級還存在，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反革命就還會滋生泛濫。

在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里，一切牛鬼蛇神，一切反動階級分子，由于他們的階級本性所決定，總是要不斷地跳出來搗亂的。我們決不可以放松警惕，解除思想武裝。

既然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這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機會主義的產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現實斗爭就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正確區分敵、我、友的問題。

毛主席針對郭沫若原詩中在對待唐僧的問題上混淆了敵我界限這個錯誤，用“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這兩句詩對他進行了委婉的批評和糾正。郭沫若對唐僧的判決是“千刀當剮”，而毛主席對唐僧的評價則是“愚氓”。

一個“愚”字，表明他是受蒙蔽的，他的問題是屬于思想認識的問題，因而，他是可以教育的，應該團結的。事實上在《孫悟空三打白骨精》這個戲里，唐僧一旦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之后，也確實是幡然悔悟了。

確如毛主席所教導我們的：

“有些人在一個時期之內，可能認識不清楚，也可能被蒙蔽，也可能犯些錯誤，但是，只要他們要革命，在他們知道事實的真相，認識了反革命的真面目以后，在革命實踐的過程中，最后總會同反革命決裂，站到馬克思主義方面來的。”

在郭沫若原詩中，似乎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唐僧身上，而毛主席卻指出，白骨精這個“妖”才是最大的禍害。“鬼蜮”二字揭穿了白骨精的特點：它是最善于用變幻不定的手法來暗中害人的。在原戲里面，那白骨精忽而化作“美麗”的少女，忽而變為“可憐”的老婦，忽而又裝成“慈善”的老翁，因而，它就比“青面獠牙”的惡魔更容易迷惑人、欺騙人。

那些歷史上的和現實中的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者們，不是也都完全具備了這樣的“鬼蜮”的特點嗎？他們披著最“革命”的外衣，喊著最“革命”的口號，進行著反革命的罪惡勾當，從而使一些人像唐僧一樣地上當、受騙，成為他們的俘虜。

因此，我們必須吸取唐僧的教訓，努力提高正確區分敵、我、友的能力。我們必須作好充分的思想準備，與他們進行堅持不懈的斗爭，因為他們是“必成災”的。這個“必”字，從本質上對一切機會主義者進行了無情地揭露。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字澄清萬里埃。”為我們樹立了一個革命戰士的光輝形象。

“奮起”，表明孫悟空不但善于識別，而且敢于斗爭。表明他對敵人有著刻骨的仇恨，滿懷革命的義憤。也表明他意志堅定，不受唐僧這樣的“愚氓”的干擾。

“千鈞棒”是孫悟空戰勝敵人的武器，在與“反革命”的斗爭中，我們的武器就是戰無不勝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玉字澄清萬里埃”，滿懷信心地預示了馬克思主義必然戰勝各種機會主義。盡管機會主義思潮可以彌漫萬里，但是，廣闊的宇宙終將得到澄清。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光明的前途是通過斗爭得來的。

“玉宇澄清”靠的是“奮起千鈞棒”進行斗爭，也要靠正確執行無產階級的政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包括團結像唐僧這樣犯了很大錯誤的人。

孫悟空心明眼亮，敵我分明，胸懷廣闊，“善于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并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始終把矛頭指向興妖作怪的白骨精。在這方面，也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這兩句與開頭的一、二句相呼應，進一步證實了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規律，深刻地揭示了當前進行的斗爭實質上是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各種機會主義生死搏斗在新形勢下的繼續。

當時，因為赫魯曉夫的原因，導致全世界一百多個黨都不信馬克思列寧主義了，似乎要把馬克思、列寧打個粉碎了。

可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我們掌握了歷史發展的規律，與他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一定會戰勝他們的。

全中國、全世界的千百萬孫大圣，不是正高舉馬克思主義的大旗，向他們展開著廣泛而深入的斗爭嗎？

毛主席熱情洋溢地為之“歡呼”，并使用了“孫大圣”這個尊稱，其中蘊含了多么深厚的無產階級的戰斗感情啊！

這是向我們發出的戰斗號召，號召我們向“孫大圣”學習，學習他堅定的革命立場，學習他善于識別真假的能力，學習他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精神，學習他能顧全大局、團結大多數人一道戰斗的思想。

全詩結尾的這兩句，充滿了繼續革命的強烈精神，像進軍號一樣地鼓舞我們向一切反革命進行堅決的、持久的、毫不妥協的斗爭，直到取得最后的勝利！

毛主席在寫了這首詩的十個月之后，在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了我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毛主席提出：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毛主席提出的這條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這首詩，正是藝術地體現了這條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的基本思想。我們要以黨的基本路線為綱，以毛主席的這首戰斗詩篇為強大的思想武器，把斗爭進行到底，把世界革命進行到底，用戰斗來迎接“玉宇澄清萬里埃”的嶄新世界。

在這首詩中，毛主席用有生命力的神話故事來為無產階級的偉大政治斗爭服務。

馬克思說過，神話是“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

《西游記》中的世界，實際上是人類世界的反映。孫悟空、唐僧、白骨精這三個形象，也是神話的作者以當時的社會現實為基礎概括出來的。

“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早在群眾中廣泛流傳，幾乎家喻戶曉。毛主席站在歷史發展規律的高度，從斗爭的實際出發，對這個神話故事賦予了嶄新的思想意義，這就使它能在廣大群眾中起到極其廣泛深入的教育作用。

對孫悟空、唐僧、白骨精這三個形象，站在不同的階級立場，或者基于不同的思想高度，就會有不同的認識。毛主席對他們的評價，則是深刻地揭示了他們的本質的。

同時，毛主席又以十分強烈的、愛憎極為分明的感情，表達了對他們各自不同的態度：對白骨精，徹底揭露和打擊；對唐僧，教育和團結；對孫大圣，熱情贊揚，為之歡呼。這樣，就使我們不能不受到詩中所透露的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的感染和教育。正是從這三個形象的矛盾斗爭中，闡明了斗爭的真理，表明了全詩的主題思想。

1962年1月6日，郭沫若在看了毛主席“和”的這首詩后，當天又寫了一首和詩：

賴有晴空霹靂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霧，八十一番弭大災。
僧受折磨知悔恨，豬期振奮報涓埃。
金睛火眼無容赦，哪怕妖精億度來。

很明顯，郭沫若對自己的錯誤做了改正，毛主席在看見后給他回信說：

“和詩好，不要‘千刀萬剮’唐僧肉了，對中間派采取統一戰線政策，這就好了！”

通過“三打白骨精”這個故事，將毛主席和郭沫若所寫的詩進行對比，兩人的境界高下立判，更證明了一句誰都不會質疑的話——天才只是見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門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