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銀施羅德和融通基金，老將都要跑光了！

在A股市場迎來久違的強勢反彈，上證指數一度站上3900點的背景下，公募基金行業卻顯露出令人擔憂的隱憂。交銀施羅德與融通基金這兩大知名機構，接連出現核心基金經理離任，暴露出公司在人才管理、投研體系傳承以及戰略方向上的深層挑戰，引發市場對行業穩定性的廣泛討論。

2025年9月20日，交銀施羅德基金的明星基金經理劉鵬卸任其管理的交銀先進制造混合等產品。劉鵬在近8年的任職期內，為該基金創造了約202.81%的回報，是該產品歷史上任職回報最高的基金經理。他聚焦于大制造領域，憑借對電力設備、軍工等板塊的深入研究，為投資者帶來了顯著的超額收益。他的離開，無疑是對公司主動權益投資實力的一次重大削弱。

更值得關注的是其接任安排。劉鵬的管理職責由三位經驗相對有限的新生代基金經理蔣科、王少成和田彧共同接手。這三位基金經理此前的管理規模和產品數量均較為有限，缺乏獨立管理大型旗艦產品的完整履歷。由三人共同接管一只百億級明星基金，這在行業內并不常見，也引發了市場對其投研能力是否足以支撐產品平穩過渡的疑慮。

此前，公司已有百億級基金經理范琨因“休產假”而卸任，如今劉鵬再行離任，使得交銀施羅德的主動權益團隊在短時間內連續失去兩位核心力量。這不僅暴露了公司在人才梯隊建設上的緊迫性，也讓投資者對后續產品的業績連續性和穩定性產生擔憂。如何確保投資策略的有效傳承，避免因人事變動導致凈值大幅波動，是公司亟待解決的課題。

幾乎在同一時間，融通基金也迎來了重量級人物的告別。9月6日，公司元老鄒曦卸任其管理的全部4只基金產品。鄒曦自2001年加入融通基金，從一名行業分析師起步，歷經24年，成長為公司的副總經理兼權益投資總監。他的職業生涯與公司發展深度綁定，是公募行業罕見的長期主義者。

鄒曦的投資風格鮮明，長期深耕周期股，尤其擅長房地產產業鏈。其代表作融通行業景氣混合，在其管理的13年多時間里，累計回報達161.32%，年化回報7.56%。在2019年，該基金憑借對周期股的精準把握，取得了87%的年度回報，一度躋身同類前列。巔峰時期，他管理的資產規模接近150億元。

然而，近年來受房地產行業深度調整影響，其重倉板塊持續承壓，導致產品規模大幅縮水，離任前已降至39.25億元。盡管在2025年市場反彈中，其管理的基金取得了約48%的亮眼回報，但鄒曦依然選擇離開。市場普遍認為，這與融通基金股東方變更后，公司戰略轉型有關。

2022年，融通基金并入中國誠通集團，公司開始大力推進“平臺型、團隊制、一體化、多策略”的投研體系建設。這一改革方向意在淡化對明星基金經理的依賴，轉向團隊協作模式。然而，改革在執行過程中，如何平衡對功勛基金經理的尊重與公司整體戰略的推進，成為一大難題。鄒曦的離開，被看作是這一轉型過程中的陣痛，也引發了市場對改革方式與節奏的討論。

事實上，這兩位基金經理的離任并非孤例。Wind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10月11日，今年以來公募基金經理離任人數已達292人，創下近五年同期新高。嘉實基金在8個月內便有19名基金經理離職，包括洪流、劉美玲等資深老將。行業正經歷一場顯著的人才流動潮。

這背后是多重因素的疊加。監管政策的引導是重要一環。2025年5月，證監會發布《推動公募基金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明確提出要加快“平臺式、團隊制”投研體系建設，意在推動行業從“個人英雄主義”向集體作戰轉型。這一方向雖為大勢所趨，但具體落實到各家公司，如何平穩過渡，避免人才斷層，考驗著管理層的智慧。

同時，業績考核的壓力也在加劇。新規要求對長期業績顯著落后于基準的基金經理降低薪酬，這使得部分基金經理面臨更大的職業壓力。此外，行業薪酬體系長期與管理規模掛鉤，當規模因市場或業績因素大幅縮水時，基金經理的收入也隨之銳減，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動了人才的流動。

投資者的理念也在悄然轉變。過去追逐“明星基金經理”光環的現象正在減弱。多只“明星基金”在市場高點發行后遭遇凈值大幅回撤，讓投資者意識到個體無法完全抵御系統性風險。投資邏輯正從“選人”向“選工具”轉變。數據顯示，本輪市場回暖中，資金更多流向了各類ETF產品，反映出投資者對低成本、持倉透明的被動投資工具的偏好日益增強。

對于交銀施羅德和融通基金而言，當前面臨的挑戰是共通的。如何在推動投研體系改革的同時，留住核心人才？如何構建老中青結合的合理梯隊，確保投資能力的持續傳承？如何在營銷中淡化“個人英雄”色彩，轉而突出團隊與策略的價值？這些都是必須正視的課題。

鄒曦和劉鵬的離開，標志著一個時代的落幕。他們的成就是行業寶貴的財富。他們的離開，也提醒著基金公司，任何戰略轉型都不能以犧牲人才穩定和投資者信任為代價。在追求“去人化”和“工業化”的同時，如何尊重個體價值，如何實現平穩過渡，將決定公司在新一輪行業競爭中的最終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