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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執狂”(Monomania),原是精神病學的術語,指那些外表看似正常,卻被某種強迫性執念吞噬的人。在藝術與思想史上,“偏執”的特性——比如對形狀、句法、色彩的執著,對“意義”本身的執迷,常與極端的創造力同在。
用不合常理的方式抵抗現實,在偏離理智的極端專注中,人類的精神需求卻變得可感:因為每個人都要以自己的方式對抗失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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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頭巾奧菲莉婭,奧迪隆·雷東,1900 - 1905
到達病理的邊界,需要嚴格的診斷標準,但單一的癥狀,可能存在于所有人的世界中,有時這只是程度和通往實踐道路的區別。每個人都存在執念,也許每個人都會出現幻覺。
我們用三天時間探討精神性藝術創作,這是最后一篇,關于荷蘭國立博物館“MONOMANIA”展覽所引發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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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年,年輕的精神病學家艾蒂安-讓·喬治(étienne-Jean Georget)委托法國浪漫主義畫家泰奧多爾·席里柯(Théodore Géricault)創作出十幅肖像,畫中人物均來自精神病院,以描繪一系列患有不同類型偏執狂的患者,十幅畫作后被統稱為《瘋癲的肖像(Portraits of the Insane)》。現在,這其中僅有五幅尚存,它們分別向人展示了一個盜竊癖患者、一個沉迷于賭博的女人、一個綁架兒童的人、一個妄想擁有軍銜的男人,以及一個嫉妒心極強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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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竊癖者肖像,泰奧多爾·席里柯,約1820–18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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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賭成性的女子,泰奧多爾·席里柯,18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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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騙兒童者像,泰奧多爾·席里柯,18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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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想自己為將軍的男子像,泰奧多爾·席里柯,18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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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嫉妒癥女子像,泰奧多爾·席里柯,約1819–1820年
曾有目擊者描述席里柯在精神病院忙碌時的場景:他沒有繪制草圖,也不做任何準備,而是直接在白色畫布上作畫,動筆之前,他會仔細觀察模特,再沒有多余流程。一旦拿起畫筆便動作迅速,極少需要反復修改。
曾有目擊者描述席里柯在精神病院忙碌時的場景:他沒有繪制草圖,也不做任何準備,而是直接在白色畫布上作畫,動筆之前,他會仔細觀察模特,再沒有多余流程。一旦拿起畫筆便動作迅速,極少需要反復修改。
這些畫作扮演著后來攝影在法律及醫學領域中的角色,即作為證據或臨床診斷依據。事實上,精神疾病通常表現為行為異常,這些行為往往需要時間的推移才會逐漸顯現,很難倚靠靜態圖像捕捉,但相較于許多其他同時期作品,席里柯憑借直截了當的創作方式摒棄了記錄中通常會出現的表演性,避免了對于患者病情的漫畫式描繪。樸素的觀察與客觀的創作方式并置,整組《瘋癲的肖像》因此被注入更多人性,讓每一幅肖像都是活生生的個體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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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赤發裸體女立像),愛德華·蒙克,1902
這系列中,一幅名為《盜竊癖者肖像(Portrait of a Kleptomaniac)》的畫作引起了當代荷蘭籍印度尼西亞裔藝術家、策展人Fiona Tan的注意,畫作中,男子斜視著一處,蓬亂的頭發及飽經滄桑的面容仿若訴說著難以言喻的痛苦,在她看來,男子儼然陷入了某種困境。再回顧畫作名稱,一種錯位感愈加清晰。“最讓我震驚的是,我所看到的與畫作名稱所暗示的信息存在著明顯差異。我眼前的究竟是犯罪者還是受害者?” Fiona 開始思考——精神或心理與其視覺表征之間到底存在著怎樣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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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 MONOMANIA 現場
以對于精神疾病的探究為起點,在荷蘭國立博物館的全權委托下,Fiona 開啟了一場名為“MONOMANIA”的主題展覽,譯為偏執狂。
在這一切開始之前,更直白的問題是,畫作中的這位男子是否真的有盜竊癖?他確實是偏執狂患者嗎?偏執狂究竟該如何定義,當時的人們又是如何看待精神疾病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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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執狂”(Monomania)一詞最早于1810年由法國精神病學家讓-艾蒂安·埃斯基羅爾(Jean-étienne Esquirol)提出,特指外表健康,內心卻潛藏著一種強迫性執念的人,具體為“不伴有發熱癥狀的慢性腦部疾病,特征是智力、情感或意志出現部分損傷”。多數情況下,偏執狂患者能夠保持理性,而在患病時,強迫觀念或躁狂現象會暫時擾亂其理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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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名少女肖像徽章,佚名,約 1880–1920 年
這一專業術語的提出為外界對精神疾病患者的單一認知帶來了極大改變,18世紀及更早期,精神疾病患者被認為是魔鬼附身的存在,他們通常被關押在虐待成性的瘋人院,與罪犯及絕癥患者處于同一個空間,彼時的狀況在法國大革命之后也未得到跨越——共和國成立,拿破侖興起又衰落,血腥的戰爭爆發又失敗,君主制復辟繼而失敗,人們在接踵而至的災難及政治危機面前無能為力。如法國詩人阿爾弗雷德·德·繆塞(Alfred de Musset)所言:“對一代人來說,他們被困在歷史的兩頁之間——一邊是時代的終結,另一邊是前景尚不清晰的未來——當下即為焦慮及厭惡的根源,最終轉化為人們對世界的幻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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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繡練習布,A. de Kat,1857年
到了19世紀初,抑郁癥及歇斯底里癥被視為典型的女性疾病,女性總是比男性更容易精神錯亂,這一“身陷魔咒”的現象實則與當時女性極為弱勢的社會地位脫不了干系,處于中上階層的已婚女性幾乎無法享受自由及權利,她們不能擁有個人財產,且從事任何職業都需要得到丈夫的許可,甚至無權為自己及子女做任何決定。相比之下,工人階級女性的處境要更糟糕,譬如女傭一類從事服務業的女性,她們不僅需要遵守當時極為嚴苛的行為標準,還需要在艱難的處境中設法維持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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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紗或網紗領飾,佚名,約1900年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偏執狂作為一種精神障礙出現,顯得格外合理。彼時,埃斯基羅爾對于偏執狂的定義及“精神疾病患者應該在專門的精神衛生機構接受治療”的主張,極大地推動了社會以更人道的方式對待精神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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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Fiona 一直在思考內部心靈及其視覺呈現間的聯系——單憑外部觀察,人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洞察內在?這也是其對于精神病學研究的起點。她的工作室里有個專門用來放置雜物的抽屜,碎紙片、明信片、展覽文件、偶然發現的照片、剪報等均置于其中,這些零碎記憶為她的藝術工作提供了許多新鮮創意。她還一直保存著一份由英國藝術史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撰寫的文章,文稿主題集中于席里柯的《盜竊癖者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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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 MONOMANIA 現場
她想要以“缺失”為靈感去創作一組影像裝置。這一念頭促使她開始研究偏執狂的相關歷史及精神病學的發展,她對心理、精神以及大腦的內在運作機制尤為好奇,想要弄明白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當自身內部運作出現問題時會發生什么。為此,多年間她閱讀了社會史、醫學史,尤其是心理健康方面的書籍,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以及接到荷蘭國立博物館的策展邀請之后,項目逐漸發生變化——她越發好奇當時人們對精神疾病的看法,以及這與當下大家對這類疾病的看法有何不同。研究規模隨之擴大,最終落腳為橫跨荷蘭國立博物館菲利普翼展館十個展廳的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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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 MONOMANIA 現場
從外表來看,我們是否真的能窺見精神疾病患者的內心?他們究竟是在袒露些什么,還是會產生來自他者的誤讀?“MONOMANIA”的展覽海報以Fiona 的個人肖像疊加日本能劇面具的形式呈現,藝術家在其中暗藏隱喻。精神疾病的表現方式就像一個面具,它可以讓你隱藏自我,去逃避內心的痛苦或無法忍受的恐懼,以及強烈的孤獨感。而這張“面具”也隨之將他人拒之門外,讓自己與個人、與世界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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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面具的自畫像,Fiona Tan,2025
Fiona 花費了很多時間專注于館藏,在她看來,博物館收藏的這些面具除了外觀精致脆弱,同時還極具力量,且神秘莫測。它們在歷史的演進中多了些許磨損痕跡,背負了厚重的故事感。她從中挑選出一個,并與自己的照片拼貼組合,如偏執狂的內在語義一般,拼貼后的畫像似乎展現了一些東西,同時又隱藏了部分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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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 MONOMANIA 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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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MANIA”除了提供一本由Fiona個人撰寫的展覽指南,整個空間不設任何墻面文字,這種呈現就如藝術家在剪輯個人電影作品及視頻裝置的過程一般,展示的是由她的個人發現、延伸聯想以及直觀感受組成的空間蒙太奇,她希望公眾能夠自行在觀展中思考,自由建立作品間的聯系并發揮想象。
脫離于傳統展覽的結構,“MONOMANIA”并不設定觀展邏輯,展廳內擺放的醫學插畫、洗禮袍及其他藏品更像是為公眾提供留白想象。展覽的重頭戲除了帶來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和愛德華·蒙克(Edvard Munch)的版畫作品等,還有Fiona 以藝術家身份帶來的個人作品——6件取材于其在洛杉磯蓋蒂研究所駐留期間偶然發現的一本扒竊相片集,分別講述了各個扒手的人生故事并命名為《扒手(Pickpockets)》的數字裝置;以及將部分館藏作品與個人創作相結合的創新之作,即為了此次展覽全新創作的影像裝置作品《珍妮的房間(Janine’s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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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的房間(布景照),Fiona Tan,2025年
《珍妮的房間》是包含三個投影的大型空間影像裝置,由它們同時展現不同的時刻、地點及記憶。影像中出現了來自19世紀末及更近時期的6封信件,它們均由精神疾病患者書寫,其中有人寫道:“(我)是一個空殼,除了內心的痛苦什么也不曾擁有……我似乎只是一片虛空。”畫面隨著信件內容陷入奇異景象,而觀眾這才發覺自己正在不斷被表象欺騙。
拍攝前期,Fiona 在一座寬敞高挑的19世紀建筑中搭建了一個大型電影場景,意味著這里是“珍妮的房間”,以達成“房間里的另一個房間”之意。搭建完畢后,她使用35mm膠片來為這個裝置拍攝,對她來說,模擬膠片易受損壞、撕裂、灰塵及劃痕的影響,都與人類的脆弱及內心的受傷狀態互為參照。她試圖貼近這種感覺,讓公眾得以體驗錯亂的精神狀態。視頻裝置的配樂創作也有巧思,屏幕中,鉛筆涂鴉、沙起沙落,以及刮風的聲響,都在強調失衡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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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有燈的餐桌,佚名,約1907–1935年(局部),2025年復制
Fiona 此次為“MONOMANIA”特別挑選出戈雅的部分作品均是在其失聰后創作完成,如《旅途愉快(Bon voyage)》及《恐懼的瘋狂(The Madness of Fear)》。每當欣賞戈雅的蝕刻版畫時,Fiona 都仿若置身于一個充滿可怕夢境的夜晚,一個有著夜行動物、幽靈、小丑,以及生者與死者共存的世界。在她的想象中,如戈雅一般的失聰狀況像是讓人置身于異國他鄉——沒有人向你解釋,也沒有人為你翻譯,你必須保持警惕,必須自己去理解一切。而這正是“局外人”的定義。她一同想象的還有,這些年間,戈雅是否聽到過腦海中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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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旅途愉快,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盧西恩特斯,1799
下:恐懼的瘋狂,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盧西恩特斯,1819 - 1823(圖片均源自網絡)
幻聽在精神疾病中極為常見,它也是精神分裂癥最常見的癥狀之一。但其實,每個人都會出現幻覺,一如Fiona 在《珍妮的房間》中埋下的隱藏信息:“我們每個人都游走在健康與疾病、理智與瘋狂之間的那條細線上。”
“我渴望理解一切,盡管我對任何在我之外的生命都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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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NESS秋季刊和你一樣沉迷無用之物。盲盒為什么令人上癮?委托一場約會能好過真實的戀愛?碎片化的視頻如何撫慰了我們?為什么電影人不知疲倦地奔赴電影節?沉迷是逃避現實的方式,還是在把我們推進更深的虛無?瘋狂與熱愛,往往只有一線之隔。當你沉迷時,沉迷也在凝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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