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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如果加沙停火、人員交換的第一階段在接下來幾天按計劃落地,特朗普總統能收獲一片贊譽。理由有三條,它們可能影響中東與美國的未來。
首先,走到這一步確實不易。需要在地緣政治層面打出一記“先碰庫邊再入袋”的擊球:在最終落點抵達加沙之前,既要先在以色列、哈馬斯、卡塔爾、土耳其、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沙特阿拉伯、埃及與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之間碰庫,又必須同時贏得各方信任。就難度系數而論,這已屬頂級之列。能將此事籌劃并促成的總統及其團隊,確實值得稱道。
第二,這只是一個多階段方案的起步。所以,如果特朗普把這第一棒拿在手里,方案署著他的名字,并因推動落地而贏得掌聲,就更能確保他持續投入,把和平計劃的后續階段也推進下去。那些階段難度更高,而且我要再三強調,它們需要特朗普始終全情投入。總統先生,也許您對巴勒斯坦或猶太歷史并不感興趣,但他們現在都對您非常感興趣。
我擔心,特朗普并未充分認識到他讓政府承接的這項任務有多復雜,而且這項計劃將冠以他的名字。我們談的是對加沙的“整體國家重建”:那里幾乎被完全摧毀,卻仍居住著大約兩百萬流離失所的人口。在國家安全團隊規模小得令人憂心的情況下,特朗普將不得不統籌多項工作,包括解除哈馬斯武裝,招募并打造一支多國安保部隊以填補以色列撤出后的真空,從零開始重建加沙,以及組建一個過渡性治理架構來運行當地的一切。這一切都將在一個以色列政府的注視下進行,而該政府對哈馬斯“死灰復燃”始終高度懷疑。
特朗普周四在內閣會議上以他一貫的夸張口吻表示:“我們結束了加沙的戰爭,而且在更宏大的層面上,創造了和平……希望是中東的永久和平。”我由衷希望他并不真的相信這番話,因為在他余下的總統任期里,他都將不得不為加沙事務持續奔忙。
話雖如此,如果更難階段的實施取得成功,隨著時間推進,它有望在一個全新的框架下重啟“兩國方案”的可能性,這個框架把巴勒斯坦人、阿拉伯國家與國際社會共同納入對加沙未來的托管之中。如果行得通,這種安排未來也許可以延伸至約旦河西岸。
我認為,特朗普的團隊為應對兩塊被占領領土的未來提出了一個頗具吸引力的新模型,因為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已無法單靠彼此來解決沖突。加沙戰爭之后,雙方之間的信任蕩然無存,合作的齒輪全都崩掉。他們將需要美國與阿拉伯方面的長期和平擔保。(這一點容后詳述。)
如果這項和平計劃的全部階段都得以實施,并由此重建起通往巴以和平的道路,那就值得一座諾貝爾和平獎,甚至兩座。
我希望特朗普因撮合該和平計劃而得到應有的評價,還有第三個理由,它與中東無關。我抱著也許注定落空的期待,希望這能促使特朗普也在美國國內促成和解。
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寫道:“締造和平的人有福了。”總統先生,確實如此。既然您以尊重和建立互信的方式,與各方打交道,為加沙帶來了某種程度的和平,甚至讓美國的宿敵哈馬斯也愿意信任您,請把同樣的“外交本領”用到國內。與其以最站不住腳的罪名起訴政治對手,并且像您在“查理·柯克追悼會”上那樣自夸“我討厭我的對手”,把美國撕裂得像加沙一樣,不如給所有人一個正向的驚喜:請民主黨領袖到戴維營,向全世界宣告,在達成一份“美國人與美國人之間的和平條約”之前,您不會走出會場。請記住,勝選的是您,您是總統。樹立一個積極的榜樣,超越一切個人恩怨。通過妥協,看看您在這個世界上可以促成多少好事。
如果您在國內做到這些,聲望必然水漲船高。反之,若在中東扮演團結者,卻在美國扮演分裂者,這份加沙計劃終究會淪為失敗總統任期中的腳注。
為此,我希望特朗普回想自己是如何把這盤中東棋撮合起來的。他的外交談判風格相當“另類”。在謀求加沙和平時,特朗普既不熱衷于“分配責任”的政治,也沒有給任何一方貼羞辱性的綽號,其中包括以色列、卡塔爾、沙特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他只在意能否同真正能拍板的人談成“同意”,讓事情發生,同時把自己推近諾貝爾和平獎。在這個地區,大多數領導人不是手上沾了血,就是把政治犯關在監獄里,有的只是因為倡議人權而坐牢。相較民主黨總統,特朗普對他們而言反而是一種“松口氣”的存在。他不把任何一方的人權“成績單”當回事,但也不愿遷就他們慣常的托辭,比如“國內政治不允許我們妥協”。
特朗普的方式是:我不在乎你是誰,我只看你做什么。如果這對我有利、符合我的需要,你就是“好”;如果擋了我的路,我就讓你付出代價。一般而言,民主黨人并不擅長把“道德冷感”與“強制性外交”結合在一起并以和平之名運用自如,而這對特朗普來說幾乎是本能。中東領導人把他視為“自己人”。
正如國務卿馬可·魯比奧所說:“總統打了幾通非同尋常的電話,進行了幾次非同尋常的會晤,需要極高的強度與投入,這才促成了結果。”哎呀,作為一個熱愛研究中東的人,我真想旁聽那些通話!
哈馬斯與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都會想辦法把如今的結果包裝成一項偉大成就,但這并不是他們在發動這場戰爭時所追求的結果。
哈馬斯在2023年10月7日發動戰爭,部分目的就是要破壞拜登的方案。那套方案起步于在約旦河西岸改革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這個哈馬斯的政敵,后者接受了《奧斯陸協議》。在拜登的設想里,對“巴權”的改革將為與以色列就“兩國方案”的談判鋪路,作為交換,沙特將同以色列關系正常化,美國與沙特也將簽署安全條約。哈馬斯及其地區靠山伊朗都不愿看到由“巴權”牽頭的“兩國”進程,更不愿看到以色列與沙特關系正常化,否則伊朗與哈馬斯都會陷于孤立。如今他們確實陷入孤立,而且遭到軍事重創。
與此同時,在我看來,內塔尼亞胡自第一天起所采取的作戰取向,是謀求讓以色列對加沙的控制長期乃至永久化,其路徑在于依靠某種“奎斯林式”地方勢力(quisling local forces)來維系局面;而這種安排既不包括挑起這場戰爭的恐怖組織哈馬斯,也不包括作為哈馬斯合乎邏輯替代者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內塔尼亞胡持續設法使“巴權”喪失正當性,因為他不愿意出現一個能夠同時代表約旦河西岸與加沙、且相對溫和統一的巴勒斯坦談判主體。那樣一來,國際社會會立即對推進“兩國方案”施加談判壓力。
“奎斯林式”地方勢力(quisling local forces)這里的“quisling”并非普通形容詞,而是來自挪威人物Vidkun Quisling的典故化外延。英語中“quisling”常指在占領或外來強權控制下,與其協同行動的本地合作者或傀儡代理,帶有通敵、背叛本國(族群)利益的強烈貶義。其詞義基礎與歷史情景見:布里塔尼卡《Quisling》條目與美國大屠殺紀念館(USHMM)條目均明確指出,Quisling在1942至1945年主持納粹支持的挪威傀儡政權,其姓氏遂成為“traitor(叛徒)/collaborator(通敵者)”的代稱;《挪威大百科全書》給出其政權與戰后叛國處決的事實;主流英語詞典(Merriam-Webster)將“quisling”定義為“traitor(叛徒), collaborator(通敵者)”并標注1940年的初見用例;新聞史料普遍認為該詞由英國《泰晤士報》1940年“Quislings everywhere”之社論推而廣之,并經BBC等傳播。(黃色引用線區域為譯者對相應黃色背景文字的解讀。)
但在特朗普這里,比比(Bibi,內塔尼亞胡綽號)得到的恰恰相反。特朗普的方案并未承諾巴勒斯坦建國,但它規定,隨著加沙重建推進以及“巴權”的改革計劃落實,“有望終于為巴勒斯坦人民通往自決與建國的可信路徑創造條件,我們承認這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內塔尼亞胡把以色列的命運完全押在特朗普身上,反而讓自己落入特朗普的手心。
過去一年里,在推進其對加沙的“焦土政策”時,比比讓全世界別來插手,讓歐洲別來插手,讓民主黨人別來插手,讓美國的自由派猶太人別來插手,讓以色列的阿拉伯盟友別來插手,甚至讓溫和派共和黨人也別來插手。
他把以色列的命運完全交到特朗普手里。他認為,特朗普拿出第一版加沙方案時,那是一份荒唐的設想,內容是把所有巴勒斯坦人遷出加沙,并把那里改造成新的“里維埃拉”。在他看來,這等同于給了他將加沙夷為平地的“通行證”。
然而,當阿拉伯國家、美國的歐洲盟友以及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出面介入,使特朗普回到一條真正的和平進程,并且明確表示以色列不得吞并加沙或約旦河西岸時,內塔尼亞胡已經沒有任何可用的杠桿。如今總統就是特朗普,內塔尼亞胡已無法再借特朗普或共和黨人去牽制這位總統;而在拜登任內,他正是這樣做的。
這就是我們走到“此處”的來龍去脈。那么,“此處”為何重要?曾參加2000年戴維營談判的以色列談判代表吉迪·格林斯坦在給我的郵件中有一番精到的概括。按照他的說法,特朗普提出的20點計劃提供了一個關鍵契機,不僅有望為加沙帶來和平、解救人質,也在于“重申自1978至1979年戴維營協議以來,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外交進程的基本原則”。如何體現這一點?格林斯坦解釋說,特朗普已經確立兩條要義。其一,不會在加沙或約旦河西岸進行任何單方面吞并。其二,經升級并完成改革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將成為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自治機構,并在未來成為加沙的自治機構。至于政治前景,格林斯坦補充稱,特朗普也對巴勒斯坦人民的自決權表達了認可,這在有效意義上“意味著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某種形式的政治分離”。
正如我先前所說,如果這場可怕的加沙戰爭能停下來并且真正停得住,那就值得稱贊,也足以登上漂亮的頭條。可是,如果把整套計劃貫徹到底,那就是一項足以寫入史冊、配得上諾貝爾和平獎的事業。若能讓特朗普明白自己在中東之所以奏效的原因,也就是以“加法”而非“分裂”的方式來治理,并把這一點運用于國內,他將在國內成為一位更好的總統。能做到這一點,可謂“奇跡”。
這里的“加法”是一個政治隱喻,意思是用“把人拉進來、把條件疊加起來、把共識做大”的方式來治理和談判,而不是用“分裂”的方式去排他、貼標簽、制造陣營對立。(黃色引用線區域為譯者對相應黃色背景文字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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