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美國參議院的投票結果讓不少人意外:民主黨提交的撥款法案僅獲45票贊成,卻迎來50票反對,未能通過,共和黨推出的版本同樣遭遇否決,這意味著美國政府“停擺”狀態還要繼續,每天上十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在不斷累積。
可就在國內亂象未平之際,特朗普又拋出兩個重磅消息——11月1日起對所有進口中重型卡車加征25%關稅,同時高調喊話希望聯合國總部留在紐約。
一邊是民生受困、經濟承壓,一邊是關稅加征、國際議題炒作,美國當下的局面究竟在向何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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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停擺并非新鮮事,但此次僵局的尷尬之處在于,兩黨似乎都沒有破局的誠意,從過往案例來看,2018年美國政府曾因撥款分歧停擺35天,當時約80萬聯邦公務員被迫停薪或無薪工作,此次停擺規模與影響與之不相上下。
如今,聯邦部門中,負責社保辦理、護照審批的機構已掛出“暫停服務”告示,華盛頓特區的郵局工作人員甚至需要兼職外賣配送才能維持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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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更受直接沖擊,安檢人員因薪資問題出現離職潮,導致部分航站樓安檢通道關閉,旅客排隊時間普遍超過2小時,不少航班因此延誤或取消。
兩黨對此的態度卻始終對立,民主黨方面認為,撥款法案應優先保障民生領域投入,比如增加醫療補貼、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指責白宮在談判中拒絕讓步,缺乏解決問題的誠意。
特朗普陣營則反稱,民主黨試圖通過附加非必要條款“綁架”撥款,堅持要求削減部分社會福利開支以控制財政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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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各執一詞,將政治博弈置于民生需求之上,最終讓普通民眾成了這場拉鋸戰的受害者——不僅日常辦事受阻,就連軍人薪資發放也出現延遲,部分軍人家庭不得不向社區救助機構申請食品援助。
就在政府停擺的陰霾下,特朗普在社交平臺宣布的關稅新政更顯突兀,根據其公布的內容,自11月1日起,所有進口至美國的中重型卡車將被加征25%關稅,政策初衷被描述為“保護美國本土卡車制造業,推動就業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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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實際情況來看,這一政策更像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舉措,美國本土卡車市場對進口的依賴度并不低。
據美國汽車制造商協會數據,加拿大、墨西哥及歐洲品牌,占據美國中重型卡車市場60%的份額,國內3萬多家運輸企業中,有近七成依賴進口卡車開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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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征25%關稅后,這些企業的采購成本將直接上漲,以一輛原價80萬美元的進口卡車為例,企業需多支付20萬美元稅費。
為緩解成本壓力,運輸企業大概率會將負擔轉嫁至下游,預估運費將上漲10%-15%,而這最終會體現在商品價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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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關鍵的是,“保護本土制造業”的目標恐怕難以實現,美國本土卡車制造企業的產能僅能滿足市場40%的需求,且在技術研發、零部件供應等方面仍存在短板,短期內無法填補進口減少留下的空缺。
此前特朗普政府也曾試圖通過關稅保護其他行業,卻導致相關領域供應鏈混亂、物價上漲,此次卡車關稅政策落地,很可能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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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制造業的發展需要系統性支持,比如降低勞動力培訓成本、加大技術研發投入、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等,僅靠關稅筑起“壁壘”,顯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內政陷入僵局、關稅政策遭質疑,特朗普此時將目光轉向了國際舞臺,近期,“聯合國總部考慮遷出紐約”的傳聞引發關注。
特朗普第一時間公開表態,希望聯合國總部繼續留在紐約,言辭中強調紐約作為“國際交流中心”的優勢,以及美國對聯合國的“支持”,但稍加梳理便會發現,這一表態更像是轉移國內注意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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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聯合國的關系近年來本就矛盾重重,根據聯合國官方財務報告,截至2025年9月,美國拖欠的聯合國會費已超過10億美元,占全球未繳會費總額的65%。
此前美國還曾退出《巴黎協定》《伊核協議》等多項國際協議,與聯合國在氣候變化、全球安全等議題上多次產生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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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成員國對此表示不滿,2023年聯合國大會期間,已有部分國家提議對總部選址進行評估,此次“遷出”傳聞或與此有關。
特朗普選擇在此時發聲挽留,背后有兩層考量,一方面,聯合國總部設在紐約,長期以來都是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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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1年聯合國總部正式落成,紐約每年因聯合國相關活動獲得超20億美元的旅游、會展收入,總部的存在也讓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擁有更多話語權,一旦搬遷,將直接削弱美國的國際影響力。
另一方面,國內民調數據顯示,受政府停擺、關稅政策影響,特朗普的支持率在10月上旬下跌3個百分點,通過炒作國際議題,既能吸引媒體與民眾的注意力,也能營造“維護美國國際地位”的形象,緩解國內輿論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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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國際社會對此并不買賬,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在記者會上表示,總部選址需由成員國共同協商決定,更重要的是“各成員國應切實履行義務,維護多邊合作機制”,這番表態被解讀為對美國拖欠會費、推行單邊主義的間接回應。
顯然,僅靠口頭“挽留”無法修復美國的國際信譽,若繼續以“美國優先”為原則處理國際事務,即便聯合國總部留在紐約,美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也會不斷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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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參議院45:50否決撥款法案,到政府持續停擺,再到特朗普加征關稅、喊話聯合國,這三件事看似獨立,實則折射出美國當前治理體系的深層困境。
總統與國會之間缺乏有效溝通,政策推進依賴對抗而非協商,導致政府停擺成為“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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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經濟政策時忽視實際需求,妄圖以關稅解決產業問題,最終讓民眾承受物價上漲的代價,面對國內矛盾,又試圖通過炒作國際議題轉移焦點,卻暴露了國際信譽的流失。
世界格局正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單一國家主導全球事務的時代早已過去,美國若想擺脫當前的困境,需要正視自身的問題——修復國內政治生態,推動兩黨從“對抗”走向“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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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科學的經濟政策,注重產業鏈的整體升級而非單一關稅保護,在國際舞臺上承擔起應盡的責任,以合作而非單邊主義贏得信任。
否則,再多的口號與操作,也無法掩蓋制度疲態與地位下滑的現實,最終只會讓“美國優先”淪為“美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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