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TikTok爭議達成共識看中美科技合作前景

文︱關品方

早前中美雙方就TikTok（TT）問題達成基本框架共識，只待達成最后協議。媒體評論人言人殊，有意見認為被美國占了上風。筆者綜合近期各方面的分析，認為框架共識的核心內容對中國有好處，歸納如下。

有關股權重組與運營權轉移方面，框架共識同意TT的美國業務將由新成立的美國公司接管，股權構成比例為美國投資者占80.1%（包括甲骨文等公司），TT的母公司字節跳動（簡稱字節）保留19.9%；原字節股東（大股東張一鳴及高層員工）的股權比例雖被稀釋，但可通過股權增值獲利。新公司需向字節支付算法授權費、使用TT的核心推薦技術；字節保留算法所有權，不作轉讓。

有關數據主權與技術控制方面，TT的美國用戶數據將存儲于美國境內，接受美方監管，但算法所有權仍歸字節，中方保留對技術出口的審批權。中國政府反對科技問題政治化。協議將不會涉及核心算法轉讓，僅以授權模式滿足美方運營需求。

中美達成對TT的框架共識，象征經貿關系緩和。TT問題解決，被視為中美經貿關系減壓的心瓣，雙方同意減少投資障礙，但“對等關稅”尚未進行調整（特朗普當年強加的對華關稅10％仍然保留），“對等關稅”問題暫仍凍結待議。

TT的框架共識對中國的經濟利益，一方面是股權增值與持續收益。字節通過保留19.9%股權及收取算法授權費，獲得長期收入。市場預計新公司估值將大幅提升，原股東獲益顯著。另方面是技術壁壘維護；算法不轉讓，確保了中方的核心知識產權優勢，避免技術外流。

在政治博弈與戰略利益方面，中國取得原則性勝利。中方堅持不拿原則做交易，抵制了美方強制字節出售TT的要求，維護了企業在國際市場的公平競爭規矩和權利。這個柜架共識起了對數據主權的示范作用，承認本國對境內數據具管轄權，為未來跨境數據治理提供案例，中方可以要求外國企業在華數據本地化。中國更提升了國際形象與博弈籌碼，展示了在科技博弈過程中的韌性，削弱了美方所謂“國家安全威脅”的霸王敘事。稀土出口管制等反制措施，顯示了中國的談判籌碼，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制裁措施以牙還牙。

部分輿論認為字節僅保留19.9%股權可能削弱其長期控制力。稀釈股權會否讓利太多？這是見仁見智。關鍵是餅要持續做大，不必在一棵樹上吊死，新興的短視頻相關行業的全球市場正不斷擴大，將來這家新的中美合資公司的前景大有可為，可以進一步擴大市場份額。

官方強調這是市場行為下的互利妥協，此言不虛。在美國，有當地合作方共同發展，可以走更長遠的路，賺更多的錢。至于技術安全隱患，算法授權可能面臨美方逆向工程風險（被美方偷竊技術），但中方保留審批權，可動態應對。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所謂“小院高墻”的壁壘政策，其實自欺欺人、故步自封，很難不被“竊取”。

TT框架共識通過“股權重組+技術授權”模式，既保障了TT在美長期持續運營，又維護了中方的核心利益。對中國而言，經濟利益與戰略原則得到平衡；后續需要警惕技術授權的潛在風險及特朗普于地緣政治博弈的反復無常。

其實更具深層意義的，是中美恢復科技合作交流，潛在領域涵蓋既有合作基礎的延續和新興領域的拓展，這才是關鍵所在。中美關系回暖，用投資市場的術語，“可以做大刁”（big deal）。

中美科技的重點延續合作領域，包括以下方面。首先是清潔能源與氣候變化，已有的合作基礎是青海共和干熱巖發電項目，還有中美綠色航線協議，已驗證了39條跨太平洋航線節能方案。將來在可再生能源技術的聯合研發（光能、風能）和跨國碳排放監測與碳捕捉技術方面可開展合作，更可共同制定全球清潔能源標準。

其次是醫療衛生與生物技術。已有的合作基礎是中美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臨床試驗共享和超分子材料實驗室（包括“可吸收心臟支架”的研發）。潛在合作方向包括基因編輯技術（CRISPR）的倫理設定與臨床經驗共享。此外還有傳染病防控與疫苗快速開發機制（包括mRNA技術共享），以及聯合應對老齡化社會的醫療技術創新。

此外還有農業科技。已有的合作基礎是雜交水稻技術輸出（袁隆平早在1990年已開始和美國合作）和海南抗鹽堿水稻基因育稻合作。潛在合作方向包括抗氣候變化作物育種，以及精準農業與無人機植保技術聯合試驗。

以上的中美科技合作較少爭議。至于新興領域，既有合作潛力，也有激烈競爭，包括人工智能與信息技術，航天航空與深空探測，半導體（芯片）與先進制造（自動化）。估計中國早已吃透了這方面的危險與機遇，有高度警惕。合作基礎已有，例如阿里云與亞馬遜的數據跨境容器研發和智能算法倫理研討。潛在競合方向包括聯合制定AI治理框架、倫理準則與數據安全標準；量子計算基礎研究共享（包括量子糾錯代碼開發）；6G技術提前協調頻譜分配與通信協議。中美已有深空通訊兼容機制（北斗與GPS校準）和帕克太陽探測器開發“中美聯合儀器”的合作基礎。潛在的競合方向包括月球與火星探測數據共享，近地軌道商業航天合作（主要是太空垃圾清理）。芯片和自動化高端生產制造方面，已有的合作基礎包括半導體協會聯推檢測手冊和工程師互派計劃。潛在競合方向包括成熟制程芯片的供應鏈互補（“車載芯片”，用于交通工具），材料科學聯合攻關（第三代半導體材料）。

總而言之，中美科技的競合方向既深且廣，有競爭、又合作。筆者經常警惕美國政客的反華仇中言論，那只是給美國和全球一般民眾“一日一茶匙”地消費，并不完全反映事實。究其原因，是美國資本霸權制度使然。因為美國需要制造假想敵，宣傳戰爭（為了軍售）以維持其戰爭機器的運轉，80年來已形成強大的動量和動能、難以改變。

中美科技合作面臨挑戰，在不同領域有合作的可行性，但也有不少障礙。清潔能源存在光伏產業補貼爭議，生物技術存在數據主權與知識產權保護分歧，人工智能存在地緣競爭導致技術封鎖（AI芯片管制），半導體產業存在美國對華技術出口限制。務實的做法是分階段推進，優先在低敏感領域（農業、氣候）擴大合作，逐步向高敏感領域過渡。中美科技合作應鼓勵民間力量（企業、院校）主導，成立企業聯合實驗室（“特斯拉-寧德時代”模式）和院校間的學術聯盟。兩國政府可建立“安全區”機制，設定技術合作負面清單，明確哪些禁區不準進入（軍事相關技術、“軍轉民”技術轉移）。

筆者個人認為，中美科技合作雖然長期面臨政治阻力，在民生與全球議題領域仍有廣闊的低爭議空間。雙方以務實態度平衡競合，定能避免科技“脫鉤”，不應過度強調科技合作和軍備競賽的負面關系，更不應被政客忽悠，老是喊打喊殺，導致對全球創新科技生態的破壞和倒退。誰是罪魁禍首？不言自明 : 是美國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