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勢力的歷史演變及其重新抬頭的原因

日本右翼勢力自孽生迄今，已經歷戰前戰后兩個“六十年”。它不僅在戰前“六十年”給本國和東亞鄰國造成了亙古未有的戰爭災難，而且在戰后“六十年”還一直在惡化著日本國家的“肌體”和與亞洲鄰國的外交關系，時至今日，它再次對日本的未來走向和東亞和平構成了潛在的威脅。對此，不僅日本有識之士深表憂慮，而且也使東亞鄰國尤其是中國始終保持著相當的警覺。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周恩來不僅敏銳指出日本政客對臺灣“大多有野心”，而且提醒國人做好與日本右翼長期斗爭的準備；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鄧小平不僅敏銳指出“戰后日本一部分人中一直存在著一種想要復活軍國主義的傾向”，而且提醒國人這些人“為數不多，能量不小”，十分“值得警惕”；時至世紀之交，江澤民不僅敏銳指出“日本國內確實有那么一股勢力企圖重溫軍國主義的舊夢”，而且公開向日方表明了中國“絕不能允許任何形式的軍國主義思潮和勢力重新抬頭”的堅定立場。毫無疑問，中國領導人對戰后日本右翼勢力政治圖謀的洞察是清晰的，對其能量的評估也是準確的。筆者試就日本右翼勢力的整個演變軌跡及其戰后重新抬頭的原因，略作梳理和探究。

一、日本右翼勢力的歷史演變

(一)戰前日本右翼勢力的演變及其危害

日本右翼勢力的百余年演變歷史，可以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為界分為前后兩個“六十年”。戰前“六十年”，日本右翼勢力主要經歷了三個時期。

1.孽生時期(1881—1911)

明治初年的部分保守派士族——“尊攘派”是日本右翼勢力的源流。1881年2月成立于福岡的“玄洋社”，系日本歷史上第一個右翼團體。該團體后又卵翼出了“黑龍會”、“浪人會”等形形色色的右翼組織，這些右翼組織可謂此時日本右翼團體的“孵化器”。這一時期雖然并未產生有影響的右翼思想家，其思想主張也未成系統，但指導其對內建立天皇制獨裁統治和對外進行殖民侵略的天皇中心主義和大亞細亞主義等反動思想，卻成為日后日本法西斯理論的核心。此間，日本右翼勢力的政治活動具有將矛頭同時指向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面之特點:凡是被其認為有礙天皇制獨裁統治建立的國家政要，都在其暗殺行刺之列；這股勢力對外心甘情愿地充當了日本統治階級侵略亞洲鄰國的馬前卒，這方面也是此間日本右翼勢力政治活動的重心。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這一時期日本右翼勢力無論在思想上、組織上，還是在活動方式和手法上，均為其后來者提供了藍本。

△ 黑龍會創辦人頭山滿（1855-1944）

2.膨脹時期(1912—1930)

從大正政變至九一八事變前夕，日本右翼勢力迅速膨脹。這一時期，右翼團體尤其與“玄洋社”等“傳統右翼”組織不同的具有法西斯色彩的“革新右翼”團體大量孽生。據統計，1927年右翼團體已有百余個，時至1932年迅速增至千余個。其中，大川周明等人成立于1919年8月的“猶存社”，系日本第一個“革新右翼”組織，也是日本第一個民間法西斯團體。猶如此前“玄洋社”卵翼出“浪人會”等眾多“傳統右翼”團體一樣，“猶存社”則“孵化”出了類似“大化會”的一些“革新右翼”組織。1930年橋本欣五郎建立的“櫻會”，則系此時日本軍人法西斯組織之代表。這一時期其主要思想主張除天皇中心主義、大亞細亞主義外，還增加了更具影響力的法西斯主義和更具欺騙性、煽動性的“國家改造”思想。此時其政治活動仍同時指向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面，但重心已由前一時期的主要對外轉向了主要對內。隨著法西斯思想的蔓延，日本社會迅速法西斯化和軍國主義化。

3.肆虐時期(1931—1945)

從“九一八”事變到日本戰敗投降，是日本右翼勢力逞兇肆虐、為禍鄰邦的時期。時至1939年，日本右翼團體已多達1733個，成員為182192人，此時右翼勢力步入巔峰。隨著法西斯勢力掌控國家大權和軍國主義戰爭體制的形成，民間、政界、軍界等各路右翼勢力合流為國家軍國主義勢力，而形形色色的右翼思想主張也與日本政府的戰爭政策——“大陸政策”完全重疊，逐漸系統化為“石原構想”、“東亞協同體”論、“大東亞共榮圈”論等，不僅指導了此間不斷升級的對外侵略戰爭，也出人意料地為戰后日本右翼勢力進行戰爭翻案提供了“理論依據”。在上述法西斯理論指導下，對內制造暗殺、政變事件和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同步進行是此時日本右翼勢力政治活動的主要特點，也是與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化(先建立法西斯政權，后對外侵略擴張)迥然不同的日本法西斯化的一大特點。至此，日本右翼勢力不僅使亞洲鄰邦蒙受了亙古未有的巨大災難，最終也使日本民族瀕臨毀滅的邊緣。戰前日本右翼勢力的這一極端危害性，值得世人尤其是日本人民永遠銘記。

(二)戰后日本右翼勢力的演變及其特點

依附于日本社會肌體上的右翼勢力這個“政治癌瘤”，理應隨著其依附體“大日本帝國”的戰敗投降被徹底割除。然而，由于日本國內和國際諸多因素的影響，日本右翼勢力在度過了戰后初期短暫的“冬眠”后很快復蘇過來，并在戰后“六十年”又留下了一條重新抬頭的歷史軌跡，其與戰前右翼勢力可謂一脈相承。戰后日本右翼勢力主要經歷了四個時期。

1.削弱時期(1945—1951)

戰后初期，美國占領當局曾制定并頒布了《戰后初期的對日政策》等多個文件，意在徹底鏟除日本右翼殘余勢力，保證日本不再對世界尤其美國構成威脅。截至1951年12月，日本被解除公職者多達210288人，被解散的右翼團體多達233個。至此，日本右翼勢力遭遇空前打擊而大為削弱，跌入其百年歷史的低谷。不過，由于美國占領當局對日本法西斯殘余勢力的“鏟除”極不徹底，不僅被勒令解散的右翼團體成員仍在暗中活動，而且孽生出16個類似“日本天狗黨”的新右翼組織。此間日本右翼勢力總的特點是:規模小、壽命短、具有過渡性；思想主張既與戰前右翼一脈相承，又有戰后鮮明的時代特征。

2.復活時期(1952—1960)

如前所述，戰后初期美國占領當局曾實施了一系列鏟除日本右翼勢力的政策和措施，然而隨著冷戰時期的過早到來，美國改變了對日占領政策，不僅保留了天皇制、提前釋放了在押日本戰犯，而且解除了對幾乎所有右翼分子的“整肅”。那些重返日本政壇、軍界掌控國家大權的戰犯和被褫奪公職者，很快成為戰后日本右翼勢力的核心。在此背景下，類似“大東塾”等一度被解散的舊右翼團體紛紛復活，類似“祖國防衛同志會”的新右翼組織大量孽生，類似“救國國民總聯合”的右翼聯合組織亦不斷涌現。據統計，1951年在日本警察機構登記的右翼團體就有540個。這一時期日本右翼勢力總的特點是:組織發展迅速；大多披上了“合法”外衣；積極參加議員選舉；重新開始恐怖活動。

3.抬頭時期(1961—1980)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日本經濟高速發展和國力迅速增強，日本右翼勢力重新燃起了稱霸亞洲和稱雄世界的野心。不但“大和民族優秀論”沉渣泛起，而且右翼勢力實現了新老交替，呈現迅速抬頭之勢。時至1980年，右翼團體已有700余個，約12萬人。這一時期日本右翼勢力總的特點是:青年右翼成為主力；主張上與戰前右翼接近，行動上與“新左翼”相似；活動呈分散、小型、多樣化特點；百般阻撓中日邦交正常化。

4.蠢動時期(1981—現在)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不但從一個戰敗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而且在很多高科技領域向美國顯示出咄咄逼人的態勢。隨著日本成為“經濟巨人”和日本政府確立“政治大國”奮斗目標，日本右翼勢力開始蠢蠢欲動。時至1988年，右翼團體計840個，成員約12.5萬人；截至2000年，右翼團體增至900個，人數降至10萬人。不過，若把“日本遺族會”一類的半官半民性質的右翼團體和“終戰五十周年國會議員聯盟”一類的政界右翼團體(即“穿西服的右翼”)計算在內，目前日本右翼團體逾千個，人數不下500萬人，至少也有右翼理論家荒原樸水自供的“353萬人”。此時日本右翼勢力總的特點是:野心和能量更大的政界右翼勢力成為主角；民間右翼勢力與黑社會勢力開始同流合污；思想主張更具煽動性和影響力。至此，日本右翼勢力再度對日本未來走向和亞太和平構成了潛在的威脅，因此，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東亞各國人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二、戰后日本右翼勢力重新抬頭的原因

戰后日本右翼勢力所以重新抬頭、蠢蠢欲動，是由以下諸多因素綜合作用所致。

(一)深深積淀于日本民族心理潛層的神國觀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潛在驅動

神國觀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形成和演變，大體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大和時代圣德太子創造“天皇”一詞和確立天皇“萬世一系”原則，為神國觀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產生和強化奠定了基礎；奈良時代問世的《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兩部典籍對日本民族起源和國土生成的神話描述，為神國觀念和天皇崇拜思想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13世紀兩次靠所謂“天佑神助”的“神風”擊退蒙元來襲事件，使神國觀念和天皇崇拜思想根深蒂固；近代以降，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教育的灌輸毒化，使神國觀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發展至極端。

自古積淀于日本民族心理潛層的神國觀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猶如一把雙刃劍，對日本人的行動起著導引和支配作用，久遠而深刻地影響了日本的歷史進程。這一觀念意識除在減少國力內耗、形成強大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外，也曾將日本民族引向歧途，不僅一度使日本民族瀕臨毀滅，而且給亞洲鄰國帶來了亙古未有的巨大災難。第一，神國觀念和天皇崇拜思想是類似于宗教感召的觀念意識，較之一般政治學說更具有煽動性和迷惑力，成為驅動部分日本國民戰時盲從侵略戰爭和戰后仍持錯誤“戰爭史觀”，以及戰后日本右翼勢力圖謀復活軍國主義的歷史的心理層面的因素。第二，神國觀念和天皇崇拜思想進一步派生出與之相表里的忠誠意識和武士道精神，不僅使戰時的許多日本青年在這一愚忠心理支配下義無反顧走向侵略戰場，決心為天皇的“圣戰”效死盡忠，而且使許多日本人特別是日本軍人在這一以冷酷無情的處事態度和攻戰殺伐的好戰習性為特征的武士道精神驅動下，加大了對被侵略國家人民的直接加害和戰爭劇痛。當然，這也是造成戰后日本右翼勢力總想重溫軍國主義舊夢的內在心理驅動力。

(二)戰后初期美國有意保留日本法西斯殘余勢力，為日本右翼勢力東山再起種下了禍根

戰后初期，美國占領當局曾制定和實施了鏟除日本右翼法西斯殘余勢力的政策。但由于冷戰過早到來，美國改變了對日占領政策，即由過去的“懲罰”改為“扶植”，為日本右翼勢力東山再起種下了禍根。

首先，美國占領當局千方百計地使裕仁天皇逃脫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并保留了天皇制。天皇制國體的保留，一方面為日本右翼勢力將國家重新拉回軍國主義歧途提供了機會和條件，另一方面也為日本右翼勢力重新抬頭和軍國主義復活提供了精神支柱。日本右翼勢力大肆鼓噪修改“和平憲法”，企圖在不久的將來把象征性天皇恢復為類似戰前的實際國家元首，便足以說明這一點。

其次，提前釋放了在押日本戰犯和解除了對日本右翼分子的“整肅”。其中既有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大財閥的首領，也有岸信介、兒玉譽士夫等甲、乙級戰犯。這些人不但沒有被當作有罪者看待，反而被視為對國家和民族有“貢獻”者而倍受部分不覺悟的日本國民的尊敬和占領當局的重用。戰后，除甲級戰犯嫌疑人岸信介一度登上首相寶座外，類似重光葵、永野茂門等戰犯出任戰后內閣大臣者司空見慣。戰犯重返和活躍于戰后日本政壇、軍界和財界，不僅使追究戰爭責任和揭露戰爭罪行趨于風化，而且為日本右翼勢力東山再起種下了禍根。

△ 岸信介（1896-1987）

(三)日本“經濟大國”地位的確立和軍事實力的增強，重新燃起了日本右翼勢力稱霸亞洲和稱雄世界的野心

世紀之交日本右翼勢力蠢蠢欲動所依仗的，一是經濟實力，二是軍事力量。就經濟實力而言，經過戰后半個世紀左右的發展，日本早已從戰敗的廢墟上一躍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20世紀50年代，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僅占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2%，而美國占到40%；但到80年代，日本國民生產總值所占比重就上升至14%，而美國下降到22%；進入90年代初，全世界年國民生產總值約為20萬億美元，美國和歐共體(12國)分別為5萬億美元，日本一國多達3萬億美元；即使在“經濟泡沫”破滅的今天，日本也一直穩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之地位。

經濟實力的膨脹，使日本右翼勢力亟欲改變“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國際形象。1983年，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正式提出“戰后政治總決算”口號，不久又進一步確定了“政治大國”奮斗目標。此后日本在國際舞臺上的一切行動，都是圍繞著實現“政治大國”目標而展開的。就軍事力量而言，日本在依靠經濟實力積極謀做“政治大國”的同時，也加速了走向“軍事大國”的步伐。戰后以來，日本突破了和平憲法和有關法律設置的一個個“禁區”，不斷重整軍備和擴充軍事力量。自1987年起，日本軍費開支開始突破不超過國民生產總值1%的限額，成為世界第二軍費開支大國。從1995年起，日本年軍費開支均超過50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若按人均計算，則是世界第一軍費大國。日本長期以來致力于質量建軍，其自衛隊已成為一支兵種齊全、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軍隊，是亞太地區除美、俄兩國外現代化水平最高的一支軍事力量。日本自衛隊總兵力約為30萬人，規模不大但編制精干，軍官和專業技術骨干所占比例高，一旦戰爭需要，可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充為擁有百萬人的龐大軍隊。日本陸上自衛隊人數超過美國，擁有坦克數量超過英國和法國。日本海上自衛隊擁有一支配備四艘“宙斯盾”驅逐艦的亞洲最強大的艦隊，其掃雷能力居世界第一，且正在加緊制造萬噸以上的準航空母艦，以期形成以“航母”為核心的海上戰斗群。日本航空自衛隊擁有世界上技術最先進和性能最好的F—15、F—16戰斗機的數量已經超過美國，而其擁有的最新型的“AWACSF767預警機”在亞洲絕無僅有。核武器方面，日本不但有美國強大的核保護傘保護，而且擁有制造核武器的充足原料和尖端技術，可以說“日本已經具有核力量”，已經建立了“沒有核彈頭的核體制”(羽田孜語)。

據日本原子能資料情報研究室的高木仁三郎透露:“一旦日本決定制造核武器，只要一個月或者兩三周就能制造出來”；美國核不擴散專家威廉等人也推斷:“日本僅用一個星期時間就能把現成的部件組裝成一顆原子彈。”而日本目前蓄存的核原料钚和鈾，足夠生產出100顆原子彈。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增強，使日本右翼勢力“揚眉吐氣”、備受鼓舞。實際上，無論戰前右翼還是戰后右翼，他們都只相信實力，既包括經濟、軍事硬實力，也包括以天皇為中心的民族精神力量這種軟實力，尤其迷信硬性軍事力量的功能。用他們的話說就是，如果日本有了與經濟力量相稱的軍事力量，那么就會自然贏得亞洲鄰國的“尊敬”。

(四)部分日本國民秉持錯誤的“戰爭史觀”，為日本右翼勢力重新抬頭和蠢動提供了社會土壤

1982年10月，日本NHK以全國16歲以上的國民為對象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回收數為2623份，回收率為72.9%。(1)在圍繞“資源貧乏的日本軍事進出他國是為了求生存不得已而為之”的提問方面，回答“是”者占44.8%，回答“不是”者占38.7%，回答“因為是過去的事，與己無關”者占4.7%，回答“不知道”和不回答者占11.9%。(2)在圍繞“太平洋戰爭使深受歐美國家壓迫之苦的亞洲各國早日恢復了獨立，對此給予評價”之提問方面，回答“是”者占45.5%，回答“不是”者占25.1%，回答“因為是過去的事，與己無關”者占5.5%，回答“不知道”和不回答者占23.9%。上述問卷結果表明，盡管有部分日本國民對過去的侵略戰爭和殖民統治具有正確的認識，但也確有部分不覺悟的國民秉持錯誤的“戰爭史觀”，尤其竟有44.8%的人認為日本對他國的侵略是“不得已而為之”，45.5%的人認為“太平洋戰爭使深受歐美國家壓迫之苦的亞洲各國早日恢復了獨立”。部分不覺悟的日本國民的存在，正是日本右翼勢力重新抬頭的社會土壤。正如日本學者堀幸雄教授所說:右翼團體所鼓吹的陳舊思想和反動觀念仍然存在于日本的社會意識之中。只有經過一場思想理念和心理深層的真正的“文藝復興”，才能徹底清除右翼團體得以滋生繁衍的社會思想基礎。

(五)日本政治右傾化，為日本右翼勢力重新抬頭和蠢動提供了寬松的政治環境

上個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宣告冷戰結束，日本“保革”對立的“五五年體制”隨之失去存在的國際依據，自此日本政治在政局動蕩中趨于右傾化。主要表現在:一批鷹派政客從幕后走到臺前，牢牢掌控了從地方到中央的一些重要權力；近一半的政治家否認侵略歷史，矢志擺脫所謂“戰敗國后遺癥”；挑戰和平憲法，圖謀回歸戰前；以“集體自衛”代替“專守防衛”，擴大自衛隊的實際活動范圍等等。而1995年日本國會通過掩蓋侵略戰爭本質的“戰后決議”，日本文部省先后四次篡改歷史教科書，中曾根康弘(1985年)、橋本龍太郎(1996年)、小泉純一郎(2001—2006年)三位首相率群僚“公職”參拜靖國神社挑戰歷史認識底線等等，則是日本政治總體右傾化的集中表現。此外，右翼政客與民間右翼分子之間的聯系也更加密切。例如，日本遺族會擁有1萬多個支部、數百萬會員，其中成為自民黨黨員者超過17萬人。世紀之交日本政治的全面右傾化，為日本右翼勢力重新抬頭和蠢動提供了寬松的政治環境。

(六)渠道多、數額大的資金來源，為日本右翼勢力重新抬頭和蠢動提供了經濟條件

戰前，日本右翼勢力主要靠軍部保護和財閥施舍取得活動資金；戰后，日本右翼勢力的資金來源渠道更多，金額也遠超戰前。其籌資渠道主要有五個:(1)企業“捐贈”。右翼團體經常用投寄恐嚇信等流氓手法向企業敲詐勒索。多數企業因恐懼或出于繼續經營考慮，只好“花錢免災”。(2)強拉“贊助”。他們經常派出小股人馬到全國各地巡回拉“贊助”。由于伴有威脅恐嚇伎倆，這方面也“收入”不菲。(3)向政界人士伸手。防共挺身隊總隊長福田進就曾經坦承:只要去拜訪政界人士，就絕不會空手而歸，至少也可以搞到5萬日元的“小費”。(4)通過投資股票、房地產、貿易、商業、制造業等正當行業謀利，以補充經費不足。(5)統治階級的慷慨解囊。1953年日本政府將國有財產東京九段會館無償借給“遺族會”經營使用，是戰后初期日本政府經濟上支持右翼勢力的典型事例；而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頻頻曝光的經濟丑聞，也大多是企業或銀行向右翼團體提供資金之黑幕。據統計，1988年向政府申報資金收入的右翼團體有655個，總金額達66億日元，平均每個團體的收入超過1000萬日元。如此雄厚的資金，是確保戰后日本右翼勢力“經久不衰”和重新抬頭、猖狂活動的物質基礎。（節選自《中國石油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