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臨沂十萬罰單，除了涉嫌濫用職權罪以外還應以敲詐勒索罪論處

農婦“天價罰單”：一場踐踏法治的權力濫用。

山東臨沂農婦楊寶花的遭遇，是一起足以讓法治蒙羞的典型案例。她因丈夫被打致輕傷二級卻只換來對方三個月拘役，在法院執行大廳向法官表達不滿時說了句“誰這么判決，誰就沒有良心”，竟被處以15日拘留和10萬元罰款。這張“天價罰單”從法律程序到處罰結果，處處透著違法與不公，其背后暴露的職權濫用與潛在的敲詐勒索嫌疑，必須受到最嚴厲的法律追責與制度拷問。

一、處罰完全違法：于法無據的“天價罰單”

這張罰單的違法性體現在三個層面：其一，適用場所錯誤。根據《民事訴訟法》，對“擾亂法庭秩序”的處罰僅適用于庭審過程，而楊寶花的行為發生在執行大廳，未進入庭審程序，根本不構成“擾亂法庭秩序”；其二，行為性質不符。她的言論僅是情緒激動下的抱怨，未出現辱罵、毆打工作人員或破壞公共設施等實際擾亂秩序的行為，不屬于法律規定的可處罰情形；其三，罰款金額離譜。即便構成“擾亂法庭秩序”，對個人的罰款上限也僅為1000元，而10萬元罰款已遠超法定標準100倍，完全突破了法律的剛性約束。這種“三違”處罰，本質上是公權力對法律邊界的公然踐踏。

二、濫用職權是定論：執法者的“知法犯法”

作出處罰的法官作為法律的執行者，理應清楚掌握處罰的法定條件與額度。然而，其明知楊寶花的行為不構成可處罰情形，仍刻意超越職權，作出遠超法定標準的處罰決定，這絕非“適用法律錯誤”的無心之失，而是典型的濫用職權。根據《刑法》規定，濫用職權罪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故意逾越職權，違法決定、處理其無權決定、處理的事項。該法官利用司法職權對公民合法質疑權進行打壓，以“合法”形式掩蓋濫用權力的本質，其行為已觸及刑事犯罪的紅線。

三、涉嫌敲詐勒索：以權力為后盾的“索財”

10萬元罰款遠超合理范疇，且與楊寶花的行為嚴重失衡，其背后涉嫌敲詐勒索的嫌疑不容忽視。從構成要件看：其一，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該處罰缺乏正當法律依據，且金額巨大，明顯超出“懲戒”范疇，更符合“以罰款為名非法攫取財物”的主觀意圖；其二，客觀上實施了脅迫手段。法官利用其司法職權，以“拘留+天價罰款”為威脅，迫使經濟條件普通的楊寶花屈服并交付錢款，這種以公權力為后盾的脅迫，比普通敲詐行為更具壓迫性；其三，金額達到“數額特別巨大”標準。10萬元已遠超敲詐勒索罪“數額較大”的起點，達到“數額特別巨大”的量刑檔次，依法可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四、性質極其惡劣：公信力的“致命打擊”

公職人員利用公權力進行敲詐勒索，其危害性遠超普通公民犯罪。一方面，它直接侵犯了楊寶花的合法財產權，給其家庭帶來沉重經濟負擔；另一方面，它踐踏了法律尊嚴——執法者帶頭違法，讓法律淪為權力尋租的工具；更嚴重的是，它侵蝕了政府公信力，當人民群眾在法院這一“正義殿堂”都要面臨權力濫用的威脅時，公眾對司法公正的信任將徹底崩塌。這種“執法者違法”的行為，比普通犯罪更能動搖社會法治根基。

五、必須刑事追責：以嚴懲彰顯法治底線

目前，涉事法院已撤銷罰款并退還錢款，但這遠遠不夠。對這種涉嫌濫用職權、敲詐勒索的行為，絕不能以“內部糾錯”“批評教育”輕輕帶過。紀檢監察機關必須立即啟動刑事立案調查，查清該處罰決定的作出過程，是否存在利益輸送或個人恩怨驅動，嚴格依據《刑法》追究相關責任人的刑事責任。只有讓違法者付出牢獄之災的代價，才能以儆效尤，讓每一位公職人員心存敬畏、手握戒尺。

六、制度漏洞是根源：扎緊權力監督的“籠子”

楊寶花事件并非孤例，它暴露出基層執法司法領域對裁量權監督的嚴重不足。在罰款、拘留等強制措施的審批上，缺乏嚴格的程序制約與外部監督，導致個別公職人員得以濫用權力。要防止類似事件重演，必須從制度層面發力：一是建立裁量權標準細化制度，明確各類處罰的適用情形與金額上限，壓縮權力尋租空間；二是完善審批監督機制，對大額罰款、拘留等措施實行多級審核，引入外部監督力量；三是暢通權利救濟渠道，讓公民在遭遇違法處罰時能及時獲得有效救濟。

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在于公正。楊寶花的“天價罰單”是對我國法治建設的一次嚴峻考驗。唯有對濫用職權、涉嫌敲詐勒索的行為依法嚴懲，對制度漏洞及時修補，才能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真正筑牢法治社會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