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描繪了這樣一個場景:總有一天,當權者會宣稱“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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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明知其荒謬,卻不得不將其奉為真理,甚至滿懷“感激”地贊美它的“正確”。若有質疑,便被視作不忠。
在這樣的環境中,忠誠不再源于理性認同,而是源于恐懼——恐懼于強權與暴力。這段虛構敘事,在人類歷史的某些階段曾找到現實的回響。
我們不難發現,某些社會情境下,人們不得不將顯而易見的謬誤宣之于口:面對明顯的問題,只能高呼“完美”;面對虛假的數據,只能頌揚“成就”;內心存疑,卻仍要表態“堅決擁護”。久而久之,荒誕被常態化,真實反而成為不可言說的禁忌。
“2+2=5”真正可怕之處,不在于它對算術規則的扭曲,而在于它系統性地摧毀個體堅守真實的勇氣。當強權迫使人們在謊言前屈從,它所剝奪的不僅是表達的自由,更是思想的獨立。
長期言不由衷,將使人逐漸喪失辨別真偽的意愿與能力。最終,社會只剩下一種被許可的聲音,而所有沉默,都被解讀為默許。
正如奧威爾所言:“自由就是說‘2+2=4’的自由。”在理性健全的社會,陳述事實無需勇氣;而在荒誕被神圣化的地方,堅持真理反而成為反抗。因此,我們必須警惕那些迫使我們為明顯謬誤鼓掌的時刻。
每一次對荒誕的默許,都是對真實的背叛;每一個被壓抑的質疑,都可能成為照亮黑暗的星火。唯有持續守護誠實與理性,才能捍衛人之為人的尊嚴,以及社會走向光明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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