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描繪了這樣一個場景：總有一天，當權者會宣稱“2+2=5”。
人們明知其荒謬，卻不得不將其奉為真理，甚至滿懷“感激”地贊美它的“正確”。若有質疑，便被視作不忠。
在這樣的環境中，忠誠不再源于理性認同，而是源于恐懼——恐懼于強權與暴力。這段虛構敘事，在人類歷史的某些階段曾找到現實的回響。
我們不難發現，某些社會情境下，人們不得不將顯而易見的謬誤宣之于口：面對明顯的問題，只能高呼“完美”；面對虛假的數據，只能頌揚“成就”；內心存疑，卻仍要表態“堅決擁護”。久而久之，荒誕被常態化，真實反而成為不可言說的禁忌。
“2+2=5”真正可怕之處，不在于它對算術規則的扭曲，而在于它系統性地摧毀個體堅守真實的勇氣。當強權迫使人們在謊言前屈從，它所剝奪的不僅是表達的自由，更是思想的獨立。
長期言不由衷，將使人逐漸喪失辨別真偽的意愿與能力。最終，社會只剩下一種被許可的聲音，而所有沉默，都被解讀為默許。
正如奧威爾所言：“自由就是說‘2+2=4’的自由。”在理性健全的社會，陳述事實無需勇氣；而在荒誕被神圣化的地方，堅持真理反而成為反抗。因此，我們必須警惕那些迫使我們為明顯謬誤鼓掌的時刻。
每一次對荒誕的默許，都是對真實的背叛；每一個被壓抑的質疑，都可能成為照亮黑暗的星火。唯有持續守護誠實與理性，才能捍衛人之為人的尊嚴，以及社會走向光明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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