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婷：服裝業的老板們，是讓財富流動的中堅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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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在經濟增速放緩、房地產深度調整之際，昔日的“土地財政”抽水機已難再像過去那樣發力，宏觀投放也更難順暢地傳導為居民可支配收入。與此同時，以服裝為代表的輕工產業鏈上的小廠與檔口卻在加快運轉——它們以“小單、短周期、快回款”的模式，將外部訂單迅速轉化為現金流，保障工廠及時支付工資、補貨和擴大用工；資金再經工人家庭消費與老板支出流向學費、房租和日常開銷，最終通過社會各環節回流生產端，推動新一輪進貨與用工，形成一種分散卻高頻的財富循環。

在IPP研究員李婷看來，以服裝老板為代表的小微企業家們，正是當下中國經濟體系中制造財富流動的中堅群體。他們通過持續賺取有錢人乃至外國人的錢，再將財富重新流向家庭、教育和社會，從而托舉就業與消費，塑造出一種高度社會化的財富流動機制。他們不僅支撐了大量農民家庭的發展，也幫助了諸多產業提升韌性。與之相比，長期過度依賴房地產這一集中化、不可持續的流動方式，不僅透支了社會財富，也擠壓了產業發展的空間。

李婷 博士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副研究員

分析以服裝老板為代表的小微企業家們如何賺錢、花錢，以及由此對經濟社會產生何種影響，有助于我們從微觀層面重新認識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的一些問題。

賺錢和花錢，其重要意義在于推動高質量的資源和財富流動。用通俗一點的話來說，就是要讓不同需求彼此回應，讓錢在不同人群的口袋里面“持續打轉”。如此，既能托舉人的成長，又能不斷滿足越來越高級的需求，從而實現財富增長，并推動人和社會的有序發展。

在我看來，以服裝老板們為代表的小微企業家及其所在產業，是整個經濟體系中制造財富流動性的中堅群體和中堅產業。不同于房地產這類高度集中化的財富流動創造機制，他們塑造出了一種更加社會化、分散化的財富流動方式。

當前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在于，過度依賴房地產及其相關產業和利益群體來制造財富流動，導致其過度汲取了其他領域的資源與財富。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拯救房地產行業應當遵循內部存量資源自救的邏輯，更多增量的資源和財富應當用于支持以服裝產業為代表的產業和相關群體，使他們在制造財富流動方面發揮更大、更加積極的作用。

幾個典型案例

案例1：康鷺片區的平老板

平老板，50歲左右，湖北潛江人，小學學歷。2004年，她投資10多萬元，在海珠區康鷺片區從事服裝代加工，以家庭經營為主，擁有一間200多平方米的廠房和10多名固定工人，主要服務2—3個服裝批發客戶，每年可以從客戶那里獲得約240萬元的加工費。

在康鷺片區僅1.1平方公里的范圍內，有上千家與她情況相似的制衣廠。

她每月的固定開支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工廠運營支出中，人工成本是最大的一項，每名工人（包吃包住）約為每月1.1萬元；房租加上水電、管理和垃圾處理費用約3萬元；再加上設備維修和客戶關系維護等開支，每年合計約180萬元。

而在生活開支中，大頭就是養育兩個孩子：大的在上大學，小的讀初中。教育培訓和生活費用合計，每個孩子一年至少需要10萬元。在廣州，他們每月租房支出約2000元，加上日常生活和養車開支，每月共約8000元；夫妻二人每人每月還需繳納社保1900元。合計下來，這部分一年大約要17萬元。再加上人情往來和贍養父母的開支，每年約7—8萬元。

總體算下來，每年生活支出接近45萬元。

在大件消費方面，2009年他們在老家市區購置了一套價值40多萬元的房子；2014年又在清遠購房，花費120多萬元；買車則支出了40多萬元。目前手上仍有100多萬元存款，同時背負數十萬元外債，其中不少是購房時向親友借的。

海珠區康鷺片區的景象。圖源：作者拍攝

案例2：溫州的普老板

普老板，40歲左右，浙江溫州人，初中學歷。2012年他在溫州開服裝店，2015年花了30萬元在廣州沙河市場的檔口租了兩條掛鏈，開始從事服裝批發，2024年又開了一個印花廠。批發檔口在2015年至2019年這幾年比較賺錢，高峰期銷售額能做到1000多萬元，毛利潤300多萬元。這幾年則只是比打工掙得多一些。

普老板最大的開支是投資，他花了200多萬元辦了一個數碼印花廠，請了10多個工人，廠房面積2000多平方米，目前仍處于虧損狀態。

在其他大件開支方面，他沒有買房，但買車花了50多萬元。其他就是家庭日常開支：兩個孩子每年花費30多萬元；兩位老人長期在廣州幫忙帶孩子，吃住、租房和養車等支出每年也要20多萬元。

案例3：在廣州做服裝批發的凡老板

凡老板，40歲，廣東湛江人，初中學歷。2004年，他投入20多萬元，開始和妻子在廣州流花市場從事服裝批發，當時雇了2個女工。在2005年至2016年左右，他每年都能賺100萬到200萬元。

他最大的開支是房子：房價在高位時，他在廣州番禺購買了一套120多平方米的房子，花了600多萬元；同時又在老家建了一棟民房，花費80多萬元。其次是買車，支出50多萬元。因為戶口在廣州，孩子能上公立學校，兩個孩子的開支一年10多萬元。一家六口的日常生活開支每月2萬多元，一年也要20多萬元。此外，每年在旅游、手機和奢侈品等方面的消費也超過10萬元。

廣州流花服裝批發市場。圖源：越秀區貿易局

案例4：從事電商的華老板

華老板，31歲，普寧人，初中學歷。2008年，他帶著5000元，買了一臺電腦，開始從事服裝電商。目前在淘寶、天貓和抖音上都有多個店鋪，雇有20多人。高峰期每年能賺300—400萬元，現在一年還能賺100多萬元。

和其他老板相比，華老板的家庭開銷差不多，只是個人消費要稍多一些。做電商的人有自己的圈子，需要共享平臺規則等各類信息，而且大多是年輕人，玩心也比較重。即使家里由妻子管錢，他也會留出一筆固定開支用于吃喝玩樂，每月約一兩萬元。

案例5：來自福建的奇老板

奇老板，55歲，福建龍巖人，高中畢業后上過夜校。1990年，他進入一家軍工企業，1992年又轉入拉鏈行業，1996年帶著40萬元正式投身其中。高峰期時，他的企業年產值將近1億元，工廠設備和人工投入較大，工人規模在100人左右，毛利潤超過1000萬元。目前工廠有50多名工人，年營收在2000萬元左右，毛利潤約200多萬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技術研發上累計投入上千萬元，請了三個研發團隊，攻克了一項關鍵技術，并舉辦了四次技術研討會展示該成果，向整個行業進行分享。

在投資方面，他的另一項大支出是購買土地。他以每畝5萬元的價格購入了6畝土地，獲得20年產權，并在其上建設了一棟五層廠房，投入100多萬元。生活方面與其他老板差別不大。作為年紀較大且富有公心的創業者，他的生活較為樸素，除了住房和子女教育外，個人消費并不算多。

為什么他們是制造流動的中堅群體？

在我國，做服裝生意不僅可以持續從大眾那里“賺小錢”，還能夠不斷賺有錢人和外國人的錢。而在賺錢之后，又能通過消費和產業鏈循環持續惠及普通大眾。可以說，服裝老板們構成了國家經濟發展中形成財富流動的基礎性、穩定性力量。

服裝能夠持續從大眾那里獲取收益，是因為它本身屬于一個永不落幕的產業，具有日常高頻的半必需品消費特征，以小額消費為主，雖然存在波動，但整體幅度不大（見圖一）。

圖一：我國居民人均衣著消費支出變化趨勢。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食品行業同樣具有這一屬性，只是在日常性、剛性化程度和消費頻次上稍有不同。和房地產行業相比，兩者在制造財富流動的邏輯和功能層面則具有本質差別。房地產屬于從大眾手里“一次性賺大錢”的生意，是不可持續的。短期內房地產發展過熱，將公共服務資源與房子捆綁，意味著短期內制造了大量不可持續的流動性。

我國的服裝產業不僅能夠賺取普通大眾的消費，還能不斷開拓有錢人和外國人的市場。這源于我國紡織服裝產業的不斷升級。目前，我國紡織服裝產業的品牌化能力持續增強，間接反映出“賺有錢人錢”的能力在逐步提升。從品牌幾乎空白的階段發展至今，我國自主品牌已占國內主要大型商業實體服裝品牌的85%左右；原創潮流品牌則憑借日益成熟的質量、設計與文化運營，成為服裝消費的重要力量，其消費比重已提高到15% [1]。

在國際競爭力方面，2020年，中國的化纖產量6125萬噸，全世界化纖總產量為8254萬噸。中國龍盛，是世界染料唯一巨頭，在全球范圍內擁有年產30萬噸染料及10萬噸助劑的產能規模，市場份額穩居行業首位。算上其他中國企業，中國染料產量已占全球總產量的70%以上?，是全球最大的染料生產國。生產染料的H酸、苯胺等關鍵原料，全球九成產能都在中國。印度曾計劃自己建造一條生產線，算完賬發現成本比從中國進口貴三倍，最終選擇了放棄[2]。

技術工人在進行染料化料工作。圖源：新華社

全球領先的第三方企業品牌評估機構Brand Finance發布了2022年全球服裝時尚品牌價值50強榜單，安踏等5個中國品牌上榜。除少數具有極強功能性和技術性的領域以外[3]，我國紡織服裝產業不僅不存在根本性的“卡脖子”問題，也因為產業鏈的完整性和多元性獲得了較強的話語權和自主性[4]。

中國目前占全球服飾品牌價值的3.8%，但安踏、李寧、波司登等本土品牌正在崛起，展現出巨大增長潛力。圖源：Brand Finance2024年《全球服飾品牌價值50強》報告

在改革開放初期，紡織服裝業就是國家賺取外匯的“生命線”，發展至今也依然是外貿出口“穩定器”。2024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達到了創紀錄的約9922億美元。根據行業統計，紡織行業貿易順差為2798.39億美元，占比28.2%。

這離不開像奇老板這樣既愿意進行長期技術研發投入，又愿意將成果分享給同行的中國企業家。在調研過程中，我遇到不少類似的老板，他們持續十幾年專注于研發和技術攻關，并通過組織聯合起來，共同應對日本、美國等先發國家設置的惡意專利壁壘，以此不斷提升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這一成績更離不開我國龐大的國內市場支撐。服裝行業中諸多技術的實現價值，不必依賴技術壟斷或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而是可以通過大規模、快速的市場化應用來完成，即依靠“薄利多銷” [5]。在技術應用過程中，快速的新需求反饋，以及眾多老板積極參與其中所進行的持續微創新，加速了技術的迭代與更新。

更重要的是，龐大且持續擴展的國內市場，孕育出一個以產業鏈完整性和產業集群多元性為主要特征的、規模龐大“產業森林體系”，成為我國紡織服裝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據統計，我國擁有220多個紡織服裝產業集群，僅廣州就有190多個紡織服裝專業批發市場，其中就包括全球最大、品類最全的面輔料市場——中大紡織商圈。這些共同構成了我國產業競爭力提升的堅實底座。

中國輕紡城國際面料采購中心。新華社

大家一起賺錢，賺了錢大家花——不僅如此，服裝產業能夠讓大多數人受益。

其一，服裝行業老板以普通人居多。服裝產業是非標行業，集中化的空間有限，也很難被壟斷，再加上技術的高度社會化，因此產業門檻較低，具有開放性。同時，我國擁有一個強寬幅和強縱深的大市場，在治理方面對這些產業也比較包容，因此可以讓更多的普通人參與進來，并從中受益。據第五次經濟普查的統計，我國從事紡織服裝制造和批發零售的企業法人單位數量合計達到182.8萬家，行業內中小微企業占比為99.8%。

實際數量可能要遠遠超過這一數據，因為大部分從業者是沒有納入統計的家庭作坊和個體戶。就以我們調研的海珠區為例，該區是紡織服裝的重要區域，有60多個面輔料批發的專業市場，從事面輔料批發的主體超過2萬。有10多個制衣企業集聚的城中村，最大的康鷺片區有上萬家小微工廠和家庭作坊，最小的也有上千家，但是整個區實際上進行工商登記的企業僅有2000多家。因此，以沒有納統數量至少是納統數量的5倍這一比例粗略估算，我國共有超過870萬家服裝行業企業。

康鷺片區的小微工廠。圖源：作者拍攝

其二，投資不高，但是帶動的就業不低。服裝行業作為勞動力密集產業，就業機會多，而且勞動者有較大的話語權，因此整個產業鏈條上不同主體利益分配相對公平。尤其是制衣業，一個人投資個一二十萬，就可以帶動十幾個人就業。批發零售，投資個幾十萬，也可以直接帶動不少就業。

據統計，我國紡織服裝行業的從業人數合計達到1554萬人，算上沒有納統的部分，粗略估算，紡織服裝從業人數至少有4000多萬，[6]占全國就業總人口的5.45%，占城鎮就業人口的8.45%，占農民工人數的13.34%。他們的收入也不低，月收入達到1萬多的也很常見。

其三，老板們賺的錢重新流向社會的程度比較高。從上面的幾個案例可以看出，服裝行業老板們的大部分開支都用于家庭發展，包括子代教育等。為了家庭拼命賺錢也是大多數來自農村、家庭觀念重的普通老板們最樸素的愿望。支持兄弟姐妹、回報家鄉，也被不少人視為義務。服裝老板的數量多，大多來自普通家庭，因此他們賺的錢社會化程度是比較高的；服裝工人們也是如此——紡織行業的夫妻檔比較多，至少有2000萬個家庭從中受益。

不僅如此，龐大的以普通人為主的從業者，又構成一個讓普通人能夠賺錢的大市場，他們的吃、行、穿等都能讓很多人受益。以大多是夫妻店的餐飲業為例，按照100人就可以支撐起一個餐館測算，這個4000多萬人的龐大市場，可以惠及40多萬個家庭的就業。他們對于房地產的貢獻也非常明顯。據平老板所言，他有很多做服裝加工的朋友，大部分都是老家一套房，在廣州遠郊或者周邊其他市又買了房。做成衣批發的老板們大多賺錢能力要強一點，他們普遍也有幾套房，不少還在核心區甚至是高端小區買了房子，其中不少人是全款買的房子。

為何說老板們的服裝生意，對財富流動有“可持續性的影響”？這體現在產業升級在提升產業競爭力的背景下，產業利益分配大眾化的發展趨勢。在消費個性化的驅動下，以“小單快返”和柔性生產為主要的產業轉型方向，我國產業鏈完整性、多元性和靈活性的優勢得到發揮，產業的非標屬性、分散性和勞動力密集屬性被強化，產業的開放性得以維系，資源流動高度社會化的機制也得以有效運轉。這也讓每一代人，尤其是不斷新進入市場的年輕人，如華老板那樣的人，總是有機會從產業發展中受益。

誰來制造流動？制造流動的社會化

以服裝產業為代表的中小微企業家，作為整個經濟體系中制造流動性的中堅群體，不僅托舉了大量農民家庭發展，也托舉了諸多產業的發展，其中包括房地產和汽車等行業。

2024年，皮革制鞋、服裝等行業工資增速分別較2021年上行21.8、15.6pct。圖源：新華社

當然，其他行業如房地產，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服裝產業的發展。問題是，我國經濟發展長期過度依賴房地產及其相關產業來制造超額流動性，而且這種流動性是不可持續的，對整個經濟社會的貢獻是有限的。

一方面，是因為房地產本身是一個“一次性賺大錢”的行業。短時間內制造超額的流動性，本質上是一種透支行為。

另一方面，房地產作為一個壟斷性行業，開放性有限的，而且土地開發的宏觀調控力度過大和土地財政的過度發展，將房子和教育資源捆綁在一起，強化了房地產的壟斷性。

再者，房地產發展，賺外國人錢的空間是有限的。一是，因為房地產不適合大量資金快速流入流出，大部分吸引的是投機性資本；二是，房地產作為一種以國內市場為主的產品，其托舉的大宗原材料和建筑行業，在進入國外市場的時候，往往必須采取重資產的形式，風險大、收益周期非常長。和服裝等傳統產業相比，房地產業及其相關行業的競爭力是相對有限的。這意味著，房地產作為一種難以創外匯的產業，制造社會財富增量的空間是有限的。

其結果是：一方面，房地產汲取了過多的社會財富，不僅將自身外溢到其他領域的資金重新汲取了回來，甚至進一步汲取了過多的社會財富。這些財富進入了少數人的口袋，甚至最終流出國內。另一方面，這種超額的流動性，也導致其他行業的過度擴大再生產和資本化，制造了大量泡沫，導致整個產業的靈活性下降。

在服裝產業，這表現為少數企業家的重資本投入，推動了產業從勞動力密集向資本和技術密集的轉變。盡管這確實提高了產能，占領了更大的市場，但是也導致企業的經營變得愈發剛性。這不僅是因為房地產的過度發展導致短期內流入的資金過多，也因為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以低成本為一些工廠提供廠房和設備，工廠又利用這部分廠房和設備抵押貸款，進行更大投資和融資。這背后，都離不開土地財政和政府過度推動地產發展的影子。

這背后的根本問題是：我們的整個經濟應該采取何種方式來制造資源和財富流動？長期以來，我國將房地產行業作為制造流動的主導產業，包括大資本家、相關國企、政府、銀行都成為制造流動的主體，所型塑的資源流動機制具有高度集中化的特征。

而實際上，依托龐大的國內市場和產業體系，在無數普通勞動者和中小微老板們的參與下，一種更加社會化的制造流動的機制，才是構成我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中堅力量。理論上，兩者本身是可以相輔相成的。但現實是，對前一種流動機制的過度依賴和過度發展，對后者造成了剝削和擠壓。這正是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陷入困境的核心原因。最直接的表現是，整個社會的注意力和資源都集中在房地產行業，進而擠占了其他領域發展的注意力和資源。

這點服裝老板們身上也十分典型。一般來說，在房地產沒有那么繁榮的時候，很多管工廠的女老板們都會將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工廠。一個核心的原因是，她們主要靠自己勞力和精力的重度投入來獲得更多利潤。我們在康鷺片區接觸到的很多老板，會從早上八九點忙到晚上十一二點，其間甚至連孩子也顧不上。只有在淡季的時候，她們關注孩子的時間才會多些。偶爾的閑暇時間，她們要么出去旅游，要么和周邊的老板們拉拉家常，分享一下經營中遇到的問題，討論下最近的行情。到銀行存錢的時候，大量推銷商品房的人，就會將買房的信息傳遞過來。

海珠區的康鷺片區小型制衣作坊。圖源：作者拍攝

在房地產旺盛的時候，周邊的人都買房了，問自己借錢買房的人也越來越多。紡織老板們的內心就開始蠢蠢欲動。前面提到的平老板，買第二套房就是因為太多人向她借錢買房，她不借不好，而且暫時也找不到其他的花錢出路，也只能跟著全款買一套房子。等到2019年房地產更熱的時候，她還差點在距離工作地30分鐘車程的地方買第三套房子，首付要70萬，

只是因為丈夫不同意才作罷。有一段時間，她是有點不甘的，甚至后悔沒有早點買房，覺得以前的認知沒有及時轉變，膽子不夠大。現在，她又有些慶幸了。

現在困擾他們的問題是，訂單減少、大家都在打價格戰。他們也想做一些新的嘗試，但是試錯是有成本的，手里有錢才有底氣。只不過，他們現在手里的存款有限，大部分錢都套在房子里了。如果流入這個領域的財富能夠多一點，或許會好一點。

但是，當下政策端的基本思路依然是希望通過向房地產注入增量資金，從而激活房地產市場，間接拉動經濟發展。這不僅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會加劇社會財富向房地產積聚。在流入的資金用于產業自救的情況下，最多局限于產業內循環，外溢的資源也一定是有限的。

房地產市場無疑是要穩定的，但是一定要倒逼原來的受益者自救，而不是通過注入整個社會的增量財富來輸血。財富和資源，應該注入那些更加社會化的產業中，強化更加社會化的制造流動的機制，進而加強對整個國家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支撐作用。

就服裝產業而言，實際上還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技術攻關需要完成。就比如數碼印花技術的噴頭和設備等，依然掌握在日本和美國一些大企業手里。我們的資源應該支持像奇老板那樣的企業家們，以攻破這些技術。

一方面，我們需要減少向我們關閉市場、市場逐漸萎縮的發達國家從我們國家賺錢的機會。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和欠發達的國家“搶飯吃”，要通過技術分享和市場培育制造增量市場、協同發展。

更重要的是要制造增量，讓整個產業的運轉能夠更加有序，帶動一個個普通家庭就業和發展，推動我國經濟發展重新進入一種穩態有序的狀態。這個時間不會很短，但是只要方向不錯，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體系的韌性。

參考文獻：

[1]https://finance.sina.cn/2022-10-08/detail-imqmmthc0074394.d.html

[2]https://mp.weixin.qq.com/s/nasZ6krOUERMGFGWDFwTYA

[3]自動絡筒機中的電子清紗器、化纖機械的高速卷繞頭、織造裝備中的高速高精度電子羅拉等。在國防、軍工或重要民生領域亟需的高性能纖維成型及織造裝備還存在卡脖子問題。https://info.texnet.com.cn/detail-967852.html

[4]即林雪萍老師強調的產業鏈的鏈接力和控制力。參見《供應鏈攻防戰》。

[5]一個客觀的現實是，技術壟斷和專利保護的成本高，很多小企業承受不起，國家監管的挑戰也非常大。

[6]據統計，2021、2020、2019年海珠全區生產的服裝產量分別是548萬件、329萬件、379萬件，而番禺的服裝產量分別是5861萬件、6216萬和7552萬，增城的服裝產品分別是1.87億、1.44億和1.88億。此外，這三年海珠的規上工業企業里的服裝企業數量分別是7家、6家和5家，而番禺分別是82家、92家和73家，同期增城的數據是250多家。現實中，海珠區的服裝企業（主要是小微企業和家庭作坊）數量要多得多。一個核心原因是越是核心區，工廠規模越小，不納入統計的部分占比更多。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30905843782.html?ref=laborfact.com

★本文作者：李婷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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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校｜劉 深

排版｜周浩鍇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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