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古道爾去世，曾揭露女權界所謂雄性暴力理論的謊言

當地時間10月1日，珍·古道爾研究所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消息稱，該研究所當日上午獲悉，聯合國和平使者、珍·古道爾研究所創始人珍·古道爾因自然原因去世，當時她正在加利福尼亞州進行美國巡回演講。她是出現在我們科學，生物，英語教科書上的傳奇，也是中國學生最熟悉的女科學家之一，她對非洲對熱帶雨林充滿想象，她把黑猩猩當作朋友相處，她一生都在從事自己熱愛的事業，小時候覺得她很酷，現在更多的是敬畏。

我永遠記得課本上她跟猩猩握手那張圖，還有她媽媽寫給她的信: “我親愛的珍，我沒有不能失去的人，對男人來說，沒有心碎這回事。”珍古道爾回憶說，自己10歲時就想去非洲，想寫野生動物的書，“別人都嘲笑我，但媽媽支持我的夢想”。媽媽說：“如果你真的想做這件事，你必須非常非常努力，利用每一個機會，只要你不放棄，你肯定會找到實現夢想的路徑。”

她揭露了女權界所謂雄性暴力理論的謊言

西方的女權主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是“男性暴力”理論，根據這個理論，女權主義者認為男性天生傾向于使用暴力，進而以此作為依據仇視男性性別特質。

但實際上這個理論是一個巨大的學術謊言，它的來源竟然是與人類學毫不相關的研究---對非洲黑猩猩的行為研究。

這個理論的形成與一個曾經聲名大噪的女人有關-----珍妮·古道爾。

她是研究黑猩猩的動物學家，怎么會和西方女權主義所仰仗的重要理論基石之一“雄性暴力”理論發生了關聯？她是怎樣通過她所謂的對黑猩猩的研究支持了虛假的“雄性暴力理論”？

請看《與黑猩猩打交道的人》，它會為你揭開華麗的學術外衣下隱藏的謬誤和無知，研究人員如果喪失中立的立場，在研究活動中加進研究者個人因素，影響被考察標本的行為，會得出怎樣錯誤的研究結果，研究者干預被研究動物的行為、人為地改變它們的生活習性所產生的一系列惡果。

珍妮·古道爾博士

研究者干預被研究動物的行為所產生的惡果。

20世紀60年代，英國動物學家珍妮.古道爾在非洲坦桑尼亞岡貝國家公園里研究的黑猩猩群分為了兩派，

這是一位額面凹凸不平，眉脊突出、眼窩深陷，按龍布羅梭理論有犯罪傾向的男人，哈佛大學教授理查德.蘭翰，信奉人類和黑猩猩的爆力行為是相似的，人類身上對同類爆力瘧待的影子存在于黑猩猩身上，因此人本性是惡的。

根據珍妮.古道爾在岡貝地區的研究，有三分之一的雄性黑猩猩死在了其他黑猩猩手下。

理查德.蘭翰認為：“從某種角度說，這就是瘧待狂，是一種難以抑制的快#感，它有人類身上時而迸發的恐布爆力的影子。”

他根據珍妮.古道爾對岡貝地區黑猩猩的研究結論發展出了“雄性暴力理論”。

卡哈馬黑猩猩群的胡迪被另一派的黑猩猩群殘忍地殺死。

格阿勒哥三角區，

在這里，一名年輕的美國科學家最近開始研究一群黑猩猩，它們在向我們從岡貝地區獲得的認識發起挑戰，特別是挑戰“雄性暴力理論”

克里凱特.桑茲意識到這些黑猩猩有些特別，它們以前沒有見過人類，

格阿勒哥三角區的獨特之處在于，猩猩從沒見過人，從沒見過營地，

格阿勒哥三角區的黑猩猩和岡貝地區的黑猩猩一樣也使用工具，有自己的“文化”，但有一點差異很大，它們沒有強烈的攻擊性。

截至目前我們還沒看到超常規的攻擊事件發生，

（指黑猩猩群之間的領地爭奪）

對于格阿勒哥的黑猩猩，它們內部沒有出現嚴厲的等級管制

問題的關鍵是，岡貝雨林中有什么東西能引發如此頻繁的黑猩猩群內部的攻擊事件呢？

在岡貝，黑猩猩曾得到了研究人員的喂養，因而不懼怕人類。這為研究提供了方便，但喂養也帶來了巨大的隱患

珍妮.古道爾:

“那時我們每天都給到營地來的猩猩喂香蕉，

黑猩猩間逐漸產生出很不尋常的攻擊性。”

而且香蕉還招來了狒狒，盡管黑猩猩和狒狒常在棕櫚樹上為了果子而發生爭執，但香蕉還是加劇了黑猩猩和狒狒之間的緊張關系，形勢變得非常惡劣。

珍妮.古道爾意識到，自己讓暴力升級，她開始采取辦法平息這種暴力傾向，

她經常把香蕉放進不同的盒子里，然后一次打開一只，確保每只猩猩都有一份，但是當黑猩猩們知道每只盒子里都有水果時，攻擊性卻日益增強，

珍妮.古道爾連續喂了黑猩猩15年，此后又間隔喂了22年

正是科學家們的活動導致了黑猩猩的行為發生變異！

是在鄭重地暗示我們，對待“雄性暴力理論”必須謹慎

“雄性暴力理論“起源于珍妮.古道爾等學者在岡貝地區對黑猩猩所作的觀察，它夸大了黑猩猩的攻擊性，也夸大了關于人類的一些結論

華盛頓大學教授羅伯特.薩斯曼

對珍妮.古道爾研究黑猩猩及派生出的“雄性暴力理論”是否具備科學性所做出的評價：

在自然界被人為喂養的動物和動物園里動物顯然已不是在自然狀態下生活的動物了，

作為人類的研究者通過給飼食物等方式使它們的生活習性產生了很大的改變，使它們內部社群狀態和社會行為嵌入了人類的干預力量，人類的意志，這無疑破壞了自然界的平衡。

如果拿觀察這種生活狀態的動物們的行為作為研究論據是錯誤的，將這種結論附會到人類社會身上也是錯誤的。

我認為“雄性暴力理論”實際上依據的只是某些事件，黑猩猩在某種場合殺了另一只同類，

這種“雄性暴力論”假說依據的是這樣一個概念，那就是黑猩猩和人類擁有相似的基因，

所以它們變得暴虐。

我覺得這很牽強，無助于理解黑猩猩或人類的暴戾行為。

西方女權主義用來仇恨男性的“雄性暴力理論”的理論依據竟然來自于一個非科班出身的女動物學家對非洲黑猩猩的所謂研究。她給黑猩猩投喂食物的研究方式一開始就遭到過其他動物學家們的批評和反對。

為了滿足自己功名利祿的私欲，為了得到博士學位，不惜違反最起碼的中立態度，人為干預和改變了黑猩猩的行為習慣，再在此基礎上得出“驚天大發現”，上交建立在錯誤基礎的上研究論文，其所帶來的一系列多米諾骨牌效應，不僅給她所研究的黑猩猩們帶來了深重災難，還使建立在（至少是部分建立在）她錯誤研究基礎上的雄性暴力理論附會到錯誤的女權主義理論上，貽害人類社會中的男女兩性別關系，其破壞性是深遠的。

難怪她在晚年要回望過去，懺悔所做的那一切。

將一個錯誤的動物研究結論附會到一個錯誤的人類社會學理論“女權主義”上，會出現多么大的錯誤結果，這一切都是在以科學之名的光環下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