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深圳墟記憶：一位記者筆下的邊境浮世繪

1948 年 8 月，一位叫做朱絳秋的記者，來到當時的深圳墟，在做了一番 “田野調查” 之后，他將其所見所聞，寫成四篇短文，連載于《南海日報》上，并取標題《畸形發展中的深圳》。

記者在文章中詳細描述了當時深圳鎮（深圳墟）的走私活動、貨幣情況、物價水平、交通狀況、娛樂方式、教育和媒體等等，讓我們可以略窺抗戰結束后到深圳解放前深圳墟的社會生活情況。

一、所謂的“黃金國”

朱絳秋在文中開篇便點出深圳墟的特殊區位：寶安地處粵港交界，其下轄的深圳墟緊鄰香港，既是中英邊境的重要村鎮，又扼守廣九鐵路要沖，交通極為便利。彼時廣東走私猖獗，而深圳墟憑借地理優勢，自然成了私梟盤踞的核心據點。

民國時期的深圳墟一帶地圖

在外界看來，這里是 “黃金滿地” 的富庶之地，而寶安縣甚至被稱作 “黃金國”。但朱絳秋認為，深圳墟并非傳說中遍地黃金的樂土，卻也算得上 “小金山”；若論貨幣流通的便利性與賺錢機會，朱絳秋認為更該稱寶安縣為 “銀紙國”—— 隨時隨地都有 “執銀紙”（粵語，撿錢的意思） 的可能，只是這機會，全憑運氣與 “執銀紙的技術”，“若肯搏命，便自然勝人一籌”。

民國時期深圳墟及周邊鄉村

他還記錄下私梟（走私者）活動的變遷：深圳曾有私梟活躍的 “黃金時代”，因地鄰英界、往來無多限制，私運生意一度肆無忌憚；但 1948 年時情形已變，深圳墟雖仍顯繁榮，私梟們卻紛紛轉向蓮塘等周邊僻靜村落。究其緣由，是深圳墟內設有二十余個緝私單位，盤查十分嚴密。為了應付檢查，私梟們只能付出更大的成本，但還是極難蒙混過關，“人皆趨利避害，便另尋通路”。

二、國幣與“咸龍”

朱絳秋對當地貨幣流通的景象印象深刻，他在文中寫道，深圳墟的貨幣體系早已以 “咸龍”（廣東人對港幣的俗稱）為本位，唯有茶樓仍沿用國幣（即當時國民政府的法定貨幣）標價，卻會特意在旁附注港幣金額；郵局雖在顯眼處貼著 “一律國幣交易” 的紅字告示，可實際交易中無人當真，多是虛應故事。

民國時期的港幣

港幣之所以被稱為“咸龍”，背后有一段歷史。戰后中國通貨膨脹，金圓券已然信用破產，當時國民黨三令五申表示，不準港幣在內地流通，民間就把港幣稱為“咸龍”用來掩人耳目。

小貼士

咸有“外洋”的意思，廣東人飄洋過海打工，求學，稱之為“浸咸水”；港幣為外幣，所以稱“咸龍”。
廣東有首粵諺云：鹽都買到咁多錢，點怪咸龍飛上天。官府也收來路貨，賊公專劫落鄉船。剃刀刮耐門楣爛，賭棍扒多蓆面穿。禾米食完麻雀散，留著光塔伴紅棉。

朱絳秋在報道中也提到為什么港幣能在深圳墟大行其道：“并非民眾甘愿讓經濟淪為租界附庸，實在是港幣幣值穩定，而國幣貶值太甚，早已失去流通的信任基礎。” 朱絳秋這般剖析背后的無奈 —— 用國幣結算，往往要吃不小的虧，普通百姓為求穩妥，肯定是優先選擇港幣。

更讓他咋舌的是當地的物價水平，他特意在文中列下一組 “行情表”，記錄下彼時的民生成本：

米：六十二元（港幣）一擔，折合國幣六千二百萬元；

鮮魚：三元（港幣）一斤，折合國幣三百萬元；

豬肉：二元三毫（港幣）一斤，折合國幣二百三十萬元；

美麗牌香煙（二十支裝）：每包四毫（港幣），折合國幣四十萬元；

西裝洗衣：每套一元二毫（港幣），折合國幣一百二十萬元。

朱絳秋補充道，除了這些剛需品，其余雜貨價格相較廣州、香港兩地均高出三成以上，“這般高昂的消費，真令窮措大見面咋舌”。

三、車站風云

在朱絳秋的記錄里，深圳墟的兩座車站是觀察當地民生的 “窗口”，也是私梟活動的關鍵節點。

其中一座位于中英交界處，是廣九鐵路英段的終點，廣九列車的中英查票員在此交接，每日另有四趟英段列車經停，因距離深圳墟三華里，稱 “深圳站”；另一座位于墟內，稱作 “深圳墟站”。寶深公路從深圳墟站旁橫穿鐵路，往來車輛常會在此稍停 ——“這里是萬千人靠此活命的地方，私梟們的貨物與人員，多在此上下”。

民國時期的深圳站

他細致描繪了深圳墟站每日的 “固定劇本”：上午十一時半，烈日炙烤下的站臺擠滿人群，所有人都翹首盼著掛著十幾個空車廂的列車。一聲汽笛響起，人群瞬間繃緊神經，有人挽著木箱，有人托著布袋，瘋了似的朝列車奔去，你推我擠、亂作一團，“那場景，竟讓人想起流離失所的‘流亡圖’”。不過二十多分鐘，光禿禿的空車廂、三等客艙乃至車頂，都被人與貨物堆得毫無空隙，朱絳秋不禁在文中憂心發問：“若車卡偶然出軌，那拋力不知要傷殘幾許人？”

抗戰中的深圳墟一角

混亂持續二十五分鐘后，車站復歸沉寂，烈日曬得地面發燙，連個人影都難尋。一到下午四點，氣氛又驟然緊張 —— 海關人員、憲兵、防軍紛紛集結，荷槍實彈、如臨大敵，“只因廣州方向的慢車即將抵達”。

四、走私者與挑夫

朱絳秋在車站見證了走私活動的細節：從廣州來的慢車上，多載著大米。有的用麻袋裝著數十包，由十幾個身強力壯的挑夫扛著，往墟里狂奔，這便是私梟們所謂的 “突破戰術”。“若其中一擔失手被警察拿著，不必替他們擔心，實則這正是他們所求不得 ”。私梟們認為，犧牲一擔大米，可以吸引警察，這樣，私梟們便可以攜帶其余貨物便越過防線，“這點代價不值一提。”

民國時期深圳墟的一個警察

也有普通百姓，手提兩個小袋子，施施然而出，“袋中僅數十斤米，不過是為維持生計”。朱絳秋寫道，“人類尚有同情心，這般小本買賣，多不會受注意刁難”。他還為這些 走私者 辯護：“他們多是身經百戰的人，國家不能給飯吃，便只能自己找活路；要吃飯就得搏命，自然顧不上法令。深圳仍是國境，將貨運到這里不算私運出口，至于再運去新界，那便不干他們的事 —— 說他們走私出境，未免冤枉。”

除了走私者，車站的挑夫也被朱絳秋寫入文中。戰后的深圳墟，集聚了大量的來自粵東潮州的“苦力”，《深圳通訊》對此也有相關的記載。

《深圳通訊》記載的潮州苦力

深圳墟沒有平整的馬路，三輪車、手推車也比較少見，從深圳墟站的廣九慢車上卸下的貨物，全靠“以潮州籍居多，約有一二百人”的挑夫的肩膀運入墟中。每到下午四點列車將抵達深圳墟站時，許多赤著上身、手持竹杠麻繩的挑夫便會占滿車站。

這些挑夫干著苦力活，每月能掙一二百港幣 —— 這收入遠非內地苦力，甚至公職人員所能企及。可朱絳秋算了一筆賬：“在此物價高漲下，若家中有三大一小，這筆錢也不過僅夠基本開銷而已。”

五、繁華背后

朱絳秋接著寫到，隨著生計稍有安定，深圳墟也滋生出追求享樂的風氣。整個墟內茶樓兼酒家不在少數，如深圳酒家、大園酒家、云香酒家、坤記酒家、倫記酒家、春記洞天酒家等，每家都會 “植幾株‘茶花’（此處指妓女）點綴門面”；即便規模較小的下級茶樓，也會雇幾個女招待，“仿佛茶室少了女人，便不成其為茶室”。

抗戰時期的鴻安酒店

旅店生意同樣興旺，東方旅店、泰山旅店、鴻安旅店等，幾乎每一間都 “鶯嗔燕叱”，即便每晚索價三四十港幣（折合金圓券則數額驚人），依舊客流不斷。只是正當娛樂極為匱乏：無電影院、無粵劇演出，走唱的女伶甚少見，偶有唱曲者每度一曲索價二元港幣，“工夫說不上造詣，多是初出茅廬的新手”。最流行的娛樂當屬麻將，“真個飛得滿街滿巷滿屋”；鴉片煙在暗中流通，半掩門的妓寨則有七八家。

1948年的深圳墟地圖

治安方面，朱絳秋也指出了表面與內里的反差：深圳墟內有防軍指揮部、憲兵隊、自衛隊駐守，表面上相當好；可周邊數里的鄉村，卻時有匪徒出沒，安全隱患從未消除。

六、令人痛心的 “下一代隱憂”

在朱絳秋看來，深圳墟最令人憂心的，是教育與新聞事業的貧瘠。

當地僅有一所私立深圳初級中學，學生人數少得可憐。他分析原因：“富家的子弟都去港九或廣州就學，貧苦人家的子弟，又望校門而興嘆。” 小學也僅有鎮立小學、保立小學、私立深圳小學及教會開辦的禮賢小學三數間，“據估計，失學兒童至少要超過半數”，朱絳秋在文中痛惜道：“這是多么令人傷心的教育現狀，也是我們下一代的隱憂。”

深圳小學校址——雍睦堂

射門在墟的新聞事業則尚處于 “待開墾” 階段，彼時僅有勝利通訊分社、文化通訊分社、深圳出版通訊社三家機構，且大都作不定期式發稿，影響力有限。報紙銷售以港報為主，廣東本地報紙極少，“大概是接近香港的關系”；寶安縣本地的報紙，僅有縣黨部創辦的《寶光》與廣州同鄉會創辦的《新風》，均為半月刊，“內容單薄，決不能滿足縣民的需求，可在經濟問題下，也僅可力盡于此”。

1946年寶安縣報紙——《寶安民報》

社會教育方面更是貧弱，當地雖有華南廣播電臺，自備發電設備，每日上午九時開播、晚上十一時停止，“除廣告外，全部播送粵曲片，根本稱不起為社教，僅是娛樂的變相而已”。

尾聲：朱絳秋筆下的 “畸形深圳”

在朱絳秋的最終記述里，1948 年的深圳墟仍保留著濃厚的鄉村形態，無現代化建設可言，教育發展更是無從談起。整個城鎮被利欲、色情的氣氛包圍，“既無向上的生機，也無文明的沉淀”。

這份連載于《南海日報》的短文，沒有宏大的敘事，以細膩視角，為后人留存下抗戰結束后、深圳解放前，這座邊境小鎮最真實的社會切片 —— 它不是后來科創繁榮的 “新城”，而是在時代夾縫中，靠著區位與 “搏命” 支撐起 “畸形繁華” 的深圳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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