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大國競爭的關鍵已經浮現？鄭永年：國內陷入“土豆式”內卷無異于集體自殺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鄭永年的行程常常排得密不透風。

每隔幾天，他公開的活動信息便會更新。3月20日，他出席廣東的“十五五”規劃專題分享會；3月22日，他在北京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3月24日，他到海南參加博鰲亞洲論壇；4月初，他又應邀到訪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

這似乎是他的學術策略之一。鄭永年說，自己不是“書呆子式”的學者。他長期從事政策研究，也長期與企業、社會和政府部門打交道。在他看來，政策研究不能只從書本中來，也必須進入真實世界的運行現場。

他像是稍稍松了一口氣。“這個話題好講。”鄭永年說。停頓片刻，他又補了一句：“同時非常重要。”

這兩個判斷放在一起，起初并不容易理解。對鄭永年來說，上海（長三角）國際科創中心建設當然是區域發展議題，但又遠不止于區域發展。它真正指向的，是中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如何打破內部壁壘、組織創新資源、形成世界級城市群競爭力的問題。

換句話說，長三角能不能“擰成一股繩”，不只是長三角自己的事。

內卷就是集體自殺

“各地政府沒有獨立思考，看別人做了自己也趕緊做，也不思考有沒有條件，有條件上，沒有條件也上。科創體系要從封閉轉向開放，要形成龐大的科技交換市場和思想交流市場，對內開放甚至比對外開放更重要。”

鄭永年是浙江余姚人。雖然這些年主要在珠三角工作，但他一直說，自己是地道的“長三角人”，也一直密切關注長三角的發展。

在他看來，“十五五”相關規劃表述中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是“上海國際科創中心”進一步拓展為“上海（長三角）國際科創中心”。

這不是簡單的名稱延展。“為什么單單把上海放在括號外面？”鄭永年問。

他給出的解讀是，上海仍然是龍頭，但這個龍頭不能只想著自己。“上海是長三角的龍頭城市，要有一個老大哥的樣子。”他說，所謂“老大哥”，是要更大氣、更開放，要把視野打開，也要考慮“兄弟伙”的利益。

2026年3月30日，工人在位于浙江省新昌縣的萬豐飛機工業有限公司廠房工作。 新華社記者 程麗 攝

但現實情況是，各地發展中“內卷”的情況時不時出現。

那段時間，“Open Claw”是熱門科技詞語，帶動AI智能體爆火，也掀起一波“養龍蝦”的熱潮。長三角各地政府反應很快，紛紛出臺支持政策。有地方政府工作人員向記者透露：“政策就是這兩天準備的。”

一個風口出現，各地很快跟進；一個賽道被看好，各類園區、基金、補貼、招商計劃迅速上馬。熱潮來時一哄而上，退潮時又一哄而下。這樣的循環，在很多領域都曾不同程度出現。

鄭永年對此有些著急。

在新能源汽車行業，價格戰持續升級，企業之間靠低價競爭搶占市場份額，利潤空間被不斷壓縮。“新能源汽車再這樣內卷下去，最后的贏家就是特斯拉。”鄭永年說，國內十多家最好的汽車廠家，利潤加起來可能還不如別人一家。他說這話時語氣并不激烈，卻很直接。

從經濟學的角度說，內卷是存量經濟的競爭，實際上更應該關注經濟增量。“大家都抱著一個心態，誰能堅持到最后，誰就是贏家。”鄭永年撇撇嘴，“太沒意思了。”

按照他的判斷，內卷就是集體自殺，沒一個是贏家。

背后深層次的原因是行政體制之間的阻隔，為了把GDP留在自己口袋里，“屁股決定腦袋”，各地都早早布局，搶占先機，在時間差上筑起競爭的護城河。

在科創領域，這種邏輯尤其危險。科技創新本身具有高投入、高風險、長周期特征，如果各地圍繞同質化賽道重復建設，不僅會造成資源浪費，還會稀釋真正有潛力的創新力量。

這就像一個個土豆。土豆光溜溜的，顆顆分明，土豆莖一斷，各自獨立，互不關聯。鄭永年問：“地方政府之間，企業之間，實驗室之間，都是土豆和土豆的關系，怎么才能打通？”

由此，鄭永年呼吁“開放”，“對內開放甚至比對外開放更重要”，他認為。

這句話聽上去有些反常識。人們談起開放，通常首先想到的是面向國際市場、吸引外資、擴大貿易。但在鄭永年看來，進入新發展階段后，中國內部市場、內部區域、內部制度之間的開放同樣關鍵，甚至更加迫切。

因為中國市場足夠大、產業體系足夠完整、創新資源足夠豐富，如果內部壁壘不能打通，就會形成巨大的制度性損耗。反過來，如果內部要素能夠充分流動，區域之間能夠合理分工，中國自身就可以形成一個龐大的創新循環和科技交換市場。

“開放的好處，在于形成合理的勞動分工。”鄭永年說。但這需要協調機構，也需要制度創新，把阻隔開放的東西都清除掉。而上海（長三角）國際科創中心建設，恰恰需要這樣的制度能力。

中國的成功不能叫彎道超車

“近代以來，不經過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和大規模工業化的經濟體，還能成為一個經濟強國的，才叫彎道超車，我們沒有彎道超車，從農業化一路走到工業化，只是我們比人家走得快。”

在鄭永年看來，理解今天中國為什么必須強化科技創新，還要回到中國現代化的路徑本身。

在他的劃分中，中國經濟前幾十年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靠西方成熟技術的引進、學習、消化和應用。更直接一點說，其中包含了大量“山寨版”階段。經過幾十年的技術積累，中國企業和市場逐漸開始出現原始創新能力。

到今天，科技創新已經成為發展的最大動力和源泉。

在新石器（鹽城）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無人車生產線，一輛無人車在進行調試（3月25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博 攝

有種說法，叫“中等收入陷阱”，指國家經濟增長停滯、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區間，而無法進入高收入行列。鄭永年更強調另一個問題：中等技術陷阱。

一個經濟體如何把自己提升成為發達經濟體？能源豐富的小經濟體，可能因為能源價格上漲而致富；小型經濟體，也可能依靠某個單一產業站上高收入水平。但對中國這樣體量巨大的經濟體來說，必須依靠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才能走得穩、走得遠。

換句話說，中國要跨越的不只是收入水平的門檻，更是技術能力的門檻。

為了跨越“中等技術陷阱”，鄭永年提出科技創新的“三駕馬車”：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和金融服務。

這三個環節看似常見，但在現實中并不總能順暢銜接。

先看基礎科研。鄭永年認為，中國近年來在科研投入、論文數量、專利申請和重大科研平臺建設上取得了顯著進展。但“數量多”并不自動等于“能力強”。基礎科研最需要長期主義、穩定投入和自由探索。如果過早要求基礎研究必須立刻產業化，反而可能傷害其原創性。

再看技術轉化。鄭永年觀察到，一些做基礎科研的人還要籌錢、辦企業、找市場，現實中成功案例很少。成熟的創新體系，應當允許不同角色各司其職：科學家專注發現，工程師完成驗證，企業家組織產業化，資本承擔風險定價，政府提供制度和公共平臺。

最后是金融服務。科技創新具有高風險、長周期、不確定性強的特點，尤其在硬科技、生物醫藥、集成電路等領域，往往需要多年投入。沒有耐心資本、風險投資、產業基金和資本市場支持，許多技術很難走完“死亡之谷”。

因此，上海（長三角）國際科創中心要真正建成，不能只是多設實驗室、多引人才、多掛牌子，而要打通“基礎研究—技術轉化—產業落地—金融支持”的完整鏈條。

中美競爭關鍵在城市群

“國家之間的競爭重點在于城市群之間的競爭。以前把城市只是理解成一個居住的地方，實際上城市就是產業的載體，有現代產業的集群。”

鄭永年分享了一組觀察：美國人工智能領域中，華人和移民背景人才占有相當高的比例；在硅谷的許多人工智能企業中，不少獨角獸企業創始人是一代、二代移民，其中包括從中國出去的人。

近年來，中國在人工智能基礎研究領域發表的論文數量快速增長，在一些方向上已接近甚至超過美國，論文質量也不斷提高。但讓鄭永年遺憾的是，一些人才和企業仍然選擇去美國硅谷創業。

類似情況并不只發生在人工智能領域。

有一次回浙江，鄭永年和當地人士討論中美芯片之爭。有人開玩笑說，這哪是中美芯片之爭，某種程度上是“流落到美國的浙江人”和中國芯片產業之間的競爭。

這個說法當然有夸張成分，但它揭示了一個現實：在全球科技競爭中，人才流動、資本流動和創業生態非常關鍵。

“美國制造”并不等于“美國人制造”。更準確地說，它是世界上一批聰明人在美國這個平臺上制造。美國提供的是場地、制度、資本、市場和全球網絡。

在蘇州市具身智能機器人綜合創新中心，機器人在模擬家庭服務場景內疊衣服（2026年3月10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博 攝

鄭永年認為，中國并不缺創新能力，核心問題在于如何讓創新在國內落地。

他重點考察了人工智能、互聯網和生物醫藥三個領域。在他看來，這些領域都代表了新質生產力的方向，但也都存在成果外流、生態不足或轉化不暢的問題。

在生物醫藥領域，中國近年來已經進入原創階段。但不少國內辛苦研發出來的成果，被海外公司以幾億美元買走后，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可能形成數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估值。藥品生產上市后，中國市場又要以更高價格進口回來。

在互聯網領域，他提到游戲產業。《黑神話：悟空》走紅，顯示出中國數字內容產業的巨大潛力。但還有不少游戲產品，因為各種原因拿不到批號，或難以及時進入市場。

他攤了攤手說：“怎么把這些人才、這些創新留在國內？”這個問題，正是上海（長三角）國際科創中心建設必須回答的問題之一。

而長三角的科創水平在世界級城市群格局中的位置，某種程度上會影響中國在國際競爭中的位置。

鄭永年判斷，我們正在經歷的新一輪產業革命高度集中。其中的關鍵競爭發生在中美之間，發生在中美兩國的主要城市群之間。

中國的增長極，同樣越來越集中在幾個重要城市群：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等。其中，長三角要扮演“扛大梁”的角色。

采訪快結束時，鄭永年又回到那個最初的問題：上海（長三角）國際科創中心為什么重要？

答案其實已經藏在他一連串比喻里。

實驗室之間的墻應當拆掉，地方政府之間不能總是“土豆和土豆”的關系，城市群內部也不能在同一條賽道上彼此消耗。中國要拉動“三駕馬車”跨越“中等技術陷阱”，要在中美競爭中贏得主動，就必須把分散的創新資源組織成系統能力。

長三角的使命，不是多建幾個園區、多搶幾個項目、多追幾輪風口，而是回答一個更大的問題：中國能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形成一個足以吸引全球人才、承載原創技術、孵化未來產業的世界級創新生態？

鄭永年說，這個話題“好講”。真正難的，是把它做成。

原標題：《中美大國競爭的關鍵已經浮現？鄭永年：國內陷入“土豆式”內卷無異于集體自殺》

欄目主編：陳抒怡

本文作者：解放日報 鞏持平 于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