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開原創】給自己以更多柔軟（劉日龍）

□文/劉日龍

2024年4月，大學同學曾桂約我來到吉安市萬安縣的高嶺宿集民宿，同行的還有他的好友江龍等人。我們準備在這里住上幾天，共同審讀他的一部書稿 《與自己和解》。

曾桂比我年長一歲，一直以來，我對他都懷有敬重之情。這份敬重，主要源自欽佩他對事業的執著。曾桂大學畢業后，先分配在一所省級重點中學任教，教學成績有目共睹。后來他響應當地政策，與幾位志同道合者創辦了一所民辦學校。事業背后，付出的是巨大的艱辛與努力。作為他的大學同學，我在為他的成功深感高興的同時，更欽佩于他骨子里的倔強。

我對曾桂的欽佩，還在于他在處理大量煩瑣事務之余，一直保持著對寫作的熱愛。記得還是在2015年前后，我就從雜志上讀到過他的幾篇散文，其時我正處于創辦公益文學微刊《路開文化》初期，于是向他約稿，刊發了他的數篇作品。但不久，他不再給我發稿了，我以為是他學校事情太多，精力安排不上，暫時擱筆了，加上微刊逐漸有了起色，來稿日多，于是未再向他要稿。

一晃，差不多八九年過去。令我沒有想到的是，其實這些年來曾桂根本沒有擱筆，而是在悄無聲息地一邊整理過去寫的文字，一邊加緊寫作新的篇目，以至于最終累積成數量可觀的作品。也終于等到今年年初，他在這些作品基礎上精心挑選出一百篇匯集成書，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要給自己一份特別的生日禮物！”辦好一所學校已然是不容易的事，而寫作又是件苦差事，曾桂愿意苦上加苦，這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

細讀收錄進本書的作品，我的最大感受有三：內容真實、敘事平實、批評據實。

先說內容。在這些作品里時間跨度大，上可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他出生，一直到當下歲月，凡五六十年光景。所涉內容既有他少時家庭變故、求學生涯，大學畢業初涉社會、創辦事業等情景回顧，也有他經營家庭、事業際遇、社會交往、旅痕心跡等生活記錄。字里行間，人是真人，事是真事，不回避事實本身，不隱飾個人實時的本真感受。

我以為，這樣的寫作是有意義的。一者，它解決了我們普通寫作者常覺得沒什么可寫的問題。每個人的生活都是由一個個生活片段構成的，把這一個個片段記錄下來，就是一個個獨有的寫作題材，就是一個個可資咀嚼的故事。二者，真實的就是歷史的。個人小命運，社會大命運，真實的個體經歷，其實就是歷史的縮影。正如通過本書的一個個故事的真實記錄，我們可窺見20世紀60年代生活困難時期，以及特殊十年、撥亂反正、改革開放、進入新時代等一系列中國歷史進程，是如何體現在作者身上，給他打下深刻烙印的。讓普通人的故事反映出歷史背景，我們的寫作才有了社會屬性，有了我們致力于文字呈現的個人追求與價值。這也應該是成為我們愿意寫作的最大內在動力。

真實的內容還要用真實的手法去表現。最真實的表現手法，我以為就是平實，凡人物活動、細節刻畫、情感表達等，均不需過多修飾和渲染，力求準確、凝練、生動則好。曾桂性格內斂、做事務實，文風也如是，反映在他作品里的敘事何其平實，隨處可見，有些平實甚至是直擊心底的。

比如在開篇《父母婚姻》一文里，作者寫到小時的自己，“尚在襁褓之中父母就離了婚”，生母離開了他，但因為同在一個地方生活，“難免跟她不期而遇”“她有時會拿一些小點心遞到我的跟前來，那東西對我是很有誘惑力的，我雖然很想接過來，可我終究不敢，父親嚴厲的警告在我耳邊響起。我把手反放在后背，再往后退幾步，否則她會塞到我手里來，那樣我是難于拒絕的。停留片刻隨即逃離她，遠遠地停下來，抹去嘴角流下的口水。”在這里，記述是冷靜的，感情是壓制的，但予人的沖擊力卻是震顫的。這便是平實的力量。

再比如《搬家》，作者記述了自己4次搬家的經過：“第一次喬遷是20世紀90年代初從學校宿舍搬到妻子的單位公寓”“第二次喬遷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第三次喬遷是買了一套新建的小區里的商品房”“2021年我在另外一個新小區買了房”。對每次搬家敘事的提頭話，作者都僅僅是寥寥幾筆，并未對相關背景作更多的交待甚至鋪陳，但從中，我們又何嘗體會不到這其間深藏的社會發展的波瀾壯闊，以及由此帶來的人們生活條件的極大改善。平實是有張力的，我們的寫作尤其是敘事式寫作，當以平實說話為基本遵循。普通人的生活本身則為平常實在，我們的文字要與生活相吻合。

《與自己和解》一書作者曾桂

作者的這本書里，還有不少篇目涉及社會批評，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的鮮明個性。這類作品不太好寫，但作者顯然作了自覺處理，即讓事實本身說話，“據實”而為。比如在《討論安裝電梯》一文里，針對“好事難辦”現象，作者并沒有對反對者作更多主觀評斷，而是把反對者們當初發在業主微信群的十數條反對意見，原原本本作出引錄，交由讀者自己去體味。

再比如在《讓人頭皮發麻的事》里，作者寫了兩件事，涉及兩個對象，對這兩個對象，作者也未表現出更多的“是非”爭論，而僅是陳述客觀事實和記錄他們的具體行為，甚至不惜以“自嘲”方式作結。這樣的社會批評，是溫和的，是善意的，不少還是能讓人在忍俊不禁中讀出一定的批評“美感”的。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自覺處理，保持了全書的整體敘事、記人風格。

需要說明的是，這本書的初稿中，本來還有個別社會批評篇目，原本記述下來很有必要，但內容過于真實、敏感，基于一些實際考慮，作者最終作了撤換。我們理解和贊同作者的做法，畢竟，寫作歸寫作，出書歸出書，作者給本書定的內容總基調為“記述過往、珍惜所有、再向人生”，主旨為“與自己和解”。能把自己用心寫下的東西“狠心”撤換，這本身就是與自己和解的真實踐行。

（左起）江龍、曾桂、本文作者

我們為什么要寫作，各人有各人的答案。于曾桂而言，我在他的這本書里，讀到的是他內心的需要。他自己也承認，由于受自小生活環境的影響，他的性格很長一段時間“比較容易急躁易怒，對人不夠寬容”，再加上事業路上經歷太多，他太需要找到一個“出口”讓自己柔軟下來，于是寫作就成了他的不二選擇。

當作者寫下他的父親既會“我要是做錯了什么事，他就會破口大罵，罵得很是難聽，甚至扇我耳光”，又會在“難得的改善伙食的機會”“這種時候父親往往會讓我代替他去吃飯，而這正是我所期盼的”，我們讀到的是他對親情的和解；當作者寫下旅行路上所遇到的不少“糟心事”，但仍醉心于山水人文的大千世界，我們讀到的是他對社會的和解；當作者寫下一路走來歷經困頓，卻仍在學校師生集會活動上高唱《草原之夜》，我們讀到的是他對生活的和解。

為事要直，為人要義，為心要軟。通過寫作，曾桂做到了。

吉安市萬安縣的高嶺有大大小小的銀杏樹100多棵，其中樹齡400年以上的有25棵，形成非常罕見的銀杏樹群，冬日時節，銀杏葉金黃流彩，呈現出獨特的自然景觀，吸引人們目光。

4月的高嶺，銀杏樹青色葳蕤，尚未斑斕，但它樹身高大遒勁，又沐陽光雨露、聽泉聲鳥鳴、蓄日月精華，對這些富有養分又渾然于美好大自然的銀杏樹，我們沒有理由不期待它的一次又一次壯觀奔放。曾桂把他的書稿安排在這里完成定審，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我想都是極為巧合的。“為情而造文”（劉勰語），因了內心有了更多的柔軟，對曾桂的這部書，對他以后的寫作，我以為同樣值得期待！

2024年5月于江西贛州

（本文為作者對曾桂個人散文集《與自己和解》所作序言。曾桂《與自己和解》一書近期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

供圖日龍（路開文化）

劉日龍，1965年生，江西贛縣人，江西省作家協會會員。堅持業余創作，以親情散文、小小說見長，作品散見各地報刊，著有個人散文集《永遠的溫馨》（大眾文藝出版社，2010年12月）、詩集《我問自己》（中國文聯出版社，2016年7月），與人合著《一生只做一件事》（光明日報出版社，2017年4月）、《關愛與禮贊》《信仰的力量》《綻放》等紀實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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