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成興：沒有“全球北方”，世界就不能發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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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第八十屆聯合國大會上，特朗普“美國優先”與多邊主義之間的裂痕已清晰呈現。在他與眾多“MAGA”支持者看來，包括聯合國和附屬機構在內的多邊機構正對美國經濟、就業，乃至價值觀造成損害。特朗普政府也屢屢“退群”、削減多邊援助，并以國內議題干預國際組織運行。

美國的質疑和缺席，反而推高了多邊/次區域合作的聲量。亞投行、金磚新開發銀行持續擴展，東盟、非盟等區域合作愈發緊密。新興經濟體正在技術、標準、金融等領域探索不由大國主導的合作路徑。

既如此，我們能否設想一個美國缺席的多邊世界？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李嘉誠經濟學教授柯成興（Danny Quah）近日在IPP國際會議上提出了一個頗具啟發性的概念——“先導型多邊主義”。他的設想是：與其陷入“要么有美國，要么沒有多邊主義”的二元思維，不如探索一種更靈活的“國際秩序-1”的體系。這種體系強調即便缺席任何一個大國，只要剩余成員堅持開放、規則與合作，系統依然能夠運轉。CPTPP的存續、WTO的臨時仲裁安排（MPIA），其實都算是這種“自愿聯盟”的實踐。

這種思路也回應了國際社會，尤其是更廣范圍“全球南方”國家當下的一些焦慮：既有“中國產能沖擊”的供給端壓力，也有“美國市場封閉”的需求端壓力，多邊主義的裂縫不只是中美對抗，而是全球性的結構失衡。在這種局面下，“先導型多邊主義”似乎提供了一種可能——通過小規模、漸進式的合作聯盟，摸著石頭過河，重建規則共識。

柯成興（Danny Quah）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李嘉誠經濟學教授

*以下內容根據嘉賓演講整理而成，略有刪減：

對于世界，尤其是全球南方而言，發展與合作究竟意味著什么？如果沒有“全球北方”這一天然競爭對手，該如何謀求發展、追求進步？

討論這一重要話題時，人們往往陷入二元思維：要么走向合作，要么走向沖突；要么是全球北方，要么是全球南方；要么繼續沿著多邊主義的道路前行，要么世界陷入混亂；若國際秩序繼續演進，要么由美國主導，要么由中國主導。

我建議大家，應當擺脫這種二元思維。我們完全可以想象一個新的國際體系，它能夠有效運作，但并不一定必須包含美國的參與。同時，如果中國愿意融入這一新的體系，當然歡迎；如果中國覺得融入其中比較困難，也不必強求。

我把它稱為“先導型多邊主義”（pathfinder multilateralism）。

具體而言，可以先“摸著石頭過河”，建立一個小規模的系統，然后一步步探索前進的方向，逐步吸納愿意加入的成員。即便像美國這樣的大國不加入，這一進程也會持續向前。

根據最新數據顯示，美國仍拖欠聯合國約30億美元的會費。圖源：路透社

在這樣一種友好合作的基礎上，無論是所謂的南北合作還是東西合作，都能夠得到發展。這種模式下的國際體系可以被稱作一種“-1國際經濟體系”（international economy minus one system）。所謂“-1”，意味著即便減去任何一個國家，這一體系依然可行且有效。

我將分步驟來闡述這一論點：

首先，多邊主義確實正在瓦解，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必然會從“1”走向“0”。我們可以做的，是讓多邊主義具備更強的適應性，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局勢。當前多邊主義的瓦解，并不是某個國家的過錯，但確實存在現實挑戰：國際體系中既有所謂的“中國沖擊”，也有所謂的“美國沖擊”。所謂“中國沖擊”可以理解為供給端的沖擊，因為中國向全球市場供應了大量商品和產品；而“美國沖擊”則可以理解為需求端的沖擊，因為美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國際商品進入本國市場的措施。

這兩種沖擊是影響當下多邊主義的重要力量。當然，多邊主義的瓦解與多極格局尚未成型，并不完全是中美競爭所致，也不僅僅源于地緣政治對抗，而是經濟緊張與政治緊張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經濟因素更為主導。

特朗普近日宣布了多項新關稅，包括一項針對未在美國建廠的制藥公司征收的大額關稅。圖源：路透社

這種情況下，如之前所說，我們應當思考如何構建一種新的世界秩序。這種秩序可以理解為在現有的世界秩序之上建立的“-1國際秩序”（world order minus one）。在未來十年內，我們幾乎不可能迎來一個國際間充滿善意的時代。我們不得不考慮如何在一個充滿怒氣的世界里實現合作——我稱之為“無意中的合作”（inadvertent cooperation）。我認為這是可行的。

那么，為什么前面提到的“先導型多邊主義”是一條值得選擇的道路？

我們知道，如果發展只是不斷堆積賣不出去的商品，必然是無法持續的。這是再常識不過的道理。這一邏輯在過去六十年間也主導了經濟發展的實踐。無論是世界銀行還是其他多邊機構，它們推動的發展實踐，本質上都是“能力建設”（capacity building）：比如派出人員改善非洲小村莊的公共健康；在印度的小城鎮提升技能和教育水平；在許多國家修建交通、基礎設施，實現互聯互通。

當我們提升公眾健康，增強技能與教育水平，改善交通與基礎設施時，都是在加強“供給-需求等式的左邊”——建設經濟的供給側。在物資稀缺的年代，各國通過分工與國際化不斷增加供給。

這種模式為何能夠行之有效？因為有“全球北方”——這些發達國家是需求端，生產出來的產品自然也有銷路。因此，各國可以不斷加大基建，持續擴充產能。

更高的技能和教育水平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而更完善的交通與基礎設施則降低了物流和交易成本。圖源：路透社

哪些國家踐行過這種發展戰略呢？新加坡是這一戰略的實踐者，另一典型便是中國。過去四十年間，中國大規模擴充產能、建設工廠，把廣東打造成世界制造業的重要中心，在供給側取得了巨大飛躍。同時，與其他國家幾乎無異，中國從未真正考慮過需求端的問題。

然而，現實正在發生變化。多邊主義曾是全球化得以發展的制度基礎——它強調公平競爭的環境，通過外交手段實現和平解決爭端，并以合作為首要原則。正是這種多邊主義，使得上述發展戰略得以奏效。

如今，全球北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在看到中國或其他國家的生產能力和制造實力時，不再將其視為高質量、低價格產品的來源，而是將之看作自身制造業無法抵御的“海嘯”。美國尤其擔憂，其在過去長期奉行并極為成功的發展戰略，如今會不會反過來帶來不利后果？任何一個與中國相似，規模足夠大、采取相同戰略的國家，在美國看來，都是在試圖奪走其就業崗位，摧毀其產業，使曾經繁榮的中產階級社區淪為“鬼城”。

從邏輯上講，我其實理解美國的擔憂。任何一個國家看到本國人民缺乏足夠的就業機會時，當然會希望加以保護。然而，美國的問題在于，上述困境并不僅僅存在于中美之間，而是整個體系共同面臨的挑戰。過去的體系已經不再奏效。我們從未想過，擁有強大的制造業基礎會激怒他國，因為我們在為他們提供物美價廉的商品。但無論如何，這種支撐多邊主義的框架已經消失。

此外，談論“中國沖擊”的并不只有美國。新加坡的東南亞近鄰——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都在討論廉價中國產品的浪潮如何對他們的產業產生難以承受的“海嘯效應”。我們如今之所以把怒火發泄在美國身上，可能僅僅是因為美國比我們所有人都走得更遠。事實上，我們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

問題在于：從現在開始，我們該如何構建一個能夠有效運作的體系？

我設想了一個解決方案：我們可以建立一個能夠重新校準、重新平衡的系統。在這個新體系中，吸納那些愿意按照規則行事的國家。多邊體系的核心精神在于公平競爭的環境。如果出現了產能過剩，就需要依靠市場競爭的力量來解決。同時，還要把勞動力轉移到更具生產力的領域，從夕陽產業轉移到新興產業。

我們要相信，人民是有創造力的，科學家是有創造力的，應當為他們創造機會。我們需要自由貿易和開放交流的力量。世界上仍然有許多人堅信這是正確的經商之道。他們不會因為產業被競爭對手超越就立刻向當局抱怨，而是選擇更加努力，讓產業更具競爭力。

對于我們這些仍然相信開放貿易與自由市場競爭力量的人而言，需要建立一個“自愿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我認為這是可行的。美國是否會容忍這些依舊相信開放市場、自由貿易和競爭的人？它是否會允許我們去構建這樣的體系？

首先，我們要保持非常開放的心態。無論美國是否會容忍，我們都要繼續堅信公平競爭、公平貿易和自由貿易。

其次，我相信新的多邊體系是可以建立的，理由有二：

第一，美國既然堅信“沒有貿易才是公平貿易”，那它自然應該接受不與我們進行貿易的局面。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自己開展貿易，不必與它交易，這對美國而言反而更合算。

第二，當美國對 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感到不滿時，特朗普只是選擇退出。但日本和其他國家隨后組建了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與TPP唯一的區別就是沒有包括美國。

2018年3月8日，CPTPP貿易協定成員國代表，包括新加坡貿工部長林勛強（左）在智利圣地亞哥簽署協議。圖源：路透社

第三個理由：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內，我們已經在構建類似的機制，那就是MPIA（多方臨時仲裁安排，Multi-Party Interim Arbitration Agreement）。

由于美國的阻撓，WTO的上訴機構仍在停擺，整個組織因此癱瘓，無法再有效解決爭端。但在三年前，WTO的16個成員另起爐灶，建立了一個替代上訴機構的機制，也就是“MPIA”。它以有限的“自愿聯盟”方式來解決爭端，并明確表示：如果你仍然希望按照WTO的規則進行貿易，而遇到爭端，就可以利用這個機制。

我想，既然可以構建一個“WTO減一”（WTO minus one）的體系，那么同樣也可以建立一個“國際秩序-1”（worldorder minus one）的體系。關鍵在于得有一套大家愿意遵守的規則。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周浩鍇

審閱｜劉　深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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