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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4歲的作家王璐琪完成了她的“三部曲”——《給我一個太陽》寫校園霸凌,《十四歲很美》寫14歲少女被性侵,《回家》寫拐賣兒童。幾個月前,她獲得了國家級文學獎——第十二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
“三部曲”囊括了一個孩子在成長路上,可能遭遇的各種現實問題。
近期,她的新書《小鎮做題家》即將出版,故事主角來自“高考集中營”,他們是無數個小鎮農村孩子的縮影。
因為無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加上考試人數眾多,他們只有靠瘋狂刷題,才有改變命運的可能。在下一部作品中,她想討論抑郁癥,因為現實生活里得抑郁癥的人不少。“大人小孩都有,非常多。”她說。
一家頭部少兒社的編輯告訴王璐琪,社長買了她的書放在社里,讓編輯都學習學習,目的是讓大家看看兒童文學邊界到了哪里。
王璐琪并不覺得榮耀:“我也沒做什么,怎么就成為邊界了?大家都不敢寫了,這難道不是件悲哀的事嗎?”
文 | 江玉婷
編輯 | 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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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十四歲很美》出版后,王璐琪開始準備“最后一部曲”。從開始寫作到真正出版,《回家》花了四年。
小說里,被拐賣的孩子“秦頌”在11歲這一年,回到了親生父母身邊。“《回家》是大團圓結局嗎?”我問。
王璐琪答:“肯定不是。這孩子估計一輩子都無法從這段經歷中走出來,過不了正常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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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回家》王璐琪著
寫的時候,王璐琪找資料,看過一篇《南方周末》的報道。
新聞里,受害者在案發時只有14歲,那會兒是1994年,她在北京上初中,在去學校上早自習的路上被拐。6年后,她逃回了家,發現自己被拐到了河北省良鄉鎮,距離北京不過幾十公里。
出版社的校對老師也提供了一個案例。有一名北京女生,她早上經常跟班上一名男老師坐一趟公交車上學。
但有一天,非常奇怪的是,她跟老師打招呼,老師不搭理她。到校后,她跟老師說起這件事。老師也覺得奇怪,怎么會有人跟自己長得一模一樣?
某天,這位老師真在公交車上見到了一個跟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人。他回家問家長,這才知道,原來母親生的是一對雙胞胎,其中一個男孩在幼時被拐走了。
他們沒想到,這兩家離得這么近,這對雙胞胎兄弟平時居然乘同一個線路的公交車,還被學生看見了。
王璐琪有一個年長她許多的朋友。他說,他在老家有一個表妹,是舅舅家買來的。表妹長大后,在當地結婚生子。得知自己身世后,她還是選擇留下。因為她生了孩子,走不了了,被拴住了。
這也是王璐琪的顧慮。她寫的被拐的孩子是男孩,叫秦頌。一開始,她想寫女孩,但很快改了主意:“女孩被拐賣,命運可比男孩慘多了。”
《回家》里,3歲零4個月大的秦頌被拐走了。他的父母是雙職工,白天上班前,爸爸把他送到爺爺家。
晚飯前,爸爸再把秦頌接回家。爺爺退休后,在街邊擺攤賣糖葫蘆。生意一忙,爺爺就顧不上秦頌了,賣彈珠的平子趁機拐走了他。
秦頌被拐后,他和人販子坐了很長時間的火車。在火車上,秦頌大多數時間是睡著的。
到了鎢山縣,秦頌和同樣被拐的男孩郭飛待在一起,他們白天一起玩,想哭了,就把臉埋在枕頭里。夜里,秦頌枕著郭飛的肚子睡覺,郭飛的肚子很軟,像海綿一樣松軟。
接手他們的丁某不會照顧孩子,所以孩子們平時就直接吃院子里杏樹和桃樹結的果。
郭飛吃完后一直拉肚子,還咳嗽。一天早晨,秦頌枕著郭飛的肚皮醒來,發覺他的肚子很硬,很涼,不再有“咕嚕咕嚕”的聲音,很安靜。隨后郭飛就被抱走了。從此以后,秦頌再沒見過郭飛。
秦頌像猴子一樣,會爬上樹摘桃吃。這時,同村的金家發現了這個“猴兒”一樣的孩子,把他買了下來。自此秦頌有了新名字“金家興”,他的大姐叫金家燕,二姐是年齡相仿的金家欣。
后來,警察找到了11歲的金家興,把他送回蘆州。秦頌插班進了蘆州最好的學校,回到了原本的軌道。
5年后,在秦頌放學的路上,金家欣出現了,因為她的父親快病死了,想見秦頌最后一面。
《回家》的故事,從金家欣在放學路上,叫住秦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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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王璐琪和兩位小讀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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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頌剛到金家時,他吃不慣饸饹,因為饸饹面硬,不好消化。家里沒米,金父便出去借米,金母洗鍋給秦頌炒菜。
此后好多年,金家都做兩鍋飯,一鍋是饸饹,另一鍋是單獨給秦頌蒸的米飯。
金家從不打孩子,這在村里是少見的。
金家欣和秦頌一起長大,沒受過家長一句重話。
秦頌缺鈣,金母每晚給他燉魚湯。她用紗布包著魚肉,摔打出細膩的肉糜。肉糜只有秦頌能吃,金家欣是沒份兒的。但秦頌總會給金家欣留半碗,每次金家欣都會把碗底舔干凈。
就這樣過了七八年,秦頌很難不對金家產生感情。回到蘆州后,秦頌總會想到金母。
王璐琪在書里寫道:“我想她,思念她。每當這時,我就會有負罪感。在面對我的父母時,這種負罪感尤其強烈。”
秦頌在兩個家庭中輾轉,他也被撕裂成兩半。這也是發生在被拐兒童身上的真實情形,他們中的一些人對“買家”產生了感情。
就像被拐的孫卓,在與生父母相認后,他曾表露過想留在養父母身邊的想法。他的生父孫海洋找了兒子十幾年,孫海洋也是電影《親愛的》中演員張譯飾演的角色原型。
被拐的親生孩子對“買家”產生感情,這是那些親生父母難以接受的。
《回家》出版后,王璐琪想在一家雜志宣傳一下新書,她聯系了合作過多年的編輯。對方拒絕了她,原因是自己不喜歡看“不陽光的東西”。這是編輯頭一回這樣決絕地拒絕她。
王璐琪分析:“可能冒犯到她了。”
這位編輯也有孩子。王璐琪開始檢討自己:“這本書是會冒犯到一些家長的。哪個家長能接受自己的孩子跟‘買家’產生感情呢?沒有。”
我問王璐琪,金家對秦頌是真正的愛嗎?他們對秦頌的照顧很細致。
王璐琪毫不猶豫地否定了:“這些只是表面上的照顧。讓你有飯吃,讓你別走,僅此而已。這是一種原始和低級的愛。”
在王璐琪看來,金家對秦頌的照顧更像是一種“精神控制”。他們把女兒金家欣當作拴住秦頌的工具。因為兩人年齡相仿,每天玩在一處,形影不離。玩得時間長了,秦頌就被留下了。
王璐琪遇到過一件類似的真事。
正逢暑假,一對夫妻帶兒子回老家,奶奶很高興。孫子比幾個表哥小得多,玩不到一起去,一直念叨村里年齡相仿的妞妞姐姐。
奶奶為了讓孫子多待幾天,就去鄰居家“借了”妞妞,鄰居說“好”。妞妞便住了下來,每天和小男孩一起玩。
王璐琪見到了“借妞妞”的那一幕。她很受震動,一個那么小的孩子,說“借走”就“借走”了,就像借走一把剪刀和鋤頭一樣,所有人都覺得這再平常不過。妞妞被帶走的那幾天,家長竟也沒問過。
她設想了一下,如果自己是妞妞的母親,決不允許別人把女兒帶走:“別說是鄰居了,再近的親戚也不行。”
最后,妞妞安全無恙地回了家。王璐琪說起這件事時,仍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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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王璐琪養的小貓,她是一個貓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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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父大約是帶著幾分“復仇”的意味,買下的秦頌。王璐琪在書里寫,因為金家沒兒子,村里人都說:“他家沒人了,這倆閨女不算人。這里沒有兒子的人家,誰都能欺負一兩下。”
姐姐金家欣也對秦頌抱有期待,她趴在秦頌肩膀上說:“等你長大了,把該是咱的地搶回來。”然而秦頌太小,他哭著說:“我不敢,我不會,你教我。”這個“小哭包”完全指望不上。
聊起《回家》時,“重男輕女”是無法避開的話題。王璐琪解釋,金家對秦頌的愛,是賦予兒子的特權——“只要是兒子,他是‘王頌’也好,‘陳頌’也罷,金家都會這么愛他。”
金母給秦頌理發,把前面的剪了,后面的沒剪,留起來扎了一個小辮兒。金家欣對此感到疑惑。
母親告訴她,扎小辮兒就能把秦頌“拴住”。小男孩留個辮子,遠看像小姑娘。哪怕碰上人販子,也以為是姑娘。母親解釋:“小閨女命賤,就不帶走了。”“買方”也怕孩子再次被拐走。
王璐琪寫到了曬粟、揚谷。曬谷場上,要是起風了,男人們就扛著農具從家里跑出來,撒出去的谷殼飛出去半里遠。糧食沉,飛不了多遠,就會掉在地上,由此將殼分開。
大女兒金家燕去上學,地里的活兒太多,金父一個人干不過來。他讓秦頌和金家欣去曬場看粟子。
兩個孩子被村里人逗弄,他們說金家興不是金家的人。金家欣揮舞著鐮刀反駁,結果鐮刀被一個小子奪走,扔到了一邊。她和對方打斗,結果掛了彩。秦頌被嚇傻了,只知道哭,邊走邊哭。
金母指責丈夫為什么讓兩個孩子去看揚場,金父則指責妻子,為什么她不去看著孩子。金母答:“我去了誰做飯?一大家子人餓了怎么辦,連口飯都吃不到。”這個情節也屬實。
有一年,王璐琪下鄉做講座,主辦方安排了場地,室內裝修很好,椅子上都鋪了軟墊。
講完后,學生的家長來接孩子,來的都是爺爺奶奶,年輕父母很少。老人都騎著一輛三輪車,車后帶個小貨斗,學生坐在貨斗里。這車也用來拉貨,三輪車要比兩輪的電動車開得穩。
會場外就是一片曬谷場,不是水泥地,而是黃土地。大概用什么工具鑿過,地面很結實,摸著手感很好。她沒見過脫粒機和收割機,跑到機器前一個勁地拍照。曬谷場上,女人很少。
這更像是一種家庭分工。揚谷要出力氣,風起了,男人在外面干活,風停了,便回家吃飯。
如果女人也去揚谷,兩個勞動力都不在家,誰做飯呢?女人在家有很多事要做,洗衣做飯,照看老人、孩子,收拾屋子,洗鍋涮碗,瑣碎的家務總要有人干。
王璐琪看過一本書,忘了書名叫什么。書里寫到一個現象,改革開放后,很多農村人出來打工,去大城市務工,這使得女性的自殺率低了很多。
買下秦頌的那晚,金父激動得無法入睡。他蹲在父母的墳前,痛痛快快地流了一通眼淚。他想,以后要多掙錢。“家里的房子、地,還有塘里的魚,塘沿的一排核桃樹,都是家興的。”
大女兒聽到父親的哭聲,在屋里破口大罵:“誰稀罕你那破房子、破地、破核桃樹、破魚塘,統共有十條魚沒有?還都是家興的,送給我,我都不稀罕,留給你的新兒子吧。”
大女兒才15歲,即將中考。她在這個家里像是個“異類”,毫不留情地撕碎了父親的“溫情脈脈”。在小說里,她打定主意考職專,因為職專管吃管住。
考上后,她便再也不回來。后來,金家燕果真做到了。她畢業后在外打工,在父母去世后接走妹妹,供妹妹學習、考大學。
王璐琪解釋,金家燕之所以是“異類”,因為她受過教育,打破了“重男輕女”的固有認知。所以金家燕才會如此支持妹妹讀書,鼓勵她走出村子。
金父短暫地有過“兒子”,但他的房子、魚塘和核桃樹,最終還是廢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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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里,金父和妻子一樣得了糖尿病。妻子去世后,他一蹶不振,飲食不加節制,整日酗酒,很快身體就垮了。他病中,念叨的還是“家興”,一直問“家興回來沒有”。
金家欣一直貼身照顧父親。她意識到父親在硬撐,只是為了見秦頌最后一面。金家欣毫無辦法,只能踏上前往蘆州的火車,希望用兒時情誼,求秦頌回來一趟。
王璐琪見過許多像金家欣一樣的女兒。她見過一名村里的女兒,獨自照顧癱瘓在床的父親,每日給父親喂飯、喂藥,處理排泄物,清洗床單被罩,保持室內潔凈,讓父親保持體面。
也許因為衰老、病痛,老人的性格日漸乖戾。父親對她沒什么好臉色,打罵有之,發起脾氣來,還會抬手打翻飯碗。碗在地上轉了幾圈,吃的撒了一地,女兒打掃后,又重做了一份飯菜。
看到這樣的場景,王璐琪既震驚,又心疼。“她不委屈嗎?她委屈,但她還是忍著,因為那是爸爸。她想讓爸爸愛她,她知道爸爸不愛她,爸爸愛弟弟。”這位女兒常常暗自抹淚。
父親思念兒子,他的女兒便打電話,輕聲小語地勸弟弟回家。看見弟弟到來,父親的臉便放晴了,她識相地退了出去,關上房門。女兒的付出仿佛憑空蒸發,她深愛的父親像最吝嗇的守財奴,唯獨不愿把愛施舍給她。
每當遇到這樣的女兒,王璐琪都有一些不解。她想,她們是被“綁架”了嗎?這固然是一種“孝順”,但這是否也是一種“囚禁”?是什么困住了她們?為什么她們要去爭取一份鏡花水月般的愛?
這也造成一個吊詭的現象:一些父母需要有兒子,他們也清楚,如果與兒媳婦相處不好,養老恐怕指望不上(兒子)。最后,養老的責任落到女兒身上,但他們對女兒又多有指責。
“這是一種有毒的愛。”王璐琪想到心理學中的一個理論——“創傷性聯結”,指在虐待關系中,受害者對施害者產生了情感上的依戀和忠誠。
心理學家武志紅在《為何越愛越孤獨》中,表達過類似觀點——“誓死的忠誠可能是愛的炮灰”。
他在書里解釋:“有時,我們會甘愿做一個人的炮灰,覺得那樣才有愛一個人的感覺;有時,我們要求別人做自己的炮灰,以此來證明這個人的確愛自己。”
或許,這位女兒在試圖通過獲得父親的愛,來證明自己值得被愛。但“我”值得“被愛”這件事,并不需要他人來證明。
如果說,虐待會產生忠誠,那么在愛里長大的孩子會獲得自由。
王璐琪見過一個在愛里長大的女生。那時,她剛參加工作,領導為了歡迎新成員,組織了一次聚餐。
飯桌上,有人勸酒,王璐琪初來乍到,不好意思拒絕。一位美術編輯,比王璐琪大幾歲,她挺身而出,笑著說:“我來喝,你們別欺負新人。有多少酒,我都替她干了。”
有同事起哄:“你憑什么替她干了?你們今天才第一次見面。”她也不生氣,只是笑著說:“從今天起,她就是我妹妹了。”她之后也真的這么做了。王璐琪又感激又震撼,也在心里把她當姐姐了。
在單位,姐姐從不參與“職場爭斗”,哪怕被傷害了也不當回事,只是說:“那都不是事兒。”
她發自內心的單純,與同事相處融洽。趕上加班,她爸爸會給她送飯。
那時候,保溫飯盒性能不佳,她家離得又遠,她爸爸專門拿錫紙泡沫袋包了又包,生怕飯涼了。
姐姐的父親很“操心”,只要女兒打一個電話,他就立即開車接她下班。父親寵愛女兒,愛意都快要溢出來了。父女倆的感情很好。
后來,她戀愛了,和男友感情也很好。她說:“沒有男人能做得比我爸更好。”于是,她很包容男友,很有耐心。在愛里長大的她,長出了愛人的能力。
在王璐琪眼中,這就是一個“內心無毒”的人。她輕盈,舒展,在健康的愛里長大,內心不擰巴,沒有苦大仇深,自然地表現出大度、慷慨,就像一個被陽光曬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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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王璐琪養的小貓,她認為真正的愛是輕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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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時,王璐琪喜歡歷史,爺爺送給她一套《史記》。她看《史記》時,文言文和白話文交叉著看,由此打下了文言文的底子。高考時,她的作文寫得偏古風,得分還挺高。
13歲時,王璐琪在《校園文苑》上發表了第一篇文章,收到了一筆24元的稿費。她的投稿一直很順利,給《兒童文學》雜志投稿,也都發表了。
從小到大,王璐琪走的是“美術生”的路子,輾轉于不同的畫室學畫畫,大學考上了華東交通大學,學的是室內設計。
王璐琪不是一個“聽話”的孩子。大一下學期,她找好了工作,租好了房子,讀完該學期就辦了退學,一個人從南昌到北京,到雜志社當編輯。
一方面,她考慮到學畫畫的開支很大,另一方面,她在大學生活中,更加清晰地意識到,自己在畫畫上沒有出路——距開個人畫展相去甚遠。相反,她在寫作上一直很順利。她在兩者之間,選擇了寫作。
父母無法接受她的退學,她為父母的難過而難過,但又很難跟父母解釋自己的決定。
當了幾年雜志社編輯后,王璐琪開始全職寫作,出了《追光少年》《列車開往乞力馬扎羅》《錦裳少年》等十幾本書。
其中《追光少年》加印11次,《列車開往乞力馬扎羅》加印5次,都是暢銷書。此外,《刀馬人》《涂布敦煌》的影視版權已售出。
從目前來看,這條路走得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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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活動結束后,王璐琪和小讀者們的合影
王璐琪自認為是“野生型”作家——沒經過科班訓練。她以為作家都跟自己一樣,都是“野生”的。后來,她發現并不是這樣。科班出身的作家占多數,“野生作家”是少數。
“野生”有“野生”的好處。很多編輯說過類似的話——王璐琪寫得“不太一樣”“別人通常不這么寫”。這是她“投稿運”一直不錯的原因。
但“野生”也有“野生”的壞處。有時,她也會自我懷疑:“這樣寫真的對嗎?真的恰當嗎?”
比如,《回家》里,秦頌被拐后和郭飛待在一起。兩個小孩臉對著臉,哭個不停。秦頌吹出一個大鼻涕泡,彈性甚佳,許久不破。郭飛看呆了。兩人守著鼻涕泡,止住了哭聲。
一開始,王璐琪有點猶豫,是不是要這么寫,畢竟這是在孩子們被拐后。
有一天,她看了余華的《兄弟》,里面寫到:父親死后,兄弟倆很悲傷。過了一段時間,門鎖了,哥哥在門外,弟弟在屋內,兩人想分享奶糖,但是門縫太小了,塞不進去。兩人開始聊天,哭一陣,笑一陣。
看到這兒,王璐琪想到:“小孩真是這樣,他面對特別大的悲傷,不像成年人那樣一直專注于悲傷,孩子能走出來。這是孩子特有的力量。”她堅定了原來的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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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王璐琪家的書房
對于寫童書來說,選擇“現實主義”題材不是件“討巧”的事,在審校上要花更多時間。
王璐琪感激愿意出“三部曲”的出版社,“他們是有情懷的出版人,覺得需要有這類書。”同時,她又有深深的負罪感,覺得對不起出版社,因為不掙錢,出版社白忙了。
“三部曲”里,《給我一個太陽》的狀況稍好一些,賣了6萬冊。但寫“未成年人遭遇性侵”的《十四歲很美》就難得多,因為題材原因,她沒法做線下宣傳活動,首印1萬冊,大概至今沒賣完。王璐琪不敢問責編銷量,她怕聽到壞消息,再度加重對出版社的愧疚。
王璐琪身上交錯著一種矛盾感。一方面,她性格里有堅硬的部分,比如她固執地想寫一些“不討喜”的題材。
然而,等書出版了,她沒有夙愿得償后的雀躍,反而陷入了深深的愧疚。這又是一種脆弱。固執和脆弱,彼此交疊著。
這種矛盾感,也體現在她的外表上。她的個子很高,四肢修長,有一米七五,打過籃球,會游泳、滑雪,體力很好,精力很足,乍一看,有一種迎面而來的力量感。
采訪中,王璐琪坐在我對面。在不說話、不喝草莓奶茶的間隙,她時不時地啃指甲,像個小孩一樣。我把她的手掰過來,指甲明顯短一截,那是被咬掉的。她十根手指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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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王璐琪兒時的照片
王璐琪解釋,她兩三歲時,母親外出務工,把她留在姥姥身邊。離開了母親,她產生了“分離焦慮”,每天哭鬧不止,讓姥姥頭痛了好一陣。
與母親分離的“焦慮”似乎始終沒能消解,她有了咬指甲的習慣。她想要克服,但總是不由自主地又咬起來。
“野生作家”王璐琪就這樣莽莽撞撞地寫了22年,她又固執,又脆弱,又清醒,又愧疚,又有力,又稚嫩。不出意外的話,她大概還會這樣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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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王璐琪做《錦裳少年》的線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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