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第一才子，被活埋了

有的人命里帶墨，黑起來要命。

明永樂十三年（1415），正月十三。錦衣衛(wèi)指揮使紀(jì)綱，給朱棣呈上一份準(zhǔn)備赦免的囚徒名單。

朱棣從密密麻麻的名字里，一眼瞥見一個人的名字，就問了一句：

“縉猶在耶？”

解縉還活著嗎？

僅憑文字記載，我們無法揣度朱棣口吐這幾個字時的語氣：是輕聲感慨，還是重語責(zé)問？

但紀(jì)綱沒有這個疑惑，他當(dāng)時就在皇帝面前，對于朱棣的語氣乃至意圖的理解，毫無障礙。

紀(jì)綱回到監(jiān)獄里，用酒把解縉灌醉，隨后命人將他埋在積雪當(dāng)中。

當(dāng)天，城中大雪。

解縉，卒。時年47歲。離重獲自由，僅隔著皇帝的匆匆一瞥。

命中劫數(shù)，終難消除，可悲可嘆！

▲解縉，被譽為明朝三大才子之一。

如果以長度來衡量生命的價值，解縉不可能在歷史上留名。但以厚度來標(biāo)識生命的意義，解縉短短的一生，就是厚厚一本大書。

他出生在江西吉安府一個世宦家庭。少年時，就被人稱為“才子”。后世將他與楊慎、徐渭合稱“明朝三大才子”，這三人除了才氣爆棚，命運也都顛沛流離，曲折離奇，恐嚇著你。

唐伯虎：我為啥沒入選“明朝三大才子”？

這哥仨：你還不夠慘！

在解縉死后很多年，他當(dāng)年的同僚好友楊士奇為他寫墓志銘，追憶往事，說他七歲就能賦詩，還寫得相當(dāng)不賴，十歲日誦數(shù)千言，能終生不忘。

宋明時期，江西是科舉強省。

洪武二十年（1387），18歲的解縉參加鄉(xiāng)試，輕而易舉拿下全省頭名——解元。歷史上有名的解元不多，唐伯虎算一個，解縉也算一個。

第二年，解縉一鼓作氣，高中進(jìn)士，是同榜中年齡最小的一個。

才氣逼人+運氣爆棚，人生的路太順當(dāng)，年少疏狂，奠定了解縉的生命底色。

20歲不到就步入仕途，而且是隨侍皇帝左右。

老皇帝朱元璋一生殺伐無數(shù)，突然對青春的后備官僚力量頗多好感。一日把解縉召到身邊，談?wù)摃r政，還鼓勵他說：

“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dāng)知無不言。”

解縉也就不把自己當(dāng)外人，當(dāng)天寫成萬言書，上呈朱元璋。

這篇著名的《大庖西封事》，大到朝廷用刑太苛、用人不當(dāng)、聚斂無度，小到朱元璋應(yīng)該讀什么書，不該讀什么書，洋洋灑灑都寫到了。

后世史家大多認(rèn)為，一個青年見習(xí)官員撿了皇帝一句話，就當(dāng)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典型的官場幼稚病。后來解縉的命運沉浮，似乎在此時就寫好了結(jié)局。

不過，史學(xué)家商傳則認(rèn)為，萬言書中所述的建議，很多都是朱元璋正在做，或者考慮做的事情，很難想象這篇萬言書不是出于朱元璋本人的意圖而成。

事實可能是，朱元璋選擇了一個初涉官場、不諳世故的青年官員，作為政策推動的一個切入口，作為針砭時弊的一個典型。

解縉當(dāng)然被蒙在鼓里。他畢生的人格理想，就是做帝王師，因而熱情高漲，完全憑借才氣推動文章的寫作，當(dāng)天就交了差。

朱元璋很滿意，夸他有才。

人一旦受到正向激勵，就會大著膽子一直往前沖，全然忘記評估前路的安危。此后不久，解縉又呈上精雕細(xì)琢的《太平十策》。

解縉的疏狂之氣，是在此時才逐漸激發(fā)出來的。指點江山，運籌帷幄，仿佛就在自己的尺寸紙筆之間。他把帝國的治理和官場的應(yīng)付，想得太簡單了。

這位大名鼎鼎的才子，顯然沒有重溫本朝政界往事。十多年前，一個叫葉伯巨的官員，上了《萬言書》，提及“封藩太侈”，朱元璋大怒，說他居心不良，故意離間皇家親情。結(jié)果，葉伯巨被逮捕下獄，活活餓死。

解縉在《太平十策》里，也提到明初分封諸王的隱患。從歷史上看，這是一個正確的預(yù)言；但從政治上看，這又是一個禁忌的話題。

這次算他命大。《太平十策》遇冷，帝王無情，朱元璋陡然不滿，但蘊于心，還未表現(xiàn)出來。

帝國官場也都把解縉看成一個狂妄的書生。

真正讓朱元璋對解縉失去耐心的是，老皇帝突然意識到，規(guī)規(guī)矩矩、模式化的官僚群體中，出現(xiàn)了一個愛管閑事、刺頭式的官員。

他仗義疏狂，以筆為劍，硬是把官場變成了江湖。

解縉憑借自己過硬的筆頭和一腔熱血，在朝廷中代人寫辯詞訴狀，儼然是一個俠客。

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案發(fā)，被殺。這個案子牽連達(dá)1.5萬人，是洪武朝的重大案。洪武二十三（1390），韓國公李善長被迫自殺。

解縉站出來，替虞部郎中王國用起草為李善長辯冤的奏疏。文章恣意汪洋，精彩絕倫，不愧為大明第一才子的手筆。據(jù)說連怒火中燒的朱元璋，都不自覺地重讀一遍。

“竊見太師李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為勛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愿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fù)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矣……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功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fù)有加于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幸求，取天下于百戰(zhàn)而難危也矣！”

道理說得再明白不過：早已位極人臣的李善長，除非篡位自立，絕無可能輔佐胡惟庸謀亂的理由。

奏疏接著說，李善長已經(jīng)死了，只希望陛下警戒于將來。現(xiàn)在天下人都說“功如李善長，尚且如此”，我怕四方人心因此瓦解啊。

這樣直白而直戳痛點的警告，簡直大膽。

解縉說，我也知道“言出而禍必隨之，然恥立于圣朝，而無諫諍之士”。表達(dá)了赴湯蹈火、死而無憾的決心。

盡管措辭猛烈，解縉并不忌諱別人知道自己代筆的事，所以朱元璋很快知道，這把“匕首”是解縉遞出去的。

緊接著，又發(fā)生了解縉撰文彈劾都御史袁泰的事。

袁泰依仗權(quán)勢，多行不法，大家心懷憤恨，但各有畏懼，敢怒不敢言。只有解縉嫉惡如仇，大義凜然，揮筆而就，把袁泰的罪與罰寫得入木三分，“天地不容，人神共怒”。

朱元璋顯然已對朝廷上出現(xiàn)的這名“俠士”非常不滿，他全然不理會解縉的奏疏，不僅寬宥了袁泰，而且指責(zé)解縉缺乏涵養(yǎng)。

不久，解縉的父親解開入京覲見朱元璋。朱元璋說，把你兒子帶回家，讓他繼續(xù)讀書，十年后，大器晚成，大用未晚也。

換句話說，皇帝用一種體面的方式，把耿直硬氣的解縉解雇了。

這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離解縉入仕不過三年多。

解縉后來反思他第一次入仕，從高點到低谷，都是因為自己不懂得屈膝，太狂太傲，導(dǎo)致誹謗污蔑不斷。

22歲，意氣風(fēng)發(fā)、睥睨一切的年紀(jì)。一肚子學(xué)問的有為青年解縉，卻只能遵照最高指示，跟著父親返鄉(xiāng)回爐，接受再教育。

鄉(xiāng)居生活唯有詩書相伴，胸中郁悶無處言說。

時間一晃就是七八年。解縉再次回到歷史的聚光燈下，是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閏五月，朱元璋病逝。

聽聞消息，解縉立即趕往南京。他的悲傷，或許不在于朱元璋的去世，而在于朱元璋應(yīng)許的十年后大用的諾言，如今一同被埋葬了。

解縉此次入朝的結(jié)果，十分不幸。

朝廷上，大家都記著朱元璋打發(fā)解縉返鄉(xiāng)的時限是十年。現(xiàn)在十年未到，解縉冠帶來朝，于是有人彈劾他違背遺詔，不僅如此，還對他的家庭情況摸得一清二楚，說他母親死了沒下葬，父親九十高齡，他竟然跑到京城來要官？

蟄居八年的解縉，當(dāng)當(dāng)當(dāng)當(dāng)，甫一亮相，燈就全滅了，一下子被樹立為不忠不孝的雙面典型。

這心情，真是喪到家了。

新君建文帝對他的處分傳達(dá)下來了，將他貶到陜西臨洮的河州衛(wèi)，充當(dāng)普通吏員。這么鬼遠(yuǎn)的貶謫，幾乎跟充軍無異。

年近三十，解縉更感人生悲戚。他再次反思自己，覺得平生為自己的名聲所累，為自己的驕傲埋單，遂在詩中感嘆道：

早歲攀龍客天府，浪得聲名滿寰宇。

歸來自分閉門過，豈料更為名所苦。

八年之間，連栽兩次大跟頭，解縉對人生信條有所懷疑。

西北苦寒，郁悶的他很快就病倒了。無奈之中，他終于低下了孤傲的頭顱，向禮部侍郎董倫寫信求助。

這封信言辭凄苦，足以感動朝野。特別是在信的開頭，解縉結(jié)合建文帝削藩的時事熱點，說他當(dāng)年就數(shù)次上萬言書，提出分封諸王可能重演漢初七國之亂，但沒人聽，現(xiàn)在不幸真被言中了。

解縉提起這事兒，等于向朝廷表態(tài)，他不僅是新皇帝削藩政策的堅定支持者，而且早就發(fā)出過預(yù)警。

很多人說，才子往往命途多舛，是因為他們不諳世事，不懂官場潛規(guī)則，實際上并非如此。

不是他們不懂，是他們不屑罷了。只要他們愿意折盡傲骨，洗卻傲氣，他們不會混得比人精差。

解縉的信，打動了董倫。董倫向建文帝推薦了解縉，解縉隨即被召回京城。

但解縉并不受重用，在建文朝幾年，始終是一個品級最低的小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身上還有太多的士氣與俠氣，盡管在家八年，盡管被貶邊區(qū)，盡管人到中年，仍未改造徹底。這導(dǎo)致他與當(dāng)時整個官場的氛圍格格不入。

因此，終建文一朝，解縉郁悶地失聲了，成為歷史中的靜默者。

直到朱棣奪了侄子的帝位，政治變革，解縉才避免了被歷史紅塵埋沒的命運。

靖難之變是明初政治最大的一輪洗牌。站隊，是帝國每個官員必須做出的抉擇，而站隊的結(jié)果往往關(guān)乎生死。

最典型的是株連十族都不懼的方孝孺。

朱棣要建文朝的文膽方孝孺，替他草擬《登極詔》，方孝孺誓死不從，殺身成仁，成為建文朝盡忠的典范。

而在建文朝頗受冷遇的解縉，則跟著一些翰林院官員，主動迎附新主。

很多人常以方、解的抉擇作對比，來觀照當(dāng)時最著名的兩個才子的人品高低。一些史料甚至說，解縉在決定投奔朱棣的前一天晚上，還在友人家中慷慨陳詞，誓與舊主共存亡。這些極有可能是為了強調(diào)解縉是一條可惡的變色龍而編排出來的故事，未必可信。

變局之中，解縉沒有選擇方孝孺的道路，顯然難逃中年油膩的苛責(zé)。但應(yīng)該注意到，一生孤傲清高的解縉，為何突然變得油膩了呢？

這與他在建文朝長期坐冷板凳不無關(guān)系。

方孝孺死忠是有理由的，因為他本就是建文帝的近臣。而解縉卻明顯不甘心，如果讓他以死去蹭建文帝落難的熱點，估計他自己都會看不起自己——你算哪根蔥，也配死忠嗎？

在大明第一家族內(nèi)部的權(quán)力轉(zhuǎn)移中，解縉毫無負(fù)罪感地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轉(zhuǎn)換。

他唯一需要掩飾的是，在洪武朝、建文朝極力鼓吹的“分封肇禍”的預(yù)言，到永樂朝已然變成政治不正確的言論。這時，他閉口不再提當(dāng)初預(yù)言的先驗性。

朱棣嗜殺，在歷史上是出了名的。在其以追究奸黨之名大肆屠戮舊朝官員的時候，解縉卻一路升遷，走到了人生的巔峰。

若活在這個年代，估計人生得意的解縉，忍不住要唱一句“野百合也有春天”吧？

根據(jù)史學(xué)家商傳的考證，當(dāng)時與解縉一起組團(tuán)歡迎朱棣入主南京的官員們，地位大都在解縉之上，但都未能得到解縉一般神速的升遷。

其他官員基本只官升一級，只有解縉像是坐了直升機，一下子由從九品的翰林待詔，超升為正六品侍讀。

解縉到底對朱棣施了什么魔法，以至于這名殺人不眨眼的新帝，非要為其官升八級才能表達(dá)他的寵愛？

史書沒有明確記載。

商傳認(rèn)為，很有可能是因為解縉為朱棣草擬了《登極詔》。

對，就是方孝孺寧死不從的《登極詔》。

解縉的友人后來在追憶時，都說朱棣入嗣大位之初，所有朝廷的重大公告和重要講話，都出自解縉的手筆。

雖然沒直接提及《登極詔》（想來是因為方孝孺的抵抗事跡，使得后繼者草擬《登極詔》成為一件不光彩的事），但這份奠定朱棣上位正當(dāng)性的重要文獻(xiàn)，舉朝望去，恐怕唯有解縉有能力執(zhí)筆駕馭了。

《登極詔》如此解釋朱棣取代朱允炆的位置：朱棣援引“祖訓(xùn)”，起兵靖難清君側(cè)，欲效仿周公輔成王的故事，哪知道攻到南京，建文君已自焚而死。無奈之下，迫于眾議，推辭再三，只好勉強即位。

朱棣對這個解釋，相當(dāng)滿意。此后整整五年，都把才氣逼人的解縉當(dāng)成寶，寵上天。

解縉“陰差陽錯”地成為明朝第一個閣臣，是朱棣最受信任的近臣。

有一個事例可以證明解縉的受信任程度：繼位之初，朱棣找來解縉等人，讓他們檢閱建文朝時臣僚所上的上千件奏疏，并明確指示，除涉及帝國經(jīng)濟(jì)數(shù)據(jù)有用的留下，其他有關(guān)靖難、削藩等事的一概焚毀。

其中，應(yīng)該就有解縉當(dāng)年所上的削藩建議書。朱棣此舉，表明了他對解縉的絕對信任，不算舊賬。

才子能獲得重用，終歸還是因為有才。

解縉在永樂朝的主要工作，大概相當(dāng)于宣傳部長+文化部長。

一個是重修《太祖實錄》，這套建文朝修撰的官方文獻(xiàn)，涉及靖難之變的全部內(nèi)容，需要重新刪削美化，你懂的。這其中，解縉的“生花妙筆”不能少。

另一個是主持編纂《永樂大典》。盛世修史編書，這事是解縉的長項，他也愿意做。

從當(dāng)時的歷史看，解縉避免不了成為皇權(quán)宣傳文治、粉飾太平的工具的文人宿命。

然而，他要是這么老老實實地藏起性格的棱角，余生平平穩(wěn)穩(wěn)做個油膩官員，等著光榮退休，也是一種現(xiàn)實的活法。

解縉偏不。

性格決定命運，這句話時常讓人不得不信。

一直以來，解縉是有帝王師情結(jié)的。

立儲，是王朝政治的頭等大事，歷史上有許多立不好儲君導(dǎo)致權(quán)力內(nèi)斗乃至顛覆的教訓(xùn)。解縉作為皇帝身邊的紅人，不希望看到悲劇重演。因此，他主動介入并干預(yù)立儲之爭。

恰恰在這件事上，再次暴露了文人才子的傻白甜。

歷來儲位之爭是最敏感的政治議題，哪怕是皇帝再親近的大臣，都避之唯恐不及，紛紛以皇帝家事為由，避免牽涉其中。

解縉不可能不知道觸及這類政治議題的危險性，但他不能坐視皇帝在這個問題上猶豫不決，導(dǎo)致帝國生變，于是果斷撲了上去。

朱棣喜歡在靖難之變中征戰(zhàn)有功的二子朱高煦，不喜歡身體肥胖、性格柔仁的長子朱高熾。解縉卻在多個場合向朱棣委婉進(jìn)言，說服其早立長子朱高熾為太子。

一次，朱棣私下問他對儲君之事怎么看。解縉沒有回避，也沒有玩文字游戲，直接答：“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他看出朱棣對這個答案并不滿意，接著說：“好圣孫。”意思是，雖然您認(rèn)為朱高熾一般般，但他有個好兒子，也就是您的長孫朱瞻基，讓朱高熾繼位，朱瞻基將來才能接棒當(dāng)皇帝。

據(jù)說，朱棣因此才最終定下了儲君。

但多嘴多舌的解縉，顯然也因此得罪了儲位旁落的朱高煦。

朱高煦屢次在朱棣面前說解縉的壞話。或許是出于補償心理，朱棣明知是朱高煦的構(gòu)陷之辭，還是逐漸疏遠(yuǎn)了解縉。

解縉勸諫，要朱棣注意約束朱高煦。朱棣怒喝，說解縉是“離間骨肉”。最終，朱高煦造謠解縉將儲位之爭泄露到了外廷，朱棣遂將解縉貶謫到了廣西。

這是永樂五年（1407）春天的事。解縉的好日子，自此到頭。

厄運卻僅僅開了頭。

隨后，解縉又從廣西被貶到了更遠(yuǎn)的交趾（今越南北部）。

到永樂八年（1410），解縉入京奏事，朱棣恰好帶兵北征，不在京師。解縉就謁見了太子朱高熾，然后返回交趾。

朱高煦得知此事，向朱棣報告說，解縉故意在皇帝外出的時候私自見了太子。言外之意，太子和解縉或有不軌圖謀。

朱高煦這招夠陰狠，想一箭雙雕。

結(jié)果，解縉因為這個莫須有的罪名，在次年被逮捕入獄。

在解縉遭遇貶謫、下獄的時候，朝中沒有人站出來替他說話。一個原因可能是，永樂朝的嗜殺氛圍，嚇壞了官員們，他們都沒有解縉的膽氣，自然也不敢出來多管閑事。特別是涉及皇帝家事，大家都知道里面水太深，寧愿三緘其口保平安。另一個原因則是，解縉平時放蕩不羈，喜歡臧否朝中同僚，無所顧忌，從而得罪了很多重臣，這些人不僅不會幫他說話，還在關(guān)鍵時刻對他落井下石。

在楊士奇筆下，解縉卻是一個人緣頗佳的俠義書生：

“平生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于心，盡意為之。篤于舊故及名賢世家后裔，而襟宇闊略，不屑細(xì)故，表里洞達(dá)，絕無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

或許解縉這種人的性格就是這樣，跟他交集不多的人會很喜歡他，但與他同朝為官的人，難免對他的才華與疏狂產(chǎn)生忌恨。

沒有任何一種性格，可以避免得罪任何人。解縉才不會為了落難時有一雙手伸出來，去強迫自己變成另一個人。

他視李白為偶像，在為人、作詩等方面，處處從李白身上找到了精神的自我：

我非尋常流宕人，等閑不遇閑悲辛。

讀書學(xué)得萬人敵，直將富貴輕埃塵。

看，這樣一股糞土榮華富貴的氣魄，不失為李白附體。

可惜，解縉所處的時代，對士人個性的扼殺，要比李白身處的唐代猛烈得多。李白在唐代很容易找到朋友拼酒，解縉在明代卻難覓知音。

他在一片整肅的官僚中，那么特異獨行，那么鳳毛麟角。

李白式的名士風(fēng)度，壓根兒就不是明初政治的產(chǎn)物。只能說，有些人天生就不是凡鳥，但也為自由和天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從永樂九年（1411）六月起，解縉開始了長達(dá)三年半的獄中生活。直到永樂十三年（1415）正月，朱棣最后一次提起他的名字，全然不顧舊時恩寵，或許還滿含恨意。

最是無情帝王心。

錦衣衛(wèi)指揮使紀(jì)綱心領(lǐng)神會，回到監(jiān)獄里，用酒把解縉灌醉，隨后命人將他埋在積雪當(dāng)中。

當(dāng)天，城中大雪。

解縉，卒。時年47歲。離重獲自由，僅隔著皇帝的匆匆一瞥與隨口一問。

他原本是作為準(zhǔn)備赦免的囚犯，被提名上去的。可堪造化弄人。

解縉或許已無數(shù)次在腦海中構(gòu)想了自己的死亡，對于這樣一個“李白式”的結(jié)局，他一定覺得死得其所：

學(xué)士不須笑我儔，磊落與爾同千秋。——解縉《采石吊李太白》

參考文獻(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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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陳冬根：《試論明初才子解縉的創(chuàng)作》，《文化學(xué)刊》，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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