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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閥的產業,滲透到了韓國社會的每個毛細血管。
韓國人從出生到去世,都活在財閥的影子里。他們開玩笑說,這輩子躲不開三件事:稅收、死亡和三星。
韓國經常被戲稱為「三星共和國」,因為三星一家的營收,一度能占到整個韓國GDP的五分之一。
那這些所謂的「財閥」,到底是怎么來的?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韓國「財閥」到底是怎么回事。
01
雖然一說到「財閥」,我們就想起韓國,但是實際上,韓國財閥的師父,是日本「財閥」。
在1910年到1945年期間,日本殖民了朝鮮半島,實行日語教育。而日本財閥,如三菱和三井,在殖民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些日本財閥都是家族控制,底下有自己的銀行,想擴張了就給自己印錢,突出一個「肥水不流外人田」。
這些模式,也給一代韓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人在韓國的所有工廠、公司和銀行,都成了敵產,全部被韓國當局沒收。
這筆「敵產」,幾乎囊括了當時朝鮮半島上所有像樣的工廠、公司和銀行,占了當時韓國總財富的90%左右。
新成立的韓國政府,一夜之間就掌握了全國的經濟命脈,而且這筆財富,不是慢慢積攢的,而是天上直接掉下來的。
但是,擁有這么多財富,韓國人變有錢了嗎?
沒有,完全沒有。
韓國成立之后的十多年,也就是李承晚當政時期,經濟不但沒有起飛,反而窮得叮當響,社會形態基本還是農業社會,工業基礎約等于零。
它的經濟水平不但比不上朝鮮,甚至不如一些非洲國家。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這么貧窮。
比如三星的創始人李秉哲、現代的創始人鄭周永,就在這個時期發了大財,李秉哲甚至成為了韓國的首富。
但是他們發家的路子,不是靠什么企業家精神,而是靠與權力勾結,進行「尋租」。
日本留下了的龐大資產,美國也給了韓國源源不斷的援助物資,它們的分配權,都牢牢地捏在李承晚手里。
于是,李秉哲們通過各種方式,比如提供政治獻金和回扣,來分食這些肥肉。很多物資,以極其優惠的條件,「分配」給那些與政府官員有關系的商人。
然后,他們又不約而同地把錢砸進了當時最穩賺不賠的生意——「三白產業」。
生產棉紡織品、白糖和面粉。也就是老百姓的吃飯穿衣消費,僅此而已。
更絕的是,李承晚政府還限制了國外同類產品的進口。這就意味著韓國老百姓只能買富豪們產的東西,就算覺得貴、質量不好,你也沒得選。
可以說,這是國家級的劫貧濟富。
02
終于,不公的局面開始被打破。
1961年,一個叫樸正熙的少將,發動了軍事政變。
水深火熱的韓國民眾,敲鑼打鼓歡迎樸正熙。他們顧不上什么政變不政變了,只要能掀翻李承晚,我都支持。
隨后,樸正熙坐莊,開啟了十八年的鐵腕統治。
樸正熙出生于日據時期的1917年,早年在日軍待過,對日本那套由國家主導、梭哈經濟的做法深信不疑。
他上臺第一件事,就是把這幫富豪全給抓了,罪名是「非法斂財」。
但是,樸正熙也沒有真的為難他們,而是把他們叫到一起,簽了一個「生死契約」:
你們的罪可以免,但你們的命和錢,都屬于國家的了。你們要把錢給我投到國家指定的產業里去,為國效力。
這時候的富豪們哪敢說不,它們紛紛表示愿意捐家產,跟著卡卡混。從此,財閥們從「非法致富的囚犯」,搖身變成「產業報國的戰士」。
為了把這些戰士牢牢拴住,樸正熙干了件絕事兒:他把所有的私營銀行,全部收歸國有。
這招直接掐斷了財閥的資金命脈,從此以后,誰能拿到貸款,能拿多少,全由政府說了算。
為了籌集資金,樸正熙還在國際上要錢。
1965年,樸正熙頂著巨大的罵名,和日本簽署了《韓日基本條約》,宣布韓國不再追究日本的戰爭賠款責任。
作為交換,日本向韓國提供了總計8億美元的贈款和貸款 。
他還向美國要錢。在越南戰爭打得最激烈的時候,樸正熙總共派遣了超過30萬的韓國軍隊,開赴越南戰場,換來了巨額的經濟援助。
一邊搞錢,一邊賺錢。從1962年開始,韓國搞起了「經濟開發五年計劃」,第一個目標,就是發展紡織這類輕工業,目標很明確:出口!出口!一切為了出口!
為了讓財閥們玩兒命干,政府給出的服務簡直是「保姆級」的:不僅給低息貸款,還提供國家擔保,讓他們在國外籌集資金。
總結起來就是,「你大膽去借錢,虧了算國家的!」
于是,財閥開啟了瘋狂擴張的模式。
當時最刺激的,是每個月在總統府開的「擴大出口促進會議」。想象一下那個畫面:樸總統親自坐鎮,底下是各部門部長和各大財閥會長。
總統挨個念出口數據,誰完成了任務,當場嘉獎,可能是新項目的貸款,也可能是新行業的牌照。如果誰沒完成,卡卡就劈頭蓋臉一頓罵。
在這種「胡蘿卜加大棒」的模式下,韓國的出口額像坐了火箭一樣,從1962年的5000萬美元左右,飆到1977年的突破10億美元。
70年代,美國在亞洲收縮兵力,這讓樸正熙感到了巨大的不安全感。他提出了「自主國防」的口號,核心就是「富國強兵」。
樸正熙啟動了「重化工業發展計劃」,瘋狂把錢砸向了鋼鐵、造船、電子、石化這些行業。
為了建鋼鐵廠,他找來了自己的老部下,也就是同是軍人出身的樸泰俊,樸正熙一咬牙,把日本給的戰爭賠款給了他。樸泰俊立下軍令狀,說要是項目失敗,全體員工就集體跳海。
最終,浦項制鐵不僅建成,而且投產半年就開始盈利,震驚了全世界。
在政府的支持下,從零開始搞造船。短短幾年,現代集團在蔚山的造船廠,就成了世界第二大造船廠。
李秉喆更有遠見。他力排眾議,成立三星電子,進軍電子產業,當時連政府官員都覺得他瘋了。但正是這個決定,讓三星后來成了全球電子業的霸主。
這時候的財閥,已經不僅僅是企業了,它們是國家的國防承包商,是「大到不能倒」的存在。
1979年,樸正熙被自己的情報部長金載圭槍殺,獨裁統治結束了。韓國人迎來了另一個軍人強權——全斗煥。在全斗煥時代,財閥大體上維持了之前的定位。
1987年,韓國進行了民主化改革,迎來了新的時代。
那么,這些在獨裁者庇護下橫著走的財閥們,也該落幕了吧。
但歷史的走向,往往比小說還要魔幻。
韓國人在把總統權力關進籠子的同時,也很意外地,把財閥從籠子里放了出來。
在之前的時代,財閥雖然風光,但說白了還是國家的「高級打工仔」。卡卡讓你干啥你就得干啥,讓你往東你不敢往西。
可是現在,政府無法再進行鐵腕干預。從此,財閥們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次轉型:它們紛紛從「工具人」,搖身一變,成為「家天下」,也就是家族統治。
從國家投資,到家族控制,這可謂是人類歷史上,最值得被記錄的中飽私囊。
03
財閥家族往往用「金字塔控股」和「交叉持股」的方式,只需持有少量的股份,就能控制整個集團。
所謂的「金字塔控股」,并不難懂。
假設你手里只有1億元本金。按常規做法,你需要至少占51%的股份,然后去控制2億元不到的公司。
但是如果采用金字塔的思路,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你可以先成立一家控股公司,把自己1億元投進去,占51%的股份,這家公司名義上的總資金是1億÷ 0.51 ≈ 1.96億元。
接下來,在第二層,你再拿這家近2億的公司,去成立子公司,繼續保持51%的控股。那這個子公司能有多大?
2億÷ 0.51 ≈ 3.92億元。注意了:這時候,你的1億本金,已經間接撬動了接近4億元的公司資產,而控制權依然牢牢在你手里。
繼續第三層,同樣的邏輯,3.92億 ÷ 0.51 ≈ 7.69億元。到這一步,你的1億本金,已經放大成接近8億元的實際控制規模。
再往下第四層、第五層,就會更夸張。層層疊加之后,你憑著區區1億元,就能牢牢把持住一個十幾億、幾十億的龐大集團。
這就是金字塔的精髓:每一層都用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權,牢牢抓住權力,把剩下的部分拿去融資。外部股東掏的錢越來越多,但在每一層都只能當「少數派」。
到最后,表面上看你只有1億的本金,實際上卻像魔術師一樣,控制了一個遠超本錢的商業帝國。
根據2019年的數據,在韓國大財閥的創始家族成員中,直接持有的股份加起來平均只3.3%左右,但通過復雜的股權結構,他們實際控制的股權比例,高達54.3%。
除了金字塔持股,財閥還有一種常見的玩法,就是「交叉持股」。它的玩法也不難理解,就是讓集團內部的公司互相買對方的股份,形成一個閉環。
比如說,財閥旗下的A公司持有B公司,B公司再去持有C公司,C公司最后反過來持有A公司。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個「環形防護網」。
有什么好處呢?
第一,外部股東想要進入集團,買下其中一家公司的股份,看似已經有了位置,但發現關鍵投票權早就被「圈子」里的人互相支持掉了,想撬動整個結構幾乎不可能。
第二,家族在這個圈子里只要牢牢控制住一點股份,就可以通過互相持股的關系,把力量無限放大。就算有人試圖發動敵意收購,也會被這層層反鎖的結構擋在外面。
交叉持股讓整個集團形成了「自己人護自己人」的局面。靠這種內部互鎖的方式,整個集團變成了財閥家族牢不可破的城堡。
三星太子爺李在镕,當年因為接班入獄,也是因為股權的事。
李在镕作為三星集團的繼承人,在他父親李健熙病倒之后,必須把集團的控制權拿到自己手上,但是李在镕持有的股權并不多。
于是,一個教科書級別的方案出爐了。李在镕想推動三星旗下兩家公司——「第一毛織」和「三星物產」的合并,來獲得更多股權。
「第一毛織」是李在镕自己持股比例最高的公司,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他的「親兒子」。而「三星物產」,是整個三星集團事實上的控股公司,相當于整個家族的「大管家」。
李在镕的計劃,就是把「親兒子」第一毛織的估值估得非常高,把「大管家」三星物產的估得非常低,然后讓親兒子去收購大管家,這樣,「親兒子」高股份,就轉化成對「大管家」的控制權,進而控制整個三星集團。
但是這個計劃有個bug:被低估的「三星物產」,里面不全是自家人,它還有一個有投票權的外部大股東,那就是韓國國民年金公團(NPS),也就是韓國老百姓的養老錢。
NPS肯定不愿意同意這種收購,因為他們的目的,就是為養老金增值,低估則損害了自己的利益,甚至可以說是全體韓國民眾的利益。
為了讓NPS屈服,李在镕把目光投向了總統樸槿惠,通過總統的閨蜜,向樸槿惠打了3600萬美元。
這筆錢花出去之后果然好使,經過總統的一通操作,原本反對的NPS,竟然投下了贊成票。李在镕如愿以償地,實現了對三星的繼承。
最后,這場腐敗交易被調查,總統和閨蜜鋃鐺入獄,雙雙判了二十年以上的重刑。
但是神奇的是,李在镕本人,卻在僅僅被關押了大約一年之后,就以「緩刑」的名義,被當庭釋放。隨后,他更是直接被下一任總統尹錫悅直接「特赦」。
更關鍵的是,他的這場腐敗收購本身,也沒有被進一步追究。
這件事,深刻地體現了韓國社會的一個現實,那就是法律拿財閥沒辦法。
韓國大財閥的掌門人,有一個算一個,幾乎都因為貪污、賄賂、掏空公司等罪名被起訴過。但是,他們都沒有付出真正的代價。
每次法院一槌定音,青瓦臺那邊就有人來信了,讓法院從寬處理,理由基本上都是:「他對韓國經濟實在太重要了,如果進去,會阻礙經濟發展。」
甚至于,青瓦臺自己的人可以進去,但是唯獨財閥不能進去。
法律在他們面前,仿佛成了一道寬松的旋轉門,進去溜達一圈,換身衣服,出來又是一條好漢。也因為如此,韓國財閥,也普遍養成了那種「你盡管判,出不來算我輸」的態度。
這種法律的無可奈何,又進一步滋生了財閥的傲慢。
大韓航空會長的女兒趙顯娥,坐自家飛機,就因為空姐給的堅果沒放在盤子里,直接給了個袋裝的,她就當場發飆,逼著已經開始滑行的飛機掉頭回登機口,把乘務長趕下了飛機。
這事兒聽著很奇葩,但財閥那種深入骨髓的傲慢和特權意識,在韓國很普遍。
韓國人還專門為這種行為造了個詞,叫「甲質」( Gapjil),就是指有權有勢的人欺負下面的人。
04
財閥問題,給韓國社會造成的影響,絕不僅僅是法律和道德問題。
前段時間,互聯網上流傳著一句話,叫「一鯨落,萬物生」。這句話,用在韓國也很合適。
所謂「大樹底下不長草」。有財閥這棵參天大樹在,不僅整個韓國社會長不了草,連基礎的養分也都被吸干。
一個韓國人,很可能住的是三星蓋的房子,用的是三星造的手機,去的是三星建的醫院,買的是三星出的保險,連出去玩,都是去三星開的主題樂園。
即使你逃過了三星,你也逃不過其他財閥,因為他們的產業,滲透到了韓國社會的每個毛細血管。
像是現代、LG、SK,業務范圍也都非常廣,往往是橫跨電子、化工、汽車、建筑、金融、零售、酒店等幾十個毫不相關的行業。
目前,財閥在韓國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已經大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光是三星、SK、現代汽車和LG這四家,他們一年的總收入加起來,就相當于韓國整個國家GDP的40.8%。
如果把范圍擴大到前三十家財閥,這個數字會飆升到77%。
也就是說,韓國人辛辛苦苦創造的財富,有將近八成,都是在這些財閥的體系里流轉的。
在出口方面,財閥更是絕對的主力軍。
韓國作為一個外向型經濟體,韓國將近一半的出口額,都是這四大財閥創造的。
財閥是控制著韓國經濟命脈的核心玩家。他們的決策,能直接影響整個國家的經濟走向;他們的興衰,更是直接關系到韓國的國運。
這種不健康的生態,給韓國社會造成了嚴重的問題。
比如,財閥會利用自己的壟斷地位,系統性地擠占了整個中小企業的生存和創新空間。
舉個例子,你是一家韓國小企業的老板,你辛辛苦苦研發出了一種技術,然后被財閥看上了,笑瞇瞇地過來說要跟你「合作」。
能被商業大佬看上,你自然覺得非常開心。
但是沒多久,對方就把你的技術「學」到手,或者拿到手,再用自己雄厚的資本優勢,反過來把你擠出市場。
再比如,你是一家給財閥供貨的小工廠,他們可能就會把你的利潤壓到最低,壓到比紙還薄,讓你既餓不死,也吃不飽,只能勉強維持生存,讓你敢怒不敢言。
這種極不平等的關系,被韓國人稱為「甲乙關系」。在這種環境下,創新的結果是消極的,創業的結果是悲觀的。
研究顯示,韓國初創企業的存活率極低,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年就退出市場,剩下的一半又會在第二年倒下。這個數據,同樣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韓國創新政策評估(2023)》的報告也顯示,盡管韓國的研發投入占 GDP 的 4.9%,是全球最高之一,但創新成果卻嚴重集中在少數大企業,向中小企業和服務業的擴散十分有限。
這種「高死亡率」和「低創新率」的背后,并不是韓國人不努力,而是這種體制性的原因,讓他們沒有成長的土壤。
除了商業生態,財閥還在整個社會撕開了巨大的裂痕。比如說,涇渭分明的「雙軌勞動市場」。
對于勞動者來說,財閥企業是充滿吸引力的「就業頭等艙」,它們只雇傭韓國大約10%的勞動力,卻提供了最高的薪水、最好的福利和巨大的社會聲望。
另一邊,普通企業吸收了絕大多數的勞動力,他們的薪資待遇,跟財閥企業有著天壤之別。
韓國大企業和中小企業之間的工資水平差距之大,在發達國家里名列前茅。
這就造成了一個極其扭曲的局面:所有年輕人都削尖了腦袋往財閥里鉆,仿佛人生只有兩種工作:財閥內,和財閥外。
在這種背景下,韓國人對于財閥的態度,也是相當矛盾的。
一方面,沒有「財閥」,就沒有「漢江奇跡」。
今天韓國引以為傲的手機、汽車和家電產業,都是財閥一手打造的,他們是韓國民族自豪感的來源。
但另一方面,他們又是「社會公敵」,讓無數年輕人陷入絕望。
如果你去問一個普通的韓國年輕人,他可能會一邊痛罵財閥,一邊又夢想著進入財閥。
這種全民性的矛盾心態,或許才是財閥體系雖屢遭抨擊,卻依然根深蒂固、難以撼動的最深刻的社會文化基礎。
因為摧毀這個體系,在某種程度上,也就相當于摧毀了韓國社會本身。
參考資料:
《韓國趕超經濟中的財閥制度研究》 劉洪鐘
《壓縮現代性下的韓國:轉型中的家族政治經濟學》 張慶燮
反思韓國模式:威權主義、財閥與亞洲金融危機 國家金融與發展研究室
OECD Reviews of Innovation Policy: Korea 2023
South Korea prosecutor says Samsung's Lee paid bribes to Park's friend 路透社
The Korean Economy – the Miracle on the Hangang River 韓國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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