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政精神” | 法學家王健在知名法學期刊發文深度解析

作者簡介

王健，男，山西平遙人，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西北政法大學原副校長，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副會長，法學博士，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法律史、比較法律文化與法學教育。

摘要

在西南政法大學發展史上，秉承和突出校史的紅色基因、“文革”期間抵制撤校和傾力復學、學科專業建設的高度自覺和積極進取，是形塑和詮釋“西政精神”最具典型的三個標志性事例。新時代傳承和弘揚“西政精神”，講好西南政法大學心系天下、自強不息、和衷共濟、嚴謹求實的故事，需要校史編纂者在不斷豐富和凝練校史素材中闡釋文化、延續文脈、凝聚力量。同時，需要動員各方面力量充分發揮西南政法大學的骨干示范作用，為西南政法大學深刻把握再次創業、再次崛起、再造輝煌的重大歷史機遇創造條件。這是一個挖掘歷史、保存歷史和向歷史致敬的過程。

關鍵詞

西政精神；法學教育；政法院校；西政校史

西南政法大學（以下簡稱西政）歷史上先后編纂出版過四部校史——《西南政法學院》（1993年）、《西南政法大學校史》（2003年）、《西南政法大學校史1950—2010》（2010年）、《西南政法大學校史1950—2020》（2020年），都是為紀念校慶編撰的。2020年適逢西政70周年校慶，西政再次修史，將校史提升至4.0版，跟同時推出的法學學科發展史、法學文獻索引和榮休教授文庫三種著述渾然一體，合為“四書”，由法律出版社隆重推出。“四書”的裝幀設計精致考究，蔚然成一巨觀。編者希冀以此能夠獲得外界對西政的“考評與建言”“關注與支持”“檢視與指引”（付子堂語），達至傳承和弘揚“西政精神”的目的。在筆者看來，對于“西政精神”的深度凝練和恰當表達，在2020年新版校史中得到了完美和充分的體現，比較以往各版校史，可以更清楚地反映出這一點。

早在1993版校史里面，就已出現了總結西政辦學經驗和深刻教訓的朦朧意識。但當時只是提出要以此作為學校寶貴的精神財富，為今后發展提供借鑒。至于之前的40年里有哪些辦學經驗，教訓是什么，當時尚無具體指向和展現。2003版校史堅持以客觀、真實、簡明、準確地回顧總結50年發展歷程為編撰原則，在“結語”部分，對西政辦學經驗和輝煌成就進行全面概括和總結，指出經過幾十年建設和發展，在繼承優良傳統的同時，西政不斷培植具有時代特征和地域特點的辦學特色，創造了“西政”品牌，鍛煉培育了作為學校之魂的“西政精神”，從“心系天下，愛國愛校”“逆境崛起，自強不息”“求真務實，不尚空談”“團結協作，和衷共濟”四個方面對西政精神予以充分闡釋。這是西政校史首次正式詮釋“西政精神”。這四組詞匯，為后來進一步凝練和概括“西政精神”提供了原創的表述元素。2010版校史強調要總結和提煉西政的傳統、文化和精神，“西政精神”的形成、發展、傳承與弘揚被確定為編纂校史遵循的基調和主線。將“心系天下，愛國愛校”改為“心系天下的責任意識”，將“逆境崛起，自強不息”改為“自強不息的克艱氣魄”，將“求真務實，不尚空談”改為“嚴謹求實的誠信學風”，將“團結協作，和衷共濟”改為“和衷共濟的團隊情懷”，真實反映了西政人對“西政精神”內涵的理解不斷深化的過程。

2020版校史編纂者特別注重深入總結西政的辦學經驗，繼續對“西政精神”概念的意蘊和表述進行萃取和升華，經過一番精雕細刻、咀嚼打磨，最終形成“心系天下、自強不息、和衷共濟、嚴謹求實”四詞十六字。2017年西政第八次黨代會報告中，首次正式確定了這個定義。這十六字中的每個詞，都蘊含著豐富的內涵。2020版校史前置部分的校徽、校訓、校歌之后，單列“西政精神”，并附標準釋義。可見，從修史角度講，跟校史本身隨著歲月的不斷延伸一樣，“西政精神”的概念從意識萌發到形成和確立，歷經一個較長時間的積淀過程。這四字之得，除了跟辦學者對西政辦學理念的不懈努力和執著追求有關，更有賴或得益于西政人在長期辦學過程中開創的獨特實踐，以及這種獨特實踐在人才培養成效上的體現。某種意義上講，正因為以“西南七八”為代表的“西政現象”概念的日益豐滿，才催生了“西政精神”概念意識的出現。而這一切，都要等到學校復辦經過20年，對于現實素材發酵升華的條件成熟之后才得以實現。

2020版校史修補1950—2010年期間的內容，續增2010—2020年十年新的內容。新版校史以前三版校史為基礎，編纂者力求對前60年校史不作大的改動。但在校史分期上，較2010版校史的三個分期，增加最近十年為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每個時期獨立成編，全書共分四編，將西政歷史分為第一次創業時期（1950—1976）、第二次創業時期（1977—1999）、第三次創業時期（2000—2012）、新時代發軔時期（2012—2020）。這樣的分期，從某種角度講，或有不得已之處，因為四個時期的劃分，并未貫徹統一的標準，也存在著諸如第一、二兩個時期都在20年以上，而晚近20年卻被分為兩個時期，以致四個分期的時間長短差異較大，最近兩個分期，又存在時間交匯重疊等問題。所以2020版校史的分期，應該說是兼顧了某種現實邏輯與歷史邏輯的產物。然而不論是歷史敘述還是現實記錄，2020版校史總體上還是系統、完整地反映了西政沿革與發展全貌。如果說前兩編側重于史、后兩編要在學務專題的話，則2020版校史可視為兼有史與志兩種性質和功能的一部綜合性作品。而塑造“西政精神”的那些關鍵元素，主要就出現在前兩編的歷史記述當中，因而成為一探西政文化、西政現象、西政精神究竟的基本途徑。

在西政歷史上，可供切近和把握“西政精神”脈絡的事例有很多。以多年對西政校史素材的接觸和反復考慮，筆者以為有三件事可謂最具有典型意義：一是秉承和突出校史的紅色基因；二是抵制撤校和傾力復學；三是學科建設的高度自覺與積極進取。應當說，這三件事分別代表了形塑“西政精神”的不同關鍵支點，或建構“西政精神”的標志性事例。

一、秉承和突出校史的紅色基因

一般來講，有什么樣的校史觀，就會有什么樣的校史。不同校史觀影響校史編纂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對于建校時間的確定。

關于西政建校時間的起點，目前校方認定為1950年，但這是后來確定的，并非從一開始就是如此。1993版和2003版校史，都以1953年作為建校的時間起點。正因此，才有了1993年建校40周年、2003年建校50周年隆重熱烈而令人難忘的校慶活動，才有了按照那個時間節點相應的工作安排和最初兩部校史的編纂成果。1953年建校和1950年建校這兩者之間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如何認定西南人民革命大學與西南政法學院這兩者間是否存在著承繼關系。

有關西南人民革命大學（以下簡稱“西南革大”）的情況，相關記述并不很多。一份如今仍然保存在西南政法大學檔案館里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學簡史（征求意見稿）》，為我們全面了解這所學校的來龍去脈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它是1985年5月重慶大學按照教育部和四川省高教局下達的任務，由該校馬列主義教研室講師蔣子恒編寫的一個印本，以重慶大學《西南革大校史》編寫組的名義印制，約2.8萬字，主要記述了西南革大的創辦和發展經過、學校的性質、校風校訓、教學活動、總校與各地分校以及歷史意義。

透過這部簡史可知，西南革大是隨著人民解放軍在西南地區的軍事勝利，為鞏固新生政權和恢復建設急需大批工農干部，于1950年初由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軍政委員會決定創辦的一所干部訓練學校。總校設在重慶紅巖至虎頭巖各處和南溫泉，并在川北、成都、川南、云南、西康、貴陽設有六個分校。起初該校以短訓班形式培養各類黨政干部，1952年后期擬轉變為正規的人民大學，設財政、經濟計劃、工廠管理、貿易、俄文、政法、政治教育7個系，后因該計劃未獲政務院批準（當時稱“人民大學”的正規大學，只有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和吉林的東北人民大學），于是采取“打散西南革大，充實各大專院校和黨校的辦法”，其俄文系分出后成立了西南俄文專科學校，成為現在四川外國語大學的前身；財經系科調往成都成立四川財經學院。西南革大于1953年9月并入西南黨校，最終并入四川省委黨校。在短暫的三年半時間里，西南革大培養各類干部近十萬人，在開創西南地區高等教育事業規模方面，起著“工作母機”的作用。這也意味著，西南革大是西南地區許多高校的前身，不獨西政一家。因此，西政70周年校慶之際，四川外國語大學也同樣在隆重地慶祝著自己70周歲的生日。

西南革大與西政的關系，是經由西南革大政法系這個環節聯系起來的。而西南革大創辦政法系，又與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的時代背景有關。院系調整實際上早在1950年即已陸續推開，并在1952年至1953年之際達到高潮。按照院系調整的總體部署，撤銷西南地區各高校的政法院系，將師生分出后并入擬建的西南政法學院，是全國政法院系調整的一個組成部分。“由于當時條件不足，立即建院尚有困難，故先委托西南人民革命大學成立政法系，一方面解決調整院系時急需解決的師生的生活學習問題，一方面進行建院的籌備工作。”這就是說，西南革大政法系從一開始就不單純是作為西南革大開設的一個系，而是為創辦新型政法高校采取的一個臨時過渡措施。換句話說，西南革大設立政法系是正式創辦西政的前奏和先聲。因此，西南革大政法系與西政之間，有著天然、清晰、不可分割的聯系。這是界定西南革大與西政之間存在明確校史淵源關系的根本依據。

資料顯示，1952年8月，西南革大抽調宋子祥等十余干部，在西南革大一部所在地化龍橋籌建政法系，宋子祥任首任系主任。9月22—25日，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召開西南地區高校院系調整工作會議，決定了建立西南政法學院的辦法。在文教部擬訂的《西南政法學院設置計劃草案》中，開列了所要合并的政法院系名單，規定學院受西南革大領導，任務是培養為人民服務的政法工作干部。同年10月，西南革大政法系接收了重慶大學法學院政治系、法律系的10名教師和101名學生，四川大學政法學院政治、法律兩系的17名教師和386名學生；同年12月，又接收了私立重慶財經學院法律系2名教師和21名學生。

1953年1月，西南革大加派教務處副處長石峰等7人到政法系工作；同年3月，接收了貴州大學法律系的8名教師和9名學生，同時，又調派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民庭庭長孫孝實任政法系主任。同年4月，西南司法部司法干部訓練班并入，成立干部輪訓班。5月26日，西南政法委員會黨組鑒于革大即將結束與黨校合并，在與西南革大和高教局溝通意見后，正式向西南局提出了《關于建立西南政法學院的報告》。6月9日，西南局批復，同意“將原屬西南革大政法系作基礎改建西南政法學院”和“學院直接由政法委員會領導”的意見，同意由資深的老革命、時任西南行政委員會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周保中（1902—1964）兼任學院院長，西南公安局辦公室副主任劉佑東任副院長。是年暑期，院系調整來的一年制專修科191名學生畢業。同年8月，西南高教局、財政局撥付84.7億元（舊幣），要求年內完成新建校舍任務。重慶市政府地政局、建設局核準學院黨委提議，將西南公安局勞改處所屬勞改農場——烈士墓附近的400畝土地轉撥學院。同年9月，接收了云南大學法律系12名教師和182名學生。這是院系調整中并入西政的最后一個法律系。9月20日，校園基建破土動工。1954年8月，教學、辦公和學生宿舍三大工程竣工，學院從化龍橋遷入烈士墓新址。學院成立后的第一批本科生隨即入校，并于9月舉行了開學典禮，10月學校正式掛牌。這就是西南政法學院的由來。

上文提到，1993版和2003版校史都以1953年為西政建校的起點。那么這兩版校史又是如何記述自己與西南革大關系的呢？總的來看，這兩版校史都以1950年代初的院校調整為背景，并未涉及西南革大的辦學經過，僅對西南革大的政法系一筆帶過。兩者的差異在于，2003版在提到“西南人民革命大學”時，增加了一條約270字的尾注，算是對西南革大背景作了一個交代。這是2003版校史優于1993版校史之處。不過總的來講，兩版均未將西南革大納入西政正史。

到了2010版校史，情況發生了根本改變——西政的歷史被概括為三次創業期，第一次創業，以西南革大的創辦開篇，并將西南革大視為西政第一次創業的主要標志。也就是說，2010版校史一改之前兩版關于西政建校時間的起點，直接將西南革大作為西政校史的源頭，首次將西南革大納入西政校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證明這種校史觀的成立，2010版校史以一章的篇幅，專門記述西南革大的創辦背景、辦學性質、辦學經過及其歷史意義。編者收集并采用了15幅有關西南革大辦學的珍貴圖片，其中一份1953年8月西南政法學院頒發的畢業證書，清楚地記載了一位名叫鐘壽昌的學生，先后在四川大學法律系三年、西南革大政法系一年，最后在西政畢業的學習經歷，畢業證書內載：

學生鐘壽昌，系四川省敘永縣人，現年二十五歲，在前西南人民革命大學政法系肄業一年，及四川大學法律系肄業三年，期滿成績及格，準予畢業，此證。

證書末尾是西南政法學院首任院長周保中的簽名章和學院印章。證書編號是“法畢（52）字第壹捌捌號”。

這個畢業證的特異之處在于，它恰好集四川大學法律系、西南革大政法系和西政三校于一體，十分典型地反映出三所學校之間的承轉演變脈絡和院系調整過程中學生學籍的變動情況。

2010版校史觀的這種變化，在2020版校史編纂中得到了完整的確認和延續。兩版校史在這一部分的文字內容幾乎沒有什么變化。只是為進一步刻畫西政與西南革大的淵源關系，除保留了2010版校史的15幅照片插圖外，還在新版中增加了一些插圖，包括印有三所學校圖書館藏書印章的書影、記載西政早期辦學的文檔和周保中《東北抗日游擊日記》的書影。

確認西政與西南革大的校史淵源關系，其意義不僅在于堅持實事求原則重構兩校之間本就存在的歷史聯系，更重要的是要借助這種聯系，彰顯西政辦學的紅色基因和革命傳統。

西南革大創辦之初的定位是“短期政治大學”，任務主要是團結、改造舊知識分子，使之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并迅速成為國家建設的有用人才。兼任西南革大首任校長的劉伯承同志在開學典禮上指出，西南革大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來辦，“也就是繼承抗大精神”，并題字“團結、緊張、嚴肅、活潑”。西南革大教學過程貫穿著群眾路線、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自學與集體學習相結合、發揮自由思想與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原則。劉伯承同志這里所講的“抗大”，指的是“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它是在之前紅軍大學基礎上于1937年在延安成立的，抗戰時期培養了20多萬名干部。毛澤東同志曾為“抗大”題詞，“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加上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規定了“抗大”的教育方針。西南局決定創辦革大，自然延續這一革命傳統，將西南革大的教育方針確定為：對知識分子以歷史唯物主義為中心，系統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結合學員思想實際改造思想，奠定革命的人生觀，明確人民大眾的立場，為人民服務。對工人仍以唯物主義為中心，啟發提高階級覺悟，樹立工人階級的主人翁思想。這些就是西南革大從一開始在其稟賦當中所具有的紅色基因和革命傳統的主要內容。它們經由西南革大政法系，傳遞給了繼之而起的西政。而西政所傳承的紅色基因，不僅僅在概念或者精神層面，更重要的表現在管理干部和師資隊伍的構成上面，他們是構成后來西政校風、學風的底色。

追溯校史來源，人們通常遵循“越老越好”“越早越好”的原則。然而西政并未將校史的起點定位到并入其中且發源時間更早的四川大學、云南大學、貴州大學的法律系那里，而是以西南革大作為自己的起點，既尊重歷史，也反映出辦學者在探索政法教育性質與任務、規律與特點方面認識上的深化。它有助于強化西政在新中國法治建設框架下的正統地位，有助于提高學校的政治聲譽，確保辦學的政治方向。它適應了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現實需要，進而成為支持學校未來發展的一筆寶貴精神財富。

二、抵制撤校和傾力復學

如何歷史地看待和描述“文革”期間西政極不尋常的存在方式及其表現，特別是如何挖掘這個表象背后的深厚意義，關系著概括和凝練“西政精神”的內涵與指向。在筆者看來，它是理解“西政精神”地域特色和精神內涵必不可少的關鍵所在。

首先，從現有文獻資料看，西政在“文革”期間確實被撤銷了，這一點毫無疑問。但從茍良法（時任西政黨委常委、副書記）直到1974年6月還到四川省有關部門查找中央撤校正式文件的情況看，應該說四川省在執行撤校工作程序上似乎也存在著一定的瑕疵，以致對于撤校這樣的大事，竟然連他這樣的校領導都一直心存疑慮，不能肯定其真偽，直到四川省高教局拿出一份蓋有國務院印章的全國撤銷高校名單，這才相信撤校決定的真實存在。當然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西政人窮原竟委、決不盲從的信念和意志。

撤銷西政是“文革”期間法學教育遭受嚴重破壞的一個縮影。早在196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軍代表向謝富治和中央報送的《關于撤銷西南、西北和華東政法學院的請示報告》中就明確提出，當時最高人民法院主管的這三所政法學院“沒有再繼續開辦的必要”，一個不留，統統撤銷。同年10月14日，四川省革委會人保組在批復西政關于教育革命的請示報告中表示，“經研究，政法學院今后恐怕沒有保留的必要”。1970年6月16日，四川省革委會向國家計委上報《四川省高等學校調整規劃意見》，表示了對四川省高校布局和辦學存在問題的意見。鑒于當時全國形勢，撤銷政法學院只是時間早晚的事，因此在撤校通知正式下達之前，西政的教職工應該就已經有了應對突變的思想準備。同年8月，重慶市教育局經市委同意后到學校抽調干部用作別處。既然政法教育要取消，西政校園也就有了新的用途打算。同年11月，四川省決定將在重慶北碚區的四川外語學院（該校由西南革大俄文系演變而來，與西政同源）遷入沙坪壩區西政校園。

1971年1月31日，國家計委、國務院科教組綜合各地意見向國務院提出《關于高等院校調整問題的報告》，明確提出工科院校一般擬予保留；農科、醫科、師范院校多數擬保留；少數擬改為中等專業學校或合并，綜合大學一般擬先保留下來；政法、財經、民族院校擬多撤銷一些。在接下來長達一百多天（4月15日至7月31日）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決定原有417所高校，保留309所，合并43所，撤銷45所，改為中等專業學校17所，改為工廠3所。撤銷的高校中包括了當時全國所有的政法學院，設有法律系的中國人民大學則被整體撤銷。同年8月13日，中央批準《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和高校調整方案（“文革”后中央撤銷了該紀要，并指出其在教育戰線危害極大，應予以持續性批判，肅清其流毒和影響）。這就是“文革”期間撤銷全國政法學院決定出臺的大致經過。

在此背景下，北京政法學院、華東政法學院、西北政法學院的撤校工作都如期推進。從目前所見各校的校史記載來看，撤校工作沒有遇到任何阻力——北京政法學院下放北京市后于1970年底被撤銷，第二年除少部分留京外，大部分去了安徽濉溪縣五鋪農場的“五·七干校”，干校結束后人員多留在安徽，或散落各地。華東政法學院于1969年下放上海市，1972年4月學院核心小組按上級要求落實撤校計劃，要求全體教職工樹立全局觀點，加強組織紀律性，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做好各項移交工作。全院206人中，188人轉入復旦大學，18人調往其他單位。西北政法學院根據1971年9月30日陜西省革委會撤銷決定，校舍移交總后232部隊，全院266名員工中，168人被分配到省內各高校（包括陜西師范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安外國語學院、西安冶金建筑學院、中醫學院、西北大學、西安醫學院、西北工業大學等），27人到省內企業，53人到外省，18人留守。在被撤銷的各個政法學院中，唯獨西政經歷了撤銷與抵制撤銷的艱難歷程。大體上看，在1971—1977年的六年間，四川省先后三次宣布和執行撤校計劃，西政則三次以不同的應對方式予以抵制：

第一次，1971年12月25日四川省革委會發文（〔1971〕964號）決定撤銷西政。1972年4月27日重慶市委宣傳部到校召開全校教職工大會，宣布撤銷決定和教職工分配工作名單，并要求限期到新單位報到。西政的骨干教師針鋒相對，策略性地采取緩兵之計，即請求省委慎重處理“清隊”等工作遺留問題和待落實政策后再撤。由于西政教師擺出的困難理由客觀充分，向上反映情況的辦法有效，僅三天時間即被叫停，抵制撤校初戰告捷。

第二次，1973年5月11日四川省革委會認為影響緩撤的問題已基本解決，督促學院按照〔1971〕964號文件精神抓緊完成撤校工作（川革函〔1973〕56號）。學院又采取進一步向上級反映情況的辦法，即給最高人民法院領導匯報不能撤校的理由，在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的重視和支持后，撤校之事又被拖延了下來。此后，學院多次主動往返于重慶、成都和北京之間，反復向四川省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做工作，并最終爭取到派出大批教師為四川省高院、成都市公安局等政法單位幫忙清理積案和協助參加相關工作的機會。既然學院教師有事要做，撤校話題自然又不了了之。

第三次，1975年夏初四川省委重申撤校。這次通知撤校，只是省政法黨組副書記董弼忱在成都打了個電話照轉決定，并未親自到校。電話一打了之。這期間學院繼續借助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態度，堅持向四川省委做工作要求保留，最終取得了四川省委向國務院表態在最高人民法院支持的前提下同意繼續辦學的意見，抵制撤校終獲勝利，為接下來的復校鋪平了道路。

關于這三次撤銷與抵制撤校的詳細經過，各版校史均有專門記述，相關研究者可自行查閱，不過有兩個細節值得注意。

一是各版校史概括這事的標題一直變化不定，總的來看，晚出者相較于前者用語趨緩。1993版校史單列“逆境抗爭抵制撤銷政法學院”一節，下分三目，依次是“撤銷政法學院”、“抵制撤銷、步履維艱”和“落實政策教師干部參加司法實踐”。2003版校史節的標題改為“撤銷與反撤校的斗爭”，下分“學院被宣布撤銷”和“反撤校的艱難斗爭”兩目。2010版節題又改為“丹心護校、彪炳日月”，分“宣布撤銷、前途堪憂”和“反對撤校、艱難斗爭”兩目。2020版節題又改為“和衷共濟、傾力復辦”，分“宣布撤銷、前途堪憂”和“反復努力、延緩撤校”兩目。比較前后各版所用標題，2020版已經沒有了之前各版的“抵制”“反撤銷”“斗爭”等表現堅定意志和行為狀態一類的字樣，語氣明顯趨于平緩。其實，“抵制撤校”或“反對撤校”都是從教師們對于撤校的反應來講的。“和衷共濟、傾力復辦”則顯示了廣大教師面對撤校困境下的精神狀態。西政教師想盡一切辦法拖延撤校，其真正目的就是不想撤校，實質就是反對撤校、抵制撤校。拖延是手段，維系和保持不變是目的。而要實現這一目的，精神上的堅定意志必不可少。精神一旦垮了，一切就都沒了。

二是各版校史記述抵制撤校的經過詳略不一。1993版相對簡略，2003版和2010版增補了較多生動細節，豐富了抵制撤校行動方面的內容，明顯優于1993版。2020版則在2003版和2010版的基礎上折中取舍，但不必要地刪去了前版已有的一些重要內容，特別是第一次宣布撤銷大會結束后的現場狀況和教師反應（會議結束后，先是一片沉默，接著一片嘩然，教師們紛紛議論，認為撤銷理由本應得出加強政法學院的結論，而不是相反等）；宣布會當日下午幾位資深教師自動聚在孫守煌家里商議對策；楊炳勛主動提出找關系給省委做工作，并以“兩名共產黨員”的名義（楊炳勛、盧云）給省委寫反映材料；第二次通知撤校的前后，西政的干部和教師反復地借助四川省委向最高人民法院做工作，又借助最高人民法院給四川省委做工作，特別是與西政校史有直接淵源關系、后任四川省領導的趙蒼壁為西政抵制撤校出謀劃策所給予的各種形式的幫助和支持，等等。在筆者看來，這些描述生動形象，充滿現場感、畫面感，引人無限聯想，令人感慨，當是西政校史中最為精彩、最能引起閱讀興趣的一段文字。這些信息主要來自親歷者的回憶和記錄，存世很少。如今這樣的親歷者越來越少，這些記錄就更顯珍貴。正是透過這些記述，后人才得以真實了解西政是如何度過那段艱難歲月的。2020版中刪去了其中的相關文字，殊為可惜。

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從目前史料挖掘和整理結果的情況來看，校史關于抵制撤校的細節中，還應補入更多有意義的內容。特別是前文提到的趙蒼壁等關鍵少數同志在維持學校不被解散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趙蒼壁與西政的關系頗為奇特。西政于1958—1963年間曾經下放四川省成為省屬高校，之后就與學校毗鄰的中央公安學院重慶分院合并成立了四川政法公安學院。1960年四川省委又決定在保留四川政法公安學院名稱的同時成立四川行政學院，實行一校二名。趙蒼壁雖然沒有擔任過西政的校領導，但是作為當時四川省委書記處書記和常務副省長，他先后兼任了四川政法公安學院和四川行政學院的院長。下放西政，本來是教育革命背景下壓縮政法教育的結果（據記載，合并前西政法律系每年招生二三百人，1962年僅招收了60名法律系學生）。可是從另一方面看，西政下放后與公安教育元素的融合，又給西政帶來了兩個影響深遠的意外收獲：一是與趙蒼壁建立起直接的淵源關系，并成為西政面臨存亡危機時省內唯一的最有分量的求助對象。從這個意義上講，趙蒼壁為維持西政師資不散起到了關鍵作用。二是為西政留下了實力雄厚的公安教育資源，進而成為西政學科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方面的一個優勢和傳統，真可謂是禍福相依！

縱觀“文革”期間西政抵制撤校的整個過程，以下三個特征十分顯著。第一，抵制撤校并非出自少數教師的個別行為，而是一個有著相當分量或代表性教職工群體參與的自覺行動，具有相當的系統性和連貫性。在堅決反對撤校的人群當中，學院領導、中層干部和骨干教師們的參與謀劃和積極作為都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換句話說，抵制撤校既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又有學院領導的沖鋒陷陣。“兩名共產黨員”中的楊炳勛是當時的哲學教研室主任，盧云是憲法教研室骨干教師；鍥而不舍、不辭辛勞地奔波在重慶、成都和北京之間的蘇明德、胡光、茍良法等，更是學院的資深領導或實際負責人；更有一大批教師參與到了這個過程當中。第二，在抵制方式上，西政的教師一方面態度堅定，毫不猶豫，敢想敢做，決不被動坐等學校被撤，也決不半途而廢。另一方面又運用智巧和靈活策略，講究工作的方式方法，決不采取硬碰硬的辦法。他們先以清理運動遺留問題和落實有關政策為由，迫使撤校工作先停下來。而當這個理由不存在后，又以學校是國家財富，不能單憑省里決定為由，進而繼續向上級表達訴求，請求中央有關單位的支持。為此，他們不怕麻煩，往復穿梭于當地、省會和首都之間。試想，如果沒有無比堅定的意志和毅力，很難想象在那個艱難歲月里是如何堅持下來的。第三，由于趙蒼壁的支持，西政教師在堅守過程中不失時機地積極參加各種可能的工作，發揮政法院校業務專長，幫助法院、公安等實務部門處理積案，舉辦理論學習班，或撰寫憲法宣傳文章，到農村、工廠、機關、部隊進行宣講和輔導，參加農村社教等工作。這些外在的種種行為表現，與浸透在巴蜀文化中的熱情豪爽、堅韌頑強、注重交際、善于思考、勇敢自信、探索創新、重情重義、積極樂觀和幽默感強等諸多特性相輔相成，互為印證，使西政卓然有別于“文革”期間被撤銷的其他政法院校。

前文提及，拒絕執行撤校命令的舉動，從未在北京政法學院、華東政法學院、西北政法學院發生過。回望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文革”期間凡能幸存建制的法學院系——吉林大學法律系和北京大學法律系，都經歷了不同形式的堅決抵制——當北大軍代表宣布停辦指令時，法律系教師團結一致，引用毛主席關于取消專業要慎重的指示，成功地阻止了撤銷決定。吉林大學法律系在黨總支副書記聶世基的堅持下，先統一內部意見，克服了少數人的消極情緒，緊接著深入長春周邊基層進行調研，取得了政法教育不僅有必要繼續存在，而且還要大力發展的意見，吉林大學法律系因此幸得保留。如果說北京大學法律系和吉林大學法律系是“文革”期間大學法律系幸存建制的典型，西政則代表了政法院校體系中撤而未散的另一個典型。作為特殊年代關閉所有法學院校大門過程中不同尋常的事例，它們為理解新中國法學教育事業曲折發展的真實樣態提供了珍貴的素材。

西政的抵制撤校與“西政現象”的出現有著密切關系。“西政現象”既源自“西政精神”，同時又是“西政精神”的產物。那些在艱難歲月下頑強堅守的西政領導干部和廣大教師，其實就是塑造“西政精神”的靈魂人物。他們為西政的事業發展留下了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正是這種精神力量的支撐，這所政法院校才得以在最大程度上保存下來。在時機條件成熟時，這股長期被壓抑的力量即刻就迸發出來，這就是西政復校后歷屆學子，特別是1978級同學在校時幾乎都能深切感受得到的教師對學生學習和生活上的關愛之情。西政學子從中獲得的終身難忘的激勵、鼓舞和深刻體驗一代又一代傳承下來，漸漸內化為西政學子身上共有的一種特殊的精神氣質，在未來的各種職業生涯中不斷地釋放和展現，這就是“西政精神”的真諦所在。基于這樣一種歷史的和精神的存在，2020版校史關于“西政精神”的釋義，被高度凝練為自強不息、逆境崛起的奮斗精神，意思是說西政人“正視困難，直面挑戰”“百折不撓”“表現出與命運抗爭的不屈精神”，這個概括是恰當和適合的。

“西政精神”轉化和體現在自身的辦學實際工作中，造就了學校在構建學科專業工作中的高度自覺和迅速拓展。

三、學科建設的高度自覺與積極進取

廣大教師長期堅守和努力爭取的結果，就是在恢復高考后較長一段時期里（至少持續到2000年西政由司法部下放到地方管理之前），西政抓住了一個又一個歷史機遇迅速發展。這些機遇不可復制，其先發優勢所帶來的成效，很快就在許多方面得到了充分的顯現。首先是西政成為“文革”后全國第一個恢復招生的政法院校，這意味著學校搶先收獲了一大批擁有各種豐富經驗的優質生源。不過世間之事總有遺憾——如果不是因為校園問題的掣肘，西政本該毫無疑問地加入到1977年高考招生的高校行列。盡管如此，學校還是竭盡全力克服了校舍無著的難題，把復校后首批法律專業學生迎進了歌樂山下的沙坪壩校園。在黨和國家實現偉大歷史轉折之際，西政是當時全國僅有的一所政法院校。當中央要確定一批全國重點大學時，西政幸運地成為了其中的一員，這也是迄今為止京外政法類高校被確定為國家重點發展對象唯一的一次。直到二十年后，這個概念才被中國政法大學所取代。總之，西政復校早的先發優勢，至少支撐了學校后來二十年的發展。這就是西政校史所說的“第二個創業期”。這一期間，西政辦學業績相當卓著，成果相當豐碩。而最能體現和反映出“西政精神”的典型事例，在筆者看來，就是更名大學和獲得博士學位授權，前者旨在提升辦學水平；后者旨在提升辦學層次，同是關系學校事業發展全局且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盡管西政校史對這兩件事本身的著墨并不太多。

在政法“五院”中，除北京政法學院于1983年被中央命名為中國政法大學外，西政是最早更名為大學的政法院校，盡管兩校更名時間相差十多年之久。換句話說，與北京政法學院改稱“大學”的路徑不同，西政是按照教育部高校設置管理辦法規定的申請程序于1995年更名為大學的。只不過當時更名的條件要求，還不像后來的限制要求越來越多、條件越來越高、更名工作難度越來越大。

例如，西政更名時，適用的是教育部1986年發布的《普通高等學校設置暫行條例》。該條例規定學院改稱大學，除要求學院所設學科專業門類數量、在校生規模、教學科研能力水平等方面須達到一定條件外，關于大學的名稱，僅要求“名實相符”即可。至于什么叫“名實相符”，并無具體要求。顯然這條規定富于彈性，且帶有相當程度的主觀色彩。加之當時的“五院”均屬于司法部管理，是面向全國的高校，更名并未遇到校名的地域限制問題，更名大學的工作也進行得相對順利。也許正是由于這個緣故，西政各版校史對于更名大學的記述都頗為簡略。各版內容大抵略謂在1994年6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召開的背景下，學校為適應經濟建設、法治建設和社會發展需要，結合自身條件向司法部和國家教委提出更名申請，一年后獲批，于當年5月26日學校舉行了隆重熱烈的掛牌慶典大會。校史評價：這是廣大教職工多年開拓進取和奮斗的結果，標志著學校進入了全面發展的新時期，同時也為學校今后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寥寥數語，記錄平實，沒有反映更多背景緣由和決策過程細節方面的內容。

西政更名早的好處，可以在后來其他政法院校更名遇到困難的反例中得到充分的證明。2006年教育部關于大學命名出臺新規，要求校名不得冠以“中國”“中華”“國家”等字樣；不以個人姓名命名；不使用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學校所在城市以外的地域名，從而實質性界定了“名實相符”的具體內涵。這便使當時正處于申請更名大學的西北政法學院和華東政法學院，同時遭遇到省（市）屬高校不得使用跨區域名稱的難題（中南政法學院于2000年2月并入中南財經大學后即被新名取代，自不存在申請更名問題）。早于華東政法學院半年更名的西北政法學院，尤其經歷了一個不同尋常的爭取過程。

西政是“五院”中除中國政法大學最早獲得博士學位授權的政法院校。早在1993年全國第五次學位授權審核時，西政就獲得了博士學位授權，訴訟法學成為學校的第一個法學博士點。這意味著西政由碩士學位授權單位升格為博士學位授權單位，早早建立起了本碩博完整的法學人才培養體系。在此之前，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已開展過四次碩士和博士學位授權審批，全國有八個單位先后獲得了數量不等的法學二級學科博士點。整體上看，西政是全國第九個開展法學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單位，是京外第一個獲批法學博士點的政法院校。此后西政又接連于1996年、1998年、2000年依次獲得了經濟法學、民法學、刑法學博士點。當2003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首次開展一級學科博士點審批工作時，西政又成為首批獲得法學一級學科博士點的六個單位之一（另外五個是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武漢大學）。西政之所以能夠在法學學位點建設，特別是法學博士點建設方面率先突破，一直走在全國政法院校的前列，主要得益于復校早、師資條件好，特別是學科建設自覺意識強和工作作風扎實等因素的有力影響。

西政的研究生教育不僅起步早，而且起點高、規模較大。1979年第一次招生就招收了刑法、民法、訴訟法、法律思想史、法學基礎理論五個專業的研究生，招生專業數量多，覆蓋面廣，既有理論法學學科，又有應用法學學科；既有刑事法和民事法，又有實體法和程序法，基本涵蓋了法學學科的主要領域。以當時的條件，全國能如此開招五個以上法學專業研究生的單位，只有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中國政法大學這四個。換言之，從恢復法學教育之初，西政就是除北京外設立法學碩士專業最多的單位。較為齊全的法學學科結構和研究生教育工作扎實而持續地開展，為這些學科專業在后來全國首次布局設立學位點時獲得相應的碩士學位授權乃至法學博士學位點的建設，奠定了十分堅實的基礎。

法學碩士點和博士點建設的本質是重點學科建設。透過西政校史，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西政的重點學科建設工作與研究生教育工作實際上同時起步。早在1986年學校召開的第一次教代會上，時任院長高紹先在《堅持求實創新，銳意改革，為振興西南政法學院而奮斗》的工作報告中就提出，重點學科是重點高校的基礎和支柱，是體現學校水平和教育質量的重要標志，關系學校的發展和地位，關系培養合格的高級人才，關系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事業的全面發展。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學校提出了要在未來五年發展規劃中爭取獲得博士點的工作目標。同年學校向四川省高教局提交的《關于建立重點學科的報告》中明確提出，“七五”期間要建設十到二十個省級重點學科、二至三個全國重點學科的工作目標和主要措施。校方不僅這樣說了，而且實際也這樣做了。在此前后學校推動實施的這一系列舉措表明，對于學科建設重要性的這些認識和判斷，西政并沒有停留在口頭上。

例如，西政僅在復校后短暫的幾年時間里，就在法學教材編寫方面取得了極為顯著的成績。截至1980年，編寫教材128種，教學大綱55種，教學參考資料198種，案例27種。這種高度重視課程與教材體系化建設的優良傳統，一直保持至今。1984年西政的研究生在校規模已達70多人，設立了專責研究生教育的管理機構。到了1987年，學校師資中已有教授18人，副教授107人。這些重要指標在當時同類高校中都是極為突出的。1988年，學校制訂實施《專業課程評估試行辦法》，成立了評估領導機構，制訂了具體的評估指標體系，并設計出質量評估表。1990年學校通過《關于評議確定重點學科的意見》后，隨即在全校開展了學科評估工作，通過組織學科撰寫材料、專家聽課打分、學術委員會專題研討和無記名投票，選出了三個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法學、訴訟法學、法學理論，作為校級重點學科，為每個學科確定了5名副高級以上職稱的教師為學科帶頭人；對每個校級重點學科每年投入2萬元；制訂重點學科專項經費使用辦法；校學術委員會每半年對重點學科建設情況組織一次匯報檢查，加強督促和過程管理；開展后備學科帶頭人的培養選拔和申報。1991年學校又通過了《關于加強重點學科的試行辦法》，進一步明確評價指標體系、重點建設任務和具體建設措施，等等。今天看來，上述舉措早已是高校組織開展重點學科建設工作的常見做法。但在法學教育剛剛恢復不久的20世紀80年代，西政就已經自覺、主動地開展了這些工作，不僅在全國所有政法院校中十分超前，而且富有遠見，實在令人驚訝！四川人做事專注、有韌勁、認準了就決不輕易放棄的風格在振興學務方面再次得到充分展現。

西政在重點學科建設工作中的高度自覺和積極進取的精神，使得西政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能夠比較順利地實現了辦學規格和辦學層次的重大躍升。某種意義上講，基于獨特辦學經歷而形成的辦學理念和建設重點學科的工作措施，西政為全國政法院校如何進行內涵建設、如何增強辦學核心競爭力、如何推進學校事業快速發展提供了一個卓越的范例。這些經驗不僅早已融化到西政后來日常的辦學行為之中，成為豐富“西政精神”的重要內容，作為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們對今天法學院校的建設和發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和啟發意義。

然而，對于這個關系學校事業發展全局的工作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各版校史的記述都太過簡略。在2020版校史上，僅僅是作為第五級標題下的一個事例而一筆帶過（第二編，第二次創業時期［1977—1999］；第七章，全面加強黨的領導［1989—1994］；第三節，教書育人、桃李芬芳；三、齊頭并進、教學斐然；第四，增加博士、碩士學位授權點）：“為了提高辦學檔次，學院苦練內功，多方協同，為爭取博士學位授權點和增加碩士學位授權點而拼搏奮斗。經過不懈努力……1993年12月11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我院訴訟法學學科為博士學位授權點”。之前的版本中，這句話的后面本有一句客觀評語“從而填補了我院博士學位授權點的空白”，但在新版里也莫名其妙地被刪掉了。西政較早地拿下博士點，只能說明當時的校政主持者在這個問題上高瞻遠矚，緊扣辦學核心要素和牢牢把握學務發展趨勢的遠見卓識。雖然不如后來那般競爭的激烈，但也決非一件輕松之事。對于獲取博士點經過的輕描淡寫，不能不說是新版校史編纂中的一個莫大遺憾。

同樣令人感到遺憾的還有2000年高校管理體制改革背景下，西政從中央再次下放地方管理的經過和影響。可能因為話題敏感、情狀轇輵等復雜原因，這部分內容在2020版中被徹底回避了。這里所說的遺憾，一方面指校史編纂者在此問題上可能有意識的留白或回避傾向，但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后強干弱枝的教育政策，特別是最近二十多年來偏離法學教育本質的教育管理體制等人為因素的干擾和影響，使西政不能獲得更加有利的發展條件，不能發揮應有的示范帶動作用。這是校史編纂者力不從心、力不能及的真正的巨大遺憾。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不可否認的是，從黨中央確定的全國重點大學，變為地方所屬的一所普通高校，西政的地位被嚴重矮化了。這是無論怎樣持續性、輪番地推進內涵式建設和高質量發展，無論狀態數據和觀測指標怎樣有力地支撐和證明辦學的斐然業績和卓越成就，西政都無法進入國家重點建設計劃，無緣“211工程”“雙一流”高校的根本原因。

“西政現象”和“西政精神”同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作為當代法學院校文化中內涵豐富、饒有興味的一個概念，“西政現象”已通過各種各樣的敘事方式融化在了西政和有關西政人們的記憶當中。“西政精神”具有超越時代和空間的品質和價值。如何傳承和弘揚“西政精神”，如何講好西政心系天下、自強不息、和衷共濟、嚴謹求實的故事，需要校史編纂者艱苦努力，在不斷豐富和提煉校史素材的過程中，闡釋文化、延續文脈、凝聚力量。

進入新時代，黨中央強調整體謀劃、統籌推進法學院校改革與發展，提出要充分發揮重點政法院校骨干示范作用的重大任務。這應當成為西政再次創業、再次崛起、再造輝煌的重大機遇。“西政精神”來之不易，倍加珍惜的最好方法就是深刻地把握當下，以極大的魄力和勇氣去創造歷史。只有這樣，才能以最好的方式把“西政精神”傳承下去。而這必然是一個挖掘歷史、保存歷史和向歷史致敬的過程。

致謝

司法部霍憲丹先生、西南政法大學前校長付子堂教授、中國政法大學王人博教授和陳夏紅教授對寫作本文給予了寶貴的指導和積極評價，西南政法大學張建文教授、董彥斌研究員、校黨委統戰部部長（前黨委宣傳部部長）宋龍華、教務處武夫波教授，前校長辦公室主任郭增琦在內容完善、觀點斟酌、史料補充、表述細節及精神鼓勵等方面給予了具體的修改意見和寶貴的支持與幫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謝！

因篇幅限制，已省略注釋及參考文獻。

引注：王健：《“西政精神”的建構要素及其法學史解析》，載《河北法學》2025年第11期，第17頁-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