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為何愛“雙名”？

古人取名，在兩漢、三國時以單字名為主，到隋唐之際起名發生顯著變化，單名雖然還很多，但雙名也越來越多，已漸能和單名并駕齊驅了。隋朝皇族子弟尚以單名為主，唐朝則單雙皆可，例如唐高祖22個兒子全是雙名，唐太宗長子名承乾，唐玄宗名隆基等，至如房玄齡、杜如晦、殷開山、褚遂良、長孫無忌、程知節等，雙名比比皆是，這一變化過程，反映了魏晉南北朝以來很多有趣的文化現象。

敦煌唐寫本《貞觀氏族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一 名字與政治
西漢末年王莽專政時期，曾以官方意志推行過“禁二名”的政策，不提倡取雙字名，單名成為主流，而且單名所用的字一改西漢初比較隨意、俚語較多的特點，絕大多數是比較美好的字眼，追求雅致、高尚、準確等等，這種情況持續了數百年，直到魏晉時期仍是士族、官員和文化名流起名的主導性特點。名字即社會地位，高官豪富之家起名，寧可和別人重名，也不會再像漢初那樣把雉、彘、蚡、濞、蟜等鄙俗字眼作為人名。例子無煩多舉，只看三國人物的名字即可為證。但單名模式優劣并存，雖然古雅，但容易重名，尤其是一旦皇帝采用了某個比較常用的字，會對社會上造成很大避諱的麻煩。
從魏晉到隋統一南北之間的二百多年，隨著社會文化的急劇變化，人名也隨之發生很大變化，雙名慢慢出現了，從各個領域一點點改變，由量變積累到了質變，其中起作用較大的是士族政治的影響。東晉時期世家大族力量發展到極致，有所謂門閥政治之局面，像王庾桓謝四個大家族連續執掌東晉政權數十年之久，他們所憑恃的力量就是宗族。士族非常注重家族的經營，全族男性不論親疏遠近都統一排次第大小，使血緣紐帶強化牢固下來，每一輩子弟中都用相近或相同的字作為標識，人口比較繁茂的大族，同輩兄弟排序排到十幾甚至幾十很常見。這種習慣在唐朝也很好地保存著，如韓愈的《祭十二郎文》所指十二郎韓老成。
宋武帝劉裕諸子起名為義符、義真、義隆、義康、義恭、義宣、義季，劉裕之弟劉道憐六子也是義字輩，《世說新語》的編著者劉義慶即其子。宋武帝兄弟開始生子起名時，劉氏家族算不上什么高門大族，堂兄弟統一排字輩，當是受了社會流行文化的影響。南朝宋齊梁陳四代皇族子弟起名皆是如此，雖然說不上是當時起名的范式，但文化現象最容易出現慕強效仿或流行效仿，皇族這么做，民間自然會跟風。梁末有一位小官南津校尉叫江子一，兩個弟弟分別叫江子四、江子五，揣其情理，有沒有子六、子七、子八不得而知，必然還有子二、子三，可能是這兩位兄弟早夭或者沒有做官，《梁書》和《南史》都沒有記錄他們。這種明確、簡化、易操作的輩分字雙名，顯然比孟仲叔季式起名法更易被大眾接受。
唐高祖李淵家族延續了這種做法，李淵的幾位堂兄弟們生兒子大都按孝字輩起名，如淮海王李神通的兒子們道彥、孝察、孝同、孝慈、孝友、孝節、孝義、孝逸等。李淵的22個兒子除建成、世民、玄霸、智云，其余18人皆以元字排輩。北京著名的房山石刻大藏經，其中有一塊題記《故上柱國龐府君金剛經頌》，記錄了一個從北魏延綿而入唐朝的世代仕宦家族的簡況，這位龐府君叫龐懷伯（605-687），祖籍南安郡。曾祖龐光仕于北魏，祖父龐安仕于北齊，父親龐謙由北齊入北周和隋朝，龐懷伯由隋入唐。龐家起名鮮明反映了自北朝入隋唐的變化歷程，祖輩都是單名，到龐懷伯時，把名（懷）和字（伯）連起來稱為懷伯，他的子代就變成了雙名，諸子名為德相、德立、玄表，孫輩名中大都帶一個謹字。龐懷的外孫們同樣如此起名，像郭氏外孫奉祁、奉義，何氏外孫天僧、天廣、天保、天仞、天助等等。
二 胡風的影響
龐懷伯把名和字連稱雙名，從傳統來看不甚嚴謹，這一定程度上受到南北朝時胡風浸染的影響。北朝鮮卑等部族建立政權后，貴族集團競相開啟漢化過程，改用漢氏姓名成為時尚。西魏北周自我標榜漢化旗幟，改用漢名時，重拾了魏晉時單名為尚的傳統，其貴族人物起名頗為古雅，如宇文泰、于謹、獨孤信、侯莫陳崇、趙貴等；宇文泰諸子名覺、震、毓、邕、憲等。鮮卑人的舊名沒有完全放棄，拿來用作字，宇文泰字黑獺，子宇文覺字陀羅尼，北齊神武帝高歡，字賀六渾，北周大將尉遲迥字薄俱羅等等，鮮卑舊名變為字，看起來甚是不倫不類。陳寅恪先生曾說宇文氏漢化復周禮行六官的制度非驢非馬，這些鮮卑貴族們的改用漢名一定程度也有點非驢非馬，給漢地舊俗摻入新的文化因子，暫時打破了因名定字的嚴謹性。
隋文帝楊堅的父親楊忠在北周做將軍時，一度被賜姓為鮮卑姓普六茹，小名奴奴，無字。大概那時地位卑微，不在乎什么名、字。楊堅無字，楊堅諸子的字多都是鮮卑舊俗，廢太子楊勇字睍地伐，煬帝楊廣字阿摐，秦王楊俊字阿祗，漢王楊諒字德章，蜀王楊秀無字。可以說，鮮卑胡俗不僅打亂了因名定字的傳統，還進一步消解了單名為尚的傳統，大量具有特殊含義，或者是俚俗之語，都成了時人的正名。
北魏末有一位驍將叫楊大眼，有個南朝人到北朝后特意來看他，說，傳言你眼大如車輪，沒想到比尋常人也大不了多少。還有的叫傅豎眼、閭大肥、皮豹子、董筒、姚黃眉、高飛雀等，與本人生理特征或其他作風大概都有一定關系，但化入姓名著實有些不妥。如閭大肥（柔然人），古人用肥多形容牲畜，胖則喻人，魏晉以后很少這樣起名，諸胡的荒誕俚俗用法，啟發了漢人起名的新思路，漢地也有像桃棒、桃枝、桃符、辟惡等名字。南朝不約而同也有把俚語用于正名的習慣，像南齊大將張茍兒、梅蟲兒、曹豹頭、周鐵虎等等，茍兒就是狗兒的意思，宋明帝笑說以狗為名太不雅，為他改名為張敬兒。隋朝猛將史萬歲，太師李穆的弟弟李遠字萬歲，名字中帶這樣的字眼，后世人是萬萬不敢的。在當時，萬歲大概還寓有壽命長久的意思，皇家尚未禁絕民間這樣“大不敬”的俚語，所以也能作為名和字。
胡風、鄙俗、俚語成不了主流文化，卻帶來另一個變化。東漢以前也有雙名，如霍去病、田千秋、程不識、韓安國、劉病已，一般是單名基礎上附加一個字作為輔助，甚少有兩個字分量相當、共同表義的。經過南北朝的演化，雙名的形式結構以及表義功能都發生了鮮明變化，隋唐人名如虞慶則、馮慈明、李德林、薛道衡、劉文靜、房玄齡、李元吉、張須陀等，很難分得清名中哪個字是主要意思，哪個字是作為輔助。
三 變化與回歸
促使姓名文化改變的還有很多原因。如以字行的現象，就是把字當作正名，而本名卻漸漸不為人所知。有的是因為避諱，南朝由晉入劉宋的王仲德、王元德兄弟即屬此例，王仲德本名王懿，王元德本名王睿，名犯司馬懿、東晉元帝司馬睿之諱，都改以字行。隋朝人伊婁謙（字彥恭），厭惡叛逆之臣王謙，因恥于此字而諱言本名，改以字處世。有的因為尊稱、好聽、易記稱字不稱名，周隋之際的名將韋孝寬，本名韋叔裕，世人及后世史書皆稱其字而不稱名。北齊時鄴都名人李神俊（名挺）、楊遵彥（名愔）、王元景（名昕），世人尊重他們的政治身份和文化地位，都以字稱之。據顏之推《顏氏家訓》載，發展到一定程度，南朝人約定俗成，“江南至今不諱字”（顏之推所謂“今”指隋時）。不諱字，意思是如果和帝王的字相同，也不須避諱，減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煩，所以越來越多人漸漸化字為名，成了雙名。唐初名臣如房玄齡（名喬）、封德彝（名倫）、高士廉（名儉）、尉遲敬德（名恭），大概皆是此類，乃至于國家檔案記錄他們的姓名時，都放棄了本名，把字作為正名。
又如宗教文化的影響。東晉時受五斗米道影響，人名中喜歡帶一個之字，如王羲之祖孫四代名中都有之，南朝的徐羨之、沈慶之、陳慶之等。之，有的說法是達到某種美好的境界，而且名字帶之，結構上有鮮明的繁簡對比，發音帶有一個略長的拖音，叫起來很順口，一經使用就非常受歡迎，流行了二百余年，到南朝末葉才逐漸消失。佛教文化也深刻影響了雙名文化，南北朝至隋唐時，名字中很多帶有僧、法、釋、慧（惠）、寶、曇、菩提、羅漢、伽羅、藥師的，都是此類。隋文帝楊堅之妻獨孤伽羅，即因獨孤信家的信仰而有此名。唐朝名將李靖本名藥師，藥師是佛教中重要的佛尊。李靖的名字新舊兩《唐書》有一定歧異，《舊唐書》說李靖本名藥師，《新唐書》則說名靖字藥師。藥師與靖并沒有什么關聯，這種搭配十分奇怪。以理度之，大概李靖幼時因家庭宗教信仰之故名藥師，及其長大入仕，在當時佛教文化入名的熱度漸漸消退的背景下，以佛名為名未免有些不妥，故改名為靖。
值得注意的是隋唐女性名字，似乎并無單名的規矩。從隋唐的墓志資料看，有婉嫻、貴女、靜德、大惠、敬親、麗華、玉姿、娥英等等，大多與古時社會對女性的品德要求相應，與男性起名內涵之豐富、用字之多樣不可相提并論。畢竟古時有條件起名的都是官員豪富之家，一般小吏或平民的女兒可能只有一個簡單的稱呼，如大娘、二娘、某某孃的代稱。
隋唐之際雙名大興，雖未完全取代單名，但雙名的用法、內涵和結構上的優勢已與單名并駕齊驅，取單名固然仍有簡潔有力和古雅的意味，雙名同樣也能發揮一樣的功能。

發展到盛唐時期，姓名文化漸趨穩定，南北朝時期興起的胡俗、俚語和宗教色彩濃厚起名方法，在完成它們推進雙名化的歷史功能后，大多漸漸消失了。

無論單名還是雙名，所用字詞都要遵守雅觀、方正、得體，唐至宋輪番流行的姓名用字，大率是仁、彥、義、甫、德等代表美好寓意的字，起名習慣從形式上經歷了從單名為主到單雙并行的巨大進步，論及名字本來的功能，卻又逐漸回歸了。來源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