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內戰，將是空前血腥殘酷的對內十字軍戰爭！

血還未冷，槍聲猶在耳，美國已如臨深淵！

01

一場平民的“國葬”，一出政治極化的大戲

2025年9月21日，亞利桑那州格倫代爾市州立農場體育場。

熱浪炙烤著紅白藍三色涌動的人海，73000個座位無一虛席，場外還聚集著超過十萬民眾。

他們并非前來觀看體育賽事，而是參加一位31歲青年的追悼會——保守派政治活動家查理·柯克。

令人愕然的是，這場追悼會幾乎不見民主黨及自由派代表人物的身影，一場本該凝聚國家的哀悼，變成了單一陣營的政治集會和政治宣誓。

這場追悼會的安保規格堪比總統就職典禮，空域臨時關閉，嚴格安檢，警方配合特勤局部署大批警力。副總統萬斯親自抬棺護送靈柩，總統特朗普發表長達半小時的講話，稱柯克為“美國自由的殉道者”。

這場面充滿了反常與錯位。柯克沒有任何官方頭銜，只是一位“口才出眾、創辦了非營利組織的網紅領袖”，卻享受了國家英雄般的哀榮。特朗普下令全美降半旗致哀，并計劃追授他代表平民最高榮譽的“總統自由勛章”。副總統萬斯夫婦親自乘坐“空軍二號”專機，護送他的靈柩。

在美國歷史上曾經有四十多位總統，恐怕只有領導了南北戰爭，又遇刺身亡的林肯總統，才享受過類似的殊榮。

柯克的追悼會堪稱一場精心編排的政治戲劇。靈柩覆蓋著巨幅星條旗，被六名保守派青年組織成員抬入會場。

特朗普在講話中慷慨激昂：“你以為你殺死了查理·柯克？不，你讓他變得不朽，沒有人會忘記柯克，歷史也不會忘記。” 場下歡呼雷動，紅白藍三色的旗幟揮舞，仿佛一場政治嘉年華而非哀悼儀式。

特朗普在講話中，一再將矛頭指向所謂“激進左派”，聲稱“左派的仇恨言論點燃了火藥桶”，并號召支持者“繼續柯克未竟的使命”。這場持續5小時的追悼會，本質上已成為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集會，哀悼與動員交織。

查理·柯克追悼會成了政治動員的盛宴。福克斯新聞等保守派媒體將儀式塑造成“民族精神和言論自由的捍衛”，而《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自由派媒體，則更多強調其政治動員意味，提醒這是美國社會極化的寫照。

02

螺旋加速的政治極化

柯克遇刺如同一個導火索，徹底撕破了美國左右兩翼之間的最后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斗爭日益表面化公開化以及激烈化。這種撕裂體現在從微觀個體到宏觀國家的各個層面。

微觀個體層面：言論自由淪陷，人人自危。

一場以“哀悼”為名的全國性政治清洗運動幾乎同步展開。共和黨政客和保守派活動人士，聯合建立了一個名為“查理·柯克的謀殺者”的曝光網站，專門搜羅互聯網上對柯克之死進行貶低的言論，并進行舉報。

短短一周時間，該網站收到舉報多達3萬份。

一名政府雇員因為拒絕打印一張紀念柯克的宣傳海報直接被解雇。戰爭部長赫格塞斯親自下令，要求五角大樓徹查并開除所有發表過“不敬言論”的軍人。這場清洗甚至蔓延到了國境之外，美國國務院公開宣布，任何發表不敬言論的外國人，都可能被禁止入境，已經到手的簽證也可能被撤銷。麥卡錫主義的幽靈以更直接、更廣泛的方式重演。

中觀社會層面：輿論場的兩極敘事，左右互恨不斷升級。

保守派將柯克塑造為“殉道者”，強調這是“仇恨導致的政治謀殺”。副總統萬斯在追悼會上的演講，則是典型的基督教圣戰宣言。他稱柯克為 “為真理而戰的殉道者” ，這將柯克的死亡從一樁刑事謀殺案，提升到了屬靈戰爭（Spiritual Warfare）的層面。他將兇手稱為 “被黑暗吞噬的靈魂” 和 “仇恨的奴仆” ，通過這種定義，真正的對手不再是單個的兇手，而是兇手背后那個抽象卻強大的“黑暗”與“仇恨”勢力。

萬斯宣稱 “我們今日聚集，不僅是為哀悼，更是為宣誓：我們絕不會讓黑暗吞噬這個國家為之奮斗的光明。” 這句話是典型的基督教式正邪對立敘事的宣言。它將當前的政治斗爭重新定義為一場悠久的、超越時代的宏大敘事——光明（代表美國傳統價值、基督教文明、自由）與黑暗（代表進步主義、左翼意識形態、非基督教價值）之間的終極決戰。這極大地提升了支持者的道德使命感和斗爭緊迫感。他由此呼吁支持者“繼承查理的遺志”，不僅是繼續其政治事業，更是要加入這場“圣戰”，成為光明陣營的戰士。

自由派方面，除了譴責暴力，部分聲音則強調需警惕極化煽動，認為柯克的言論本身也是引起對抗與分歧的一部分。一些激進的左翼分子，甚至在社交媒體上，嘲笑和慶祝柯克的死，這立即激怒了保守派支持者。雙方在各自的信息繭房里，不斷強化仇恨敘事，將對方稱為“法西斯分子”、“魔鬼”，妥協與對話的空間不復存在。

經歷了初期一段左右互搏之后，嫌犯泰勒·魯濱遜，已經被徹底定性為出身右翼保守派家庭，但是被左派思想深度洗腦的LGBT極端分子（據說還是Furry愛好者）。魯濱遜的殺人動機，也恰恰是出于柯克對于LGBT的攻擊性言論。這一定性，可以說是避開了美國保守右翼內部各種內斗雷區，形成針對美國左翼最大程度的同仇敵愾，建立廣泛的右翼統一戰線。

宏觀國家層面：權力機構的對立，制度信任的崩塌。

追悼會上，出席者幾乎清一色來自共和黨陣營，民主黨及自由派代表人物悉數缺席。在美國傳統中，如果是社會普遍共識的公眾人物去世，通常會出現兩黨政要共同出席儀式、哪怕只是表面演一下，也要傳遞團結的姿態。

這次則干脆演都不演了。這種跨黨派公共悼念場景的缺失，是國家深刻裂痕的最直接證明。特朗普政府借此事件推動自身政治議程，檢方對嫌犯泰勒·魯濱遜提起包括加重謀殺在內的七項重罪指控，并明確表示“將尋求死刑判決”。這一強硬立場與特朗普對嫌犯“激進冷血怪物”的定性形成呼應，共同構建起保守派語境下“對暴力激進行為零容忍”的敘事，為后續推動相關政策鋪墊輿論基礎。

03

歷史的回響：政治謀殺引發的大清洗

當我們回望近百年前蘇聯的"基洛夫遇刺案"引發的大清洗，再審視查理·柯克遇刺后美國的政治亂象，會發現兩者仿佛同一出悲劇的不同版本

——沖突內核與社會撕裂如出一轍，只是演員換了妝容，舞臺變了布景而已。

1934年12月1日，列寧格勒斯莫爾尼宮走廊。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謝爾蓋·米羅諾維奇·基洛夫正在向州委第二書記的辦公室走去。當他在走廊里停下腳步開門時，一顆子彈射中他的脖子，鮮血立刻涌了出來（被槍擊的部位跟查理·柯克一模一樣）。他搖晃一下，轉了半個身子，就一頭栽倒在鑲木地板上。

兇手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是一名失意的基層黨員。這起事件瞬間震驚了整個蘇聯。官方的敘事立即將其定性為一場由"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策劃的、旨在顛覆斯大林領導的恐怖陰謀。基洛夫被迅速塑造為"無產階級的偉大戰士、斯大林同志的親密戰友"，他的遇刺成了"階級敵人愈發猖獗"的血證。

與查理·柯克被刺事件驚人相似：

一個擁有巨大影響力的政治人物，被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以極端暴力方式終結生命；

其死亡立刻被幸存的政治力量捕獲，納入一套早已準備就緒的敘事框架中；

其個人悲劇被迅速轉化為打擊政治對手、動員民眾支持、并證明自身路線正確性的"完美借口"。

基洛夫之死，成了斯大林手中一把開啟地獄之門的鑰匙。此前，黨內雖存在分歧與爭論，但斯大林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老反對派"的斗爭尚在一定規則內進行。刺殺事件，給了斯大林一個絕佳的理由，可以名正言順地打破所有規則。

基洛夫被暗殺的當天，斯大林在沒有經過政治局討論和批準的情況下，對蘇聯刑法作了如下修改：

各司法機關應加速審理被控告犯有策劃或采取恐怖行動的罪行的犯人。偵察恐怖活動案件不得超過十天。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不會考慮這類罪犯要求赦免的申請。判決一經作出，不得上訴，不得赦免。

內務人民委員會應在這類罪犯被判處死刑以后立即予以執行。

以上條文在西方被稱為“基洛夫法”，它的出現為大規模的肅反運動提供了法律依據，歷時四年之久的大肅反運動開始了。

蘇聯肅反運動宣傳畫

斯大林宣稱："必須鏟除一切害人蟲，一個也不放過！"鎮壓的矛頭遠遠超出了所謂的"兇手同謀"。首先是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政治對手被推上審判臺，接著是布哈林、李可夫等"右傾反對派"，最后蔓延至整個黨、政、軍系統，乃至普通的工程師、教師、農民。

一場針對兇手的司法調查，演變成了一場針對整個想象中"敵對階級"的超司法恐怖統治。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獲得了無限權力，告密成為"愛國"的表現，公審大會上的虛假認罪成了標準流程。社會陷入極度的恐懼與相互猜忌之中，人人自危，因為任何人都可能在一夜之間成為"人民的敵人"。

再看柯克之死，雖未立即引發蘇式"清洗"，但同樣引發了美國政治生態的劇烈毒化和制度性暴力。一種"麥卡錫主義2.0"式的氛圍正在迅速形成。

右翼保守派陣營推動建立了公開的"舉報網站"，鼓勵人們揭發身邊任何對柯克之死發表"不敬言論"的人。企業員工因私下言論被解雇，大學教師因拒絕組織紀念活動被停職，外籍人士甚至因社交媒體發言而被吊銷簽證、驅逐出境。聯邦政府高層官員公開支持并推動這種基于政治立場的審查與清洗。司法部對孤身一人的兇手尋求極刑，其政治象征意義遠大于法律意義。

兩者的核心邏輯可謂如出一轍：當局利用悲劇引發的普遍憤怒和恐懼，將政治對手及其同情者（甚至只是立場不堅定者）與兇手進行"道德等同"和"政治綁定"。

在蘇聯，他們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匪幫"的同謀；

在美國，他們是"煽動仇恨、為暴力提供溫床"的"極左翼"。

一旦某人被貼上這樣的標簽，就不再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是"人民公敵"、"國家敵人"，從而被排除在一切法律和道德的保護之外，可以且必須被"徹底肅清"。

大清洗的最終結果，是斯大林個人絕對權威的空前鞏固。所有的潛在對手、甚至只是可能產生獨立思想的干部，都被肉體消滅。黨變成了斯大林意志的完美執行機器，社會活力和社會結構遭到空前破壞。

這種以恐怖維持的"穩定"代價極其慘重：蘇軍中層指揮員在清洗中損失殆盡，為衛國戰爭初期的潰敗埋下伏筆；整個社會的創造力和活力被扼殺；道德體系徹底崩壞，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信任蕩然無存。它用一種毀滅性的方式，暫時壓制了矛盾，卻也為聯盟未來的解體埋下了最深遠的伏筆。

柯克遇刺后的美國，正滑向類似的深淵。

它可能不會重演古拉格的集中營，但一種"冷內戰"（Cold Civil War）狀態已然成形。社會基于政治認同的"部落化"日益加劇，共識基礎崩塌。兩黨及其支持者不再視對方為"忠誠的反對派"，而是"必須被消滅的邪惡存在"。

信任——對政府的信任、對制度的信任、對彼此的信任，已成為美國最稀缺的資源。深刻的社會撕裂使國家治理能力急劇退化，任何重大決策都可能引發憲政危機和街頭政治。國家的凝聚力，正被內部仇恨一點點啃噬殆盡。

政治刺殺從來不是社會矛盾的原因，它通常是社會早已病入膏肓的癥狀，同時又是一劑讓病情極速惡化的猛藥。一個健康、有韌性的社會能夠承受此類沖擊，并通過健全的司法、理性的輿論和包容的政治文化來消化悲劇。而一個早已高度極化、充滿仇恨、缺乏信任的社會，必然有人會貪婪地利用這場悲劇，吹響發動"總決戰"的號角。

刺殺事件是一面鏡子，照見了美國與百年前的蘇聯相同的病癥：無法容忍異見，無法進行妥協，必將內部矛盾轉化為你死我活的敵我斗爭。

當權者或政治領袖們選擇利用恐懼而非尋求治愈，選擇擴大裂痕而非彌合創傷，一聲槍響，便足以讓整個國家滑向誰也無法控制的深淵。

04

內戰陰云下的美國未來

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美國會不會內戰，而是美國的內戰以何種形式爆發，打到什么烈度的問題。可以預言，其慘烈程度將遠超蘇聯大清洗，其下限是英國內戰。

美國的第二次內戰不再像第一次內戰那樣，主要是因為現實利益的矛盾，而是帶有強烈的宗教戰爭屬性，是一場對內的十字軍戰爭。因此它更像十七世紀的英國內戰。中國人通常將英國內戰看做資產階級革命，但在英國它被稱為“清教戰爭“，本質上是一場對內發動的十字軍式的宗教戰爭。圓顱黨（清教徒） 將支持國王的國教徒描繪為“天主教余孽”和“專制幫兇”；而保王派則指責清教徒“踐踏法律”、“勾結外敵”、“破壞傳統”。雙方都認為自己代表上帝和正義，對方則代表邪惡與毀滅。

基于我們對英國內戰總結規律，要分為如下六步：

第一步：失敗的對外干涉戰爭；

第二步：國外出現強大競爭對手；

第三步：精英與底層日益嚴重的利益對立；
第四步：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

第五步：兩黨制的政體機制，使得兩黨為了打擊政敵不惜踐踏政治規則與法律，不斷煽動對立；

第六步：當權者的莽撞行事以及反對派的煽風點火，國家終于突破所有制度防火墻，向著內戰深淵墜落。

目前的美國已經越過第五步，正在向第六步高速前行。具體又會分成如下子步驟：

其一，"法律戰"與制度內斗的加劇。

特朗普必然會操縱國家權力打擊對手，兩黨在司法領域的斗爭將更加激烈，利用法律程序打擊政敵的"法律戰"（Lawfare）成為常態。由于民主黨對特朗普卸任之后無底線的“追殺”，2024年美國大選中，特朗普陣營已經喊出了“這是美國最后一場大選”的口號。按照當下矛盾激化的程度，2028年大選，無論是特朗普連任還是民主黨上臺，都絕無和平移交權力的可能，可能引發遠超2021年國會山事件的嚴重憲政危機，甚至直接點燃內戰烽火。

其二，低烈度內戰與地方性武裝沖突。

隨著查理·柯克之死，兩派極端分子可能都會對方代表人物進行定點清除，并由此形成報復的螺旋升級。美國可能陷入長期"冷內戰"狀態，社會撕裂、信任崩塌、低烈度政治暴力（暗殺、騷亂）頻發。白宮會進一步以治安、反毒品、反非法移民為借口，在民主黨優勢地區派駐武裝力量，彈壓對方勢力。在意識形態極端對立的地區，聯邦與州政府或不同派別地方勢力之間，可能爆發規模有限但激烈的武裝對抗。與此同時，擁有龐大武力且意識形態極端的民間民兵組織，在美國多如牛毛，他們將更加活躍，成為不穩定因素。

其三，內戰的全面爆發。

美國已經基本沒有什么不可突破的制度性防火墻，且沒有任何一方愿意妥協，在到處都是干柴的情況下，可能一點火星都會成為全面內戰的導火索。一個重要人物被殺，一次大型抗議集會，一次州與民兵的武裝沖突，甚至一次股市暴跌，都有可能導致沿著意識形態和地域界線分裂，爆發大規模、有組織的武裝沖突，并將越來越多的州卷入其中，最終成為美國的全面內戰。

由于帶有宗教戰爭的屬性，雙方都會帶有“圣戰者的狂熱”，美國第二次內戰的血腥程度，將遠超第一次，約等于現代武器加持下的十字軍戰爭。損失人口將達到總人口的10%（相當于英國內戰）到60%（相當于三十年戰爭）。

查理·柯克的葬禮，不是矛盾的終結，而是更深刻危機的開始。當一個民族選擇了仇恨而非理性，選擇了清除而非共處，那么，通往內戰深淵的大門，便已隆隆開啟。前方等待的，絕非誰的勝利，而是所有人共同的悲劇。

當雪崩真的發生那天，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這不僅是美國的困境，也是給全世界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