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縣中，我們如何失去朋友

開學后的分班通知來得突然，但也不意外——這所位于東部的寄宿制縣中，在剛剛過去的一個學年，學生們已經(jīng)分了三次班。校領導堅信，頻繁分班能夠激發(fā)學生的競爭意識，好學生，得去好班，配好老師。

這樣的洗牌，在高中三年，至少會上演九次。

分班意味著換教室、換宿舍、換老師。更意味著，學生們很難再交到朋友——我們通常在大學語境中討論“原子化”，但頻繁分班，正在讓縣中學生提前進入原子化狀態(tài)。

蘇明是這所縣中的老師。她是本地人，在她的印象里，只有成績差的小孩，才會上這所高中。而真正到這所學校當老師后，她發(fā)現(xiàn)，這個排名倒數(shù)的縣中竟然有著極其嚴格的應試教育和層出不窮的管理手段。其中，她難接受的就是分班。

在社交媒體中，她偶爾提到了分班那天夜里，孩子們的哭聲。

正是這條動態(tài)，讓我找到了她。后續(xù)的數(shù)次采訪中，蘇明以極為開放的態(tài)度，向我展示了一所學校會極盡何種可能提高過線率（指考生成績達到本科批次最低控制分數(shù)線的人數(shù)占高考總人數(shù)的比例）；如何進行瘋狂分班、S形分組；如何批量培養(yǎng)藝術生，而這些政策又如何作用在那些高考最高分不超過600分的學生身上。

她還給我介紹了她的兩個學生小詩和崔敬，建議我和他們聊聊。

于是我們聊到了朋友、分班、考試，以及夢想。小詩17歲，她告訴我，17歲已經(jīng)不是能夠談論夢想的年紀了，“夢想是個非常可笑的說法”，而她只想找個好工作。崔敬則說自己沒有朋友，他“覺得他們虛偽”，是“一幫子low貨”。至于學習，他說那是傻子的比賽。于是，他高一沒讀完就退了學。

“現(xiàn)在讀書真的有用嗎？”他反問我。

小詩和崔敬當然不能代表所有高中生，甚至也代表不了所有縣中學生。根據(jù)公開資料，2025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shù)1335萬，本科過線人數(shù)約514萬，過線率約為39%。按照目前成績，這所縣中的學生所能代表的，更多是剩下的61%。

我們的社會敘事以及公共討論，通常以“能上本科的高中生”為主角——他們面臨的升學壓力、高考故事成為整個高中生群體的“標準形象”。而人數(shù)更多的61%，則在這個敘事體系中成了“沉默的大多數(shù)”。

頻繁分班和沒有朋友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么？成績靠后的孩子，擁有怎樣的夢想？一所升學率不高的縣中，究竟該培養(yǎng)怎樣的學生？

——這正是這次記錄的初衷。我們試圖抵達那61%的現(xiàn)場。這不僅關乎教育公平，也關乎如何理解“成長”的真正維度。

分班

“不要走漏風聲，不要給學生看名單，晚自習直接廣播分班。”

這是校領導的分班策略，快刀斬亂麻，免得學生鬧。一次分班，蘇明直到晚自習前才拿到名單，她原有的四個班被打散成了兩個重點班、兩個普通班。領導讓蘇明負責其中一個重點班，并給了她兩份名單，可以隨機抽取決定教哪個班。

按照計劃，接下來的四節(jié)晚自習，第一節(jié)下通知，第四節(jié)之前換好；第二天換宿舍。

但情況沒有這么順利。兩個帶普通班的老師不滿意這個安排，提前公開了名單。于是學生們蜂擁而至，到辦公室找老師核實信息，蘇明夾在書里的名單被翻了出來。

不滿的情緒開始發(fā)酵。

這也難怪。高一開學時，學生們剛按照學習英語、俄語、日語分了班，誰都沒想到期中考試后又要分一次。而這次分班，僅僅是一個開始。按照領導的意思，高中三年，至少要分九次班——不僅換教室，還要換宿舍，更要換老師，全面競爭。也就是說，不只是學生需要通過成績來競爭，老師也要加入。

教務老師、生活老師、年級主任、班主任都參與進來做分班動員。有的老師很生氣，認為學生們適應性太差，分班又不代表以后再也不見了，犯不著這么鬧。

動員雷厲風行。僅用了一節(jié)晚自習，桌椅板凳全部歸位，迎來新學生和新班主任。蘇明深呼吸，準備走進她的新班級。一名男生卻堅持不進班，他要求回到原班級。幾番周折，面對一群陌生又充滿敵意的面孔，蘇明磕磕絆絆地結束了這一課。

那個晚上，學生們遲遲不愿入睡，通過不熄燈表示反抗——那是他們所能做的，最微小的反抗。蘇明去宿舍轉了一圈，女生們幾乎都在哭，沒人睡著。有個小女孩叫住她，讓她晚點兒走，看著她入睡。

離開學生宿舍，蘇明也偷著抹眼淚，“對住校的孩子們來說，學校已經(jīng)是他們生活的全部。他們的世界只有這么小。”

/紀錄片《高考》影像資料截圖。/

那個死活不肯進班的學生，最后拉著蘇明和原班主任去找領導磨了很久，保證一定不掉出前50名，終于得償所愿回了原班。但一個學期后，這名學生和原班主任就再次被拆散。

其他學生的反抗沒那么激烈。有個很聰明的學生——蘇明很珍惜他的才能，在他上課睡覺的時候總會提醒——雖然順從了分班，但每次考試前，總會挑釁蘇明，“老師，這次考好之后，我能自己選到哪一個班去嗎？”

還有些學生明面上順從，但背地里做了很多功課。

蘇明后來從同事口中聽說，她班里的一個學生，為了調回原來的班級，寧愿從重點班轉到普通班，甚至為此找年級主任下跪。但年級主任說，不能再開這個口子。還有一群學生，為了回原班，聯(lián)合起來找到年級主任。后者承諾，只要你們考進了前50就可以。

蘇明心里捏了把汗，她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剛分班后的學生往往很難管理，“原住民”和外來的同學矛盾不斷。有的老師也會更偏愛自己熟悉的學生，上課、排位置都會優(yōu)先照顧。新同學對此充滿怨氣。

蘇明幾次提到“凝聚力”。“班級凝聚力形成后，一切都會變得順利。”她說，但分班粉碎了這一切。學生們沒有了班級歸屬感，也沒有了集體的概念，沒人愿意當班委，也沒人想為班級的清潔負責。學校每周搞流動紅旗制度，以前，學生們會自發(fā)努力，想要替班里爭個流動紅旗回來，“現(xiàn)在有這種想法的只有老師一個人，學生根本不在乎。”

但即便班里有矛盾也是暫時的，如此密集的打亂重組只會導致老師不斷教到新的學生，學生不斷認識新的同學，“原始”“外來”已經(jīng)無從定義。

又一次分班后，學生們變得麻木。他們逐漸不再投入感情，畢竟一切都是流動的，一個學期下來，可能連自己班的同學都認不全。

之前每到教師節(jié)，蘇明和同事還會收到學生送的賀卡，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少了。學生們不奢求老師能陪自己多久——或出于更現(xiàn)實的考量，或出于一種保護心態(tài)，他們自動變成人機模式。

蘇明明顯感覺到，學生們開始用一種更娛樂的方式消解分班帶來的焦慮和恐懼，比如猜測下學期的班級構成。而她所能做的，是在每次排座位時盡量照顧到所有學生，因為他們總是很排斥和陌生的同學坐到一起。

只有少部分重點班的學生會在意分班。驅動他們的，很少是對成績本身的渴望，更多是出于不愿離開已經(jīng)熟悉的環(huán)境和同伴——他們好不容易才適應了這個班。蘇明觀察到，隨著成績格局逐漸固化，分班到后期其實已難帶來顯著改變，“好的更好，差的更差”。

可學校似乎找不到更有效的管理方式，只能任由這套機制繼續(xù)運轉。

蘇明也想過，如果讓自己找一個更好的方案去提升學生成績，除了分班，她似乎也想不到更多。她還記得分班前，自己帶的那個班——好壞參半，蘇明覺得，那種情況對學習自覺的學生來說其實挺痛苦的。一次，她從某個班級門口路過，里面正放著英語聽力，但幾乎所有人都在講話，完全聽不到音頻聲，個別幾個想學習的孩子，只能把耳朵堵起來背單詞。

“換作是我，也頂多是在分班前把人文關懷做足一點兒，盡量不對學生造成斷崖式傷害。”

過線率

在縣里，這種頻繁分班的高中不在少數(shù)。

“除了最好的兩所中學，其他都這樣。”蘇明告訴我，她所在的學校分班頻率算低的，“我的一個朋友說，他們一個學期分了四次班。”通過分班來激化學生競爭意識的策略，是他們這種生源較差的高中為了“過線率”的保命手段。

這種分班頗具實驗氣質。分班的依據(jù)、頻率隨時調整，沒有確定的流程，唯一恒定的標準是考試成績。針對較差的生源，這種策略更像是一種純折磨。至少在蘇明看來，這對大部分學生是沒有激勵作用的。

校領導之所以要求過線率，是因為這直接關系到學校的排名和聲譽——過線的學生越多，之后的生源就會越好。但蘇明覺得，這種期望本身就近乎悖論，“你一直拿到的就是最差的生源，怎么可能在高考的時候突然超過那些從一開始就領先的學校呢？”

分管校長也說過，現(xiàn)在的制度是違背自然規(guī)律的，因為按照這些學生的入學成績，根本就不可能考上大學。但是沒辦法，別的學校都在卷。

“卷”的壓力，滲透到管理的每一個縫隙。例如，學校不允許學生在早自習開始前和結束后的十分鐘內上廁所。之所以有這個規(guī)定，是因為曾有班主任一整節(jié)早自習找不到人，最后發(fā)現(xiàn)男生在廁所里睡著了。

廁所隔間沒有門，同樣是這種管控邏輯的延伸。蘇明一度覺得不適，但后來也想通了：有門反而更麻煩，之前有學生躲在里面抽煙——學生們大多沒錢，常常三五人分吸一根煙。如果廁所有了門，倒是保護了學生們的隱私，但是會加大管理難度。

比起學生，老師們更容易進入競爭狀態(tài)。

入校時，學校領導按照中考成績對學生進行了S形分組，比如a組有第一名和第三名，那b組就有第二名和第四名。所有老師和校領導也自動被劃分為兩個陣營，每次考試都是一場比賽。

蘇明所在的b組隱約覺得這個S形分組并不那么公平，因為沒有一次考試他們贏過。

到最后，b組的分管領導偷偷告訴打印店老板，讓把a組的資料都給他留一份。期末考試時，為了防止a組用同樣手段拿到b組的卷子，領導讓打印店老板把卷子開頭的“高一年級期末考試”改成了“高二”。

兩個組的老師也在這樣的氛圍中各自為營，基本不在一起吃飯聊天。每到期中、期末考試有同學請假，年級主任只會問一個問題，他/她成績好嗎？會不會影響我們的過線率？

除了分班，這所縣中還常用另外兩種手段提升升學率——學外語和學藝術，也就是領導常說的“兩條腿走路”。

/紀錄片《高考》影像資料截圖。/

蘇明的大部分學生沒有接受過良好的九年義務教育。尤其是英語，相當于小學水平直面高中英語，有些人連“get”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學校因此鼓勵他們選擇俄語或日語——這對學生來說難度更小，因為是從頭教起。而學校也會集體動員，宣傳這些語種的好處。簡單來說，選了除英語之外的語種，就能進重點班。

接下來是文理分科。雖然已經(jīng)實施新高考政策，但是文科、理科的叫法依然通用。在這所學校，只要選了物理，就能被稱為“理科生”。而只有成績最好的學生有資格選擇理科，所以一個年級只有一個理科班。

純“物理化”的組合是不存在的，一是因為師資不夠，二是為了通過排列組合避開高分考生——物理化由于聚集了高分考生，分數(shù)線水漲船高。而對文科生，卻僅有“政史地”的選擇。

我問蘇明，難道文科生不用避開高分段考生嗎？蘇明說，他們到最后都會成為藝術生。

這一策略的具體操作是：高一頻繁分班后，學校將有望憑文化課考上大學的學生集中到一個班，其余班級則幾乎全部定位為藝術生的儲備力量。進入高二，便會大規(guī)模動員學生轉向藝術專業(yè)。

導致的結果是，一所500人的高中，其中400人是藝術生。

用蘇明的話說，這是一種“打包出售”——學校和藝考機構合作，薄利多銷。比如美術培訓機構，如果在外面招生，可能只能收到一二十個學生，但和學校合作，一口氣就能收到一兩百個學生，并且還不要求考名校，只是要過線。

老師們在辦公室偶爾聊天時也會說起，一個學生如果既學俄語又學藝術，上的還是民辦三本，你說他以后能去干什么？批量制造出一些勉強過線的學生，他們的未來在哪里？

朋友

頻繁分班與過線率的雙重壓力下，一種曾經(jīng)在校園里非常流行的說法——“x班的某某”，徹底失去了意義。畢竟在這所學校，“上周還在一班，下周可能就去十八班”。

對學生們來說，班級的劃分只有兩種，好班和差班。于是所有人變成了二元歸屬，只有差班的某某和好班的某某。

小詩開學上高二。她原本在好班，一次考試失誤，所在的班被整體降為差班，績優(yōu)生被抽走。小詩得到消息時崩潰了，感覺自己成了“廢人”。她打電話給父母，說不想讀書了。

作為“原住民”，她一時無法適應差班的環(huán)境——周圍的同學不學習，也看不慣她學習，說她是“卷王”。她總覺得自己和新來的同學之間隔著一道可悲的墻，聽到那些人抱怨這個班有多不好，對原班級有著深厚感情的她一下子哭了出來。

和新同學的隔膜隨著相處時間的變長，慢慢減少。但小詩已經(jīng)沒有興趣去認識這些新同學了，對于交到朋友則更是不抱任何希望，她只求不要和別人起沖突。而她更迫切的訴求是，爭取在下一次分班時去更好的班級。

崔敬則根本沒有朋友，他是典型的差生，卻很受老師喜歡，“聰明但不愛學習”是大多數(shù)老師對他的印象。崔敬總覺得同學“虛偽”，“一幫子low貨”——用他的話說，成績差的沒腦子，一天到晚只知道玩手機打游戲；成績好的像木頭，走在路上打招呼都不理。他一有空就去辦公室找老師玩，整個辦公室的老師“都被他拿下了”。

但在這種環(huán)境中不被影響是很難的，盡管他說自己不在乎學習，然而見到好班的同學，也會覺得低人一等。

/頻繁分班，讓很多學生沒有安全感。江瑜 攝/

上學期崔敬退學了，因為他想不明白學習的意義，覺得自己不適合學習，也不適應頻繁分班。他也想過，如果不分班的話，也許會交到幾個好朋友，學校的生活也不至于那么無趣。

退學前，崔敬只經(jīng)歷了兩次分班，但他始終無法適應。不斷和新的人認識，意味著需要不斷社交，這讓他沒有安全感。即使到不了發(fā)展友誼的地步，他也覺得熟悉的人更好，尤其是舍友。他很怕隨機“刷”到不愛干凈的舍友，而且突然之間“和一堆陌生人在一個屋子里”，讓他感覺很怪。

“他們太理想化了。”崔敬揣測學校分班的意圖，可能是想讓學生鼓足干勁回到原來的班。但分班意味著重新的排列組合，就算再怎么學，也不可能回到一開始的原班人馬。

退學后，班上的同學發(fā)來消息，“你真的不上了？”他說真的。

同學說，別呀，我們會想你的。

崔敬回復，想我干嗎？我們是什么很好的朋友嗎？

對周圍人的不信任成了這群高中生共同的底色。

小詩害怕別人不喜歡自己原本的班級，也不敢當學習委員，害怕被“蛐蛐”成績差。崔敬作為外來者，總覺得自己破壞了原本班級的和諧。他一度被任命為班長，但他不敢管同學，怕被人在背后罵。他總感覺所有人的眼睛都看向他，時常擔心自己是不是煩到了其他人。

朋友的問題，蘇明思考過。她覺得他們沒有朋友的原因，是不想認識，也沒機會認識。她時常想起自己高中階段，學校會組織很多集體活動，比如合唱或者朗誦。但現(xiàn)在這種活動很少，即便有，也只是幾個人參賽。

除了那些帥得很突出、美得很突出或者成績很突出的學生，會被更多人看到外，絕大多數(shù)人只是沉默著，和固定的幾個朋友玩，組成一起吃飯的搭子。

我問過蘇明，有沒有特別適應分班的孩子？

她說有。有個孩子覺得分班特別好，沒分夠，因為班級里有些“壞分子”還沒被清除出去，不利于學習氛圍，最好全班都是績優(yōu)生。

她頓了一下又說，這孩子不會跟你聊的，他拒絕一切無效社交，聊天浪費他的學習時間。

而我想找的就是這樣一個模范學生。我想知道一個符合學校各種標準，被這些規(guī)則培養(yǎng)出來的孩子長成什么樣，于是從蘇明口中，我勾勒出了韓智的輪廓——

他從不和同學閑聊，也從不出去玩。幾乎全部時間都用來學習。之前有幾個相熟的同學對他的評價是，素質有待提高。韓智說過，自己根本沒有和別人深交的欲望，浪費時間也浪費感情，集體活動對于他來說是一種負累，他覺得太沒意義了。他甚至會逃避大掃除之類的勞動。他覺得周圍人都是不可信的，私下里，他告訴蘇明，比起同學甚至更信任她。他似乎和所有人都能相處得不錯，但沒有人能對他有進一步了解。

蘇明對他的了解也有限。除了日常少有的接觸外，她只知道韓智的目標是考上985、211，并不是某所具體的學校，這些數(shù)字就像串口號，從他嘴里順了出來。

好大學，好工作

蘇明記得，隔壁班有個學生問過政治老師，上大學有什么意義？

老師回答，你先考上大學再說。

好像所有問題的答案都變成了同一個——先考上大學再說。

然而這是一所沒有幾個人能考上大學的高中。所以學生們更加迫切地想要知道，考大學是為了什么？找好工作嗎？考不上怎么辦？人生的意義在哪里？

沒有答案。

比起朋友，小詩更在乎能不能找到好工作。她經(jīng)常在網(wǎng)上刷到，很多研究生、本科生都找不到工作。“這個社會上馬上就會有越來越多的高級知識分子。”她開始焦慮，更何況像她一樣成績一般的、這個學校畢業(yè)的人。她為此焦慮到三節(jié)課都寫不進去作業(yè)。

你以后想干什么——這是她和很多同學對話的開場白。

能回答上來的沒有幾個。小詩覺得，以自己的成績很可能考不上本科，即便考上了，出來也無法找到體面的工作。

你都知道哪些工作？我問小詩。

她掰著手指頭數(shù)，公務員、老師、醫(yī)生，還有擺攤兒的。這都是她肉眼可及的工作，學校的老師不會告訴他們還有哪些看不見的職業(yè)。蘇明偷偷告訴我，其實這群孩子還知道一個職業(yè)，就是網(wǎng)紅，他們學校已經(jīng)出過好幾個小網(wǎng)紅了。

小詩成績其實還不錯。最近一次分班中，她進了好班。這讓她稍微多了些信心。

她想著，也許可以先考個“好一點兒”的大學，盡量不要走單招。至于哪所大學、什么專業(yè)，她都沒要求。因為老師和家長只是讓他們考大學，沒說具體考什么專業(yè)，以后干什么。

我問小詩，對于大學的想象是什么。小詩說，非常美好——可以帶手機、點外賣、不用早起。朋友依然不在考慮的范圍內，因為大學同學來自天南海北，難有共同語言。再加上她看過很多涉及大學宿舍矛盾的短視頻，對于交到好朋友不抱任何希望。

崔敬則還是篤定地認為自己不適合學習。他在初三那年就想過，學這些東西，以后真的用得到嗎？萬一考不上高中，上完職高出來，又有什么用？在他看來，學校里學的東西，只有考了“好大學”，找到“好工作”才能用得上。而他一開始就不在這個賽道里。

在高中，崔敬不想學習，但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老師勸他不要退學，實在不行就休學，到時候來考試就行了，“在學校里待著不好嗎？玩兒也行，談戀愛也行啊。”

崔敬拒絕了，說沒意思。他覺得在現(xiàn)在這個年代，還講學習是唯一出路，太滯后了。退學后，他嘗試了許多職業(yè)，當過HR、保安，還在燒烤店、咖啡店和甜品店打過工。

/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中的場景。/

那段時間，他切身感受到學歷貶值了。做HR期間，他手里過了不知多少本科畢業(yè)生的簡歷——他們中的很多人難以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而決定他們能否通過面試的，卻是一個高中都沒畢業(yè)的未成年人。

當然，崔敬也很快因為未滿18歲而被開除了。

崔敬覺得，在這所縣中，根本沒有人真的相信學校說的，如果不學習就會怎樣，因為他們本來就不學。小詩也意識到，其實很多同學完全不焦慮，因為他們已經(jīng)想好畢業(yè)后進哪個廠了。

作為老師，蘇明會困惑，尤其是面對這群不愛學習的學生。究竟要怎么備課？他們似乎什么都不愿意聽，但不認真去教，又會面臨績效考核的壓力。

蘇明其實很認同校領導說的那句話，“得給他們找點事做，不然他們就會自己找事情做”。可現(xiàn)實是，并沒有人真正為他們組織什么活動——學校里只有名頭上的社團，因為要申請評獎，但沒有任何社團活動，沒有集體項目，甚至連運動會的頒獎儀式都被省略。整個校園管理顯得如此混亂，許多事就這樣不明不白地開始，又不了了之地結束。

她只能一再告訴學生，社會和你們想象的不一樣，很多事情無法實現(xiàn)，但不要選擇放棄。

夢想

小詩向我描述過她的職業(yè)規(guī)劃：她原本想在剛過去的這個暑假學跳舞，高二做藝術生，以后當舞蹈老師。因為小時候學過跳舞，她覺得自己還算有點天分。但最近一次，媽媽帶她去了藝考機構，老師說，孩子太久沒跳舞了，藝考夠嗆。

當被問及是否還會繼續(xù)堅持，小詩沉默了一會兒，“我現(xiàn)在17歲，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已經(jīng)沒辦法像小時候那樣，別人說我不行，還偏要證明自己可以。”

她停頓了一下，又補充，如果我連找工作都困難的話，那更別說不切實際的暢想了。

她用“不切實際的暢想”來代替更常用的“夢想”一詞。對她來說，“夢想”太過奢侈，甚至羞于啟齒，說出來幼稚又可笑。

這種認知從初二就開始了。小詩記得，當她對外界有了越來越多的感知后，也就有了“自知之明”，“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同樣的小縣城，我的夢想根本實現(xiàn)不了。”

如果成績很好的話，配有夢想嗎？她想了想說，那是可以有的。

小詩有個成績很好的朋友，也是唯一能回答出來“以后想干什么”的人，她說自己想當公務員。對于朋友的夢想，小詩并不意外，“估計成績好的理科生一半都想考公務員。”

為什么是理科生？我很奇怪。

“公務員不都是理科生嗎？”小詩也詫異了。從來沒有人告訴她公務員是文科還是理科考的，但既然別人都說這是好職業(yè)，她就下意識地認為好職業(yè)只屬于理科生。

比起夢想，崔敬更喜歡用“目標”這個詞。他說，世界上只有兩種人有夢想，一種是窮鬼，一種是成績好的——前者純粹是窮瘋了，后者的夢想是“考清華北大”。

崔敬不知道成績差的人可以有什么樣的夢想。

他向我抱怨，說曾經(jīng)和爸媽提起過想當保安，他們說，你要好好學習考個好大學，然后當個好保安；說想當兵，他們說，那你也要好好學習考上個本科再去當兵；說想當消防員，他們就說，憑什么你覺得你會被選上呢？“我就奇了怪了，我這么差的成績?yōu)槭裁此麄兿嘈盼夷芸忌洗髮W，不相信我能當消防員呢？”

這讓他產生了條件反射，所有夢想都必須經(jīng)過考大學實現(xiàn)，于是他成了只有目標沒有夢想的人。他給自己制定了“一五計劃”——五年之內，要去三個城市打工，為后續(xù)的創(chuàng)業(yè)目標打下基礎。

隔壁班有個“夢想墻”，蘇明去參觀過。“很恐怖”，她說，所有學生的夢想都是“分數(shù)+院校”。整個學校里最鼓勵學生空想、幻想、夢想的，是作風老派的年級主任，他如同打了雞血一般鼓勵所有有志于考985、211的同學，告訴他們，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但蘇明和同事們都知道，這所學校裸分能達到的巔峰，就是雙非院校。其實年級主任比他們心里更清楚，985、211是不可能的。

但那一刻，他只能當一個造夢家。

（為保護隱私，本文所涉采訪對象均為化名）

運營 / 楊蒲陽 校對 / 李寶芳 美術設計 / uncle瑪麗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冷杉RECORD】， 關注冷杉RECORD， 看見時代洪流中人與社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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