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兒數量，已低于抗日時期

點擊上方“特例的貓”，關注公眾號，了解更多精彩內容??！

在對比當下與歷史的數據時，我們常會遇到一些看似矛盾、極具沖擊力的數字。

比如近期引發廣泛討論的“新生兒數量，已低于抗戰時期”。

首先要承認，這個數據是真的。

從2021年開始，輿論就注意到，當年新生人口1062萬，接近抗戰時期的出生數量。

抗戰最艱難的1939年，出生人口為757萬，此后都在850萬以上。

到了抗戰形勢好轉的1944年，新生兒數量更是高達是971萬。

21年以后的新生兒數量，大家也都看到了，相比1944年的971萬，當前的新生兒數據……

數據是冰冷的事實，但怎么比較卻大有學問。

如果脫離具體的歷史語境與社會土壤，將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簡單并列，會推導出片面甚至完全錯誤的結論，掩埋了數據背后的真相。

所以我們要穿越數字表層，去探詢生育行為背后，那無聲卻磅礴的時代敘事。

抗戰時期什么樣？那是一個山河破碎、人命如草芥的極端年代。

日寇鐵蹄肆虐，華夏大地烽火連天，驚人的出生率其背后，是與之匹配甚至更高的死亡率。

戰亂、饑荒、瘟疫……各種極端不幸與痛苦，構成了那個時代普通人日常生活。

在這種朝不保夕、家族香火隨時可能斷絕的巨大恐慌籠罩下，人們被迫以一種近乎悲壯的本能來應對。

盡可能多地生育，以數量的增加來對沖命運的殘酷收割，期待總能有子嗣在戰火中幸存，延續血脈。

這種高出生率，絕非繁榮昌盛的象征！

是民眾在絕望中的掙扎，是深陷泥潭時的無奈之舉，浸滿了那個時代的苦澀。

若有選擇，任何父母都不想讓自己的孩子，降生在一個充斥著空襲、逃難與饑餓的世界。

他們最大的祈愿，不過是子女能平安長大，免于流離與恐懼。

拿特殊危局下的生存策略作標尺，來衡量今日和平年代的生育選擇，在邏輯上就缺乏可比性，更沒有對歷史苦難的基本敬畏。

與戰亂年代的被迫“多生”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下社會生育率下降。

不是老貓搞宏大敘事唱贊歌，生育率降低是工業化的必然現象，全世界主要的幾個工業化國家，都是這么過來的。

相比過去，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物質相對豐裕、社會總體安定、個體意識覺醒的文明階段。

物質文明從根本上，決定了精神文明的形態。

當人們徹底擺脫了生存的絕對壓力，從“吃飽飯”的基本訴求中解脫出來后，其追求必然向著更高層級邁進。

對個人價值的實現、對生活品質的講究、對精神世界的探索，以及對子女教育質量的極致關注。

大家不想做耗材，不想做韭菜，想好好活一回，更不想子女做耗材做韭菜，想他們好好活一回！

現代人奮斗的核心目標之一，便是讓下一代不再重復自己艱辛，能站在一個更高的起點上，享有更廣闊的選擇權和更豐盈的人生體驗。

這是一種文明的躍升，是奮斗意義的體現，而生育決策的邏輯，也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它從基于家族存續、勞動力補充的必然選擇，演變為一個綜合考量個人幸福、家庭資源、職業發展與子女未來前景的精密權衡。

生養一個孩子，在今日意味著巨大的經濟投入（教育、住房、醫療）、漫長的時間付出，極高的機會成本。

當年輕人審視自身，看到的是高昂的生活壓力、激烈的職場競爭，以及對個人生活品質的合理追求。

他們對“生育”這份沉重的責任，自然會變得更為審慎。

他們并非不愛孩子，恰恰是因為太愛，才希望提供能力范圍內最好的一切，不愿其“像自己一樣受罪”。

如果無法確保這一點，許多人的選擇便是寧缺毋濫。

這種“重質而非重量”的生育觀，是社會進步到特定階段的必然產物，是全球發達社會的共同趨勢、

其背后是高度的責任意識，而非簡單的逃避。

當然，從宏觀的社會管理與經濟發展角度而言，肯非常痛恨這些年輕人的“覺醒”。

維持一定的人口規模，特別是合理的年齡結構，對國家至關重要。

勞動力“紅利”的消退、老齡化社會的壓力，都是真實且嚴峻的挑戰。

因此這些年開始鼓勵生育、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

但鼓勵年輕人生育，和理解年輕人選擇，兩者不應該矛盾，這是兩個不同維度的的問題，否則時代談何進步？

賈貴：時代沒進步，你要拼命生育，時代進步了，你還要拼命生育，那時代，不他媽白進步了？

時代：我滴，白進步滴，你滴，買單滴！

我們不能用宏觀的戰略需求，去否定微觀個體在當下環境中，所做出的符合其自身利益，符合價值觀的合理選擇。

因此“新生兒數量，低于抗戰時期”這組數據，不應該成為嘲諷這個時代的借口。

數據的對比分析，唯有置于具體的語境中才有意義。

我們更應看到，從“被迫多生”到“主動優生”，這其間的變化叫人欣喜。

因為這是一段從生存到生活、從苦難到安寧、從“集體本能”到“個體抉擇”的波瀾壯闊的文明進程。

這個時代遠非完美，它有其它的焦慮與困境。

但相比于戰火中掙扎求存的前輩，我們今日所擁有的一切——和平、安全、富足以及選擇的權利——已是他們夢中都不敢奢求的天堂。

我們哀悼過去，是為了珍惜現在。

我們討論數據，是為了看清真相。

生育率的下降，不是一個需要被簡單批判的結局，而是一個需要我們共同理解和應對的、屬于這個文明富裕時代的新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