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爾豐晚年的成就與悲劇

1911年12月22日凌晨, 成都皇城明月樓前燈火通明, 人聲鼎沸。前清四川總督趙爾豐被處以死刑, 當黎明到來的時候, 成都這座古老的城市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 人們迎著東方的曙光, 開始為新的一天的生計而忙碌, 而趙爾豐的生命和昔日的輝煌在這個不眠之夜劃上了句號。

經略川邊, 走向人生顛峰

趙爾豐 (1845—1911) , 字季和, 祖籍山東蓬萊, 先世為漢軍正藍旗。清光緒元年 (1875) 任譽錄, 后任山西靜樂、永濟、洪洞縣知縣。光緒二十四年 (1898) 得山西按察使錫良保薦, 任河東河道監事同知。光緒二十六年 (1900) 八國聯軍入侵北京, 錫良調趙爾豐掌東路防軍營務處。由于他抗擊覬覦山西的八國聯軍“措置合宜”, 多次力抗法軍挑釁, 并抵制朝中大臣命令撤軍的壓力, 深得錫良器重。光緒二十九年 (1903) , 錫良調任川督, 趙爾豐隨之入川, 先后任川漢鐵路督辦、永寧道道員、建昌道道員。光緒三十一年二月 (1905年3月) , 發生駐藏幫辦大臣鳳全一行50余人被殺的巴塘事件。朝廷極為震怒, 依四川總督錫良、成都將軍綽哈布之議, 派四川提督馬維琪、建昌道員趙爾豐會同剿辦。事件平息后, 馬維琪回川, 趙爾豐留川邊督辦善后。

光緒三十二年 (1906) 七月, 清政府以“四川、云南兩省毗鄰西藏, 邊務至為緊要”, 決定設立相當于省級建制的川滇邊特別行政區, 時年61歲的趙爾豐經錫良專折密保, 由朝廷賞給侍郎銜, 加武勇巴圖魯號, 授川滇邊務大臣之職。趙爾豐與川督錫良、滇督丁振鐸議定川滇邊務大臣轄區東起打箭爐, 西至達丹山, 南抵云南維西、中甸, 北至青海玉樹, 并奏準從重慶、江漢、又江海關撥銀100萬兩作為邊務開辦經費, 每年由四川撥銀46萬兩作為行政經費。

面對鴉片戰爭以來英國、法國和沙皇俄國相繼入侵, 西藏危如累卵的局面, 趙爾豐臨危受命, 大刀闊斧地廢除土司制度, 改設流官管理 (史稱“改土歸流”) , 以圖穩定川邊, 進而挽救西藏危局。

土司制度是歷史的產物

據《四川通志》記載, 五代孟蜀時期即有長河西、魚通、寧遠三個安撫司之設, 這是川邊實施土司制度的開端。元代在川邊藏區普遍實行“土官制土民”的土司制度, 至元二十五年 (1288) , 朝廷設置“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 所轄朵思麻、朵甘思、朵思甘等宣慰司都元帥府, 轄區包括今康東、康北和康南大部分地區。明朝實行“多封眾建”的土司政策, 于洪武年間設朵甘衛行都指揮司, 管理川邊藏區, 下轄若干宣慰司、招討司、長官司、萬戶府、千戶所。清代仍然實行土司制度, 到嘉慶年間, 朝廷在今甘孜藏區分封土司122員, 由兵部發給印信號紙 (土百戶只發號紙) 。其中尤以康北德格宣慰司、康東明正宣慰司、康南理塘宣撫司和巴塘宣撫司勢力最大, 控制著整個川邊藏區, 習慣上稱為四大土司。

土司是轄區內的最高統治者, 為朝廷敕封的世襲農奴主;土司之下設有頭人會議, 如德格土司之下由四個涅巴分管轄區內的行政、經濟、軍事、對外聯絡等事務。明正土司則在土司衙門之外建立了13家鍋莊作為它的管理機構。后來隨著轄區的擴大, 明正土司的鍋莊發展到48家, 除履行行政管理職能外, 還參與商業貿易活動。

政教合一制度是藏區土司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 一些大的寺廟派上層喇嘛參與土司頭人的政權機構, 土司頭人也派自己的親屬或親信入寺為僧, 參與寺廟管理。遇有重大事件, 由土司頭人或寺廟上層喇嘛主持召開聯席會議, 作出決策。

習慣法是康區土司制度下法律的基本特點。唯一例外的是德格土司頒發的民事、刑事混合的成文法, 我們姑且把它叫做十三條禁令。無論是習慣法還是成文法, 其刑罰都有死刑、肉刑、抄沒家產、除籍、罰款、囚禁等, 執行死刑的方式更是花樣百出, 比如將人捆入濕牛皮袋中活活悶死, 用刀活剝人皮, 讓其活活痛死。有一種死刑叫游腸子, 就是將人直腸用刀切割開后抽出, 套在扳彎的樹梢上, 然后放手, 借樹的彈力將人的腸子拉出體外, 活活痛死。還有活埋、剖腹、挖心、將人剁成肉醬等酷刑, 殘暴之至, 駭人聽聞。

歷代封建王朝在川邊藏區實施土司制度, 歸根到底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決定的。元朝實現了中國的統一, 其勢力范圍甚至到達了今天的伊拉克、伊朗、匈牙利、烏克蘭、俄羅斯等地。如果說軍事征服對于驃悍的蒙古游牧民族來說還能得心應手的話, 那么, 要對如此廣大的占領地實施有效管理就顯得力不從心了。因此, 在廣袤的少數民族地區實行“土官制土民”的土司政策, 就是元中央王朝的最佳選擇。明代和清代之所以沿襲土司制度, 一是因為土司制度已經成為既成事實, 貿然更改會引發社會動蕩;二是因為大多數土司經濟上是獨立的, 不需要國家財政支付, 既減輕了朝廷的經濟負擔, 又達到了對這些地區實施統治的目的, 何樂而不為呢?況且還沒有其他更理想的制度能夠取代土司制度。

改土歸流是歷史的必然

川邊實施土司制度, 如果從孟蜀時期算起, 到清末已有上千年歷史;從普遍實行的元朝算起, 也有六七百年的歷史。自明中葉以來, 川邊土司制度的割據性、封閉性的弊端已經充分暴露出來, 國家政令不行, 禁令不止的情況相當普遍, 嚴重削弱了國家對這些地區的統治和管理;土司間的兼并和土司家族內部爭襲土司職務的事件頻繁發生, 導致連年戰火, 百姓生靈涂炭, 社會不安定因素與日俱增;土司對于農奴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 嚴重挫傷了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由于外國侵略者挑撥離間, 少數上層貴族的分裂傾向日益明顯, 反叛事件不斷發生, 川邊局勢岌岌可危。

由于川邊地理和歷史情況的特殊性, 由于它與西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清廷對川邊藏區的土司制度采取了相當審慎的態度:清初, 為了鞏固新生的國家政權, 朝廷確定保留川邊土司制度, 以保證這一地區的社會穩定;雍正四年 (1726) , 朝廷在包括四川酉陽土司、天全六番招討司在內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大規模推行改土歸流, 川邊土司不在改革之列;光緒二十二年 (1896) , 四川總督鹿傳霖曾主張在德格、三瞻 (今四川新龍) 地區推行改土歸流, 朝廷也以時機不成熟未予批準。

光緒三十一年 (1905) 發生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及50余名隨員被殺的巴塘事件, 促使朝廷最后下決心在川邊實施改土歸流。

川邊改土歸流大體上經歷了四個階段:

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 (1905—1907) , 平息巴塘事件, 首先在巴塘、理塘改土歸流, 這是第一階段;

光緒三十四年至宣統元年 (1908—1909) , 解決德格土司兄弟爭襲土職糾紛, 收繳德格、高日、林蔥、春科土司印信, 這是第二階段;

宣統三年 (1911) , 趙爾豐赴川督之任前, 與代理川滇邊務大臣傅嵩炑一道, 經得榮、白玉、德格到甘孜, 收繳孔撒、麻書、白利、東科、朱窩、魚科、巴底、巴旺、丹東、明正、魚通、冷邊、沈邊、咱里土司印信, 這是第三階段;

同年趙爾豐赴川督之任后, 由傅嵩炑收繳泰寧惠遠寺堪布執照和崇喜、毛埡、曲登土司印信, 結束改土歸流, 這是第四階段。

在政治上, 趙爾豐廢除土司制度, 建置道、府、廳、州、縣, 改設流官, 管理地方錢糧訴訟。對于遵從改流的土司, 視其土司等級給予優撫, 對抗拒改流的, 則沒收全部財產, 并予治罪。經過改土歸流的地方, 廢除土司統治, 設置流官管理, 構建了川邊現代基層政府的基本框架, 它是川邊政權建設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里程碑。

在宗教方面, 趙爾豐吸取了鳳全的慘痛教訓, 雖然也作出了一廟喇嘛不得超過三百人的規定, 但鑒于多數寺廟已超出數額, 一時難于如數削減的實際情況, 變通為將喇嘛名數、年齡注冊存案, 已過三百者, 以后不準再行續添, 逐年自然減員, 這一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寺廟勢力的惡性膨脹。為了維護藏區社會政治穩定, 趙爾豐嚴厲禁止寺廟干預詞訟和一切地方行政事務。

在經濟上, 趙爾豐禁止土司、頭人、寺廟放高利貸, 嚴禁買賣土地, 廢除土司、頭人、寺廟的經濟特權, 廢除無償勞役和各種雜派, 鼓勵墾荒, 興廠開礦, 改善交通, 發展郵政, 統一度量衡。趙爾豐一手抓減輕人民負擔, 一手抓實施新政、興辦實業, 促進了川邊經濟的繁榮。

在教育方面, 趙爾豐創辦小學170余所, 入學兒童免交書本費、學雜費, 供給飯食衣物并免其家庭差徭;設立師范學堂、藏語學堂和巡警學堂, 培養川邊緊缺的師資、藏語翻譯和警政人才。這些開創性的舉措, 打破了寺廟對于文化教育的壟斷, 為藏漢各族青少年提供了接受科學文化知識的場所和機會, 有利于川邊藏區的長遠發展。

趙爾豐在川滇邊務大臣任內厲行改土歸流, 功勞是第一位的。在四川近代史上, 趙爾豐無疑是一個最有爭議的人物。以往的輿論幾乎一邊倒, 把趙爾豐說得一無是處。這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理論在史學研究領域的反映。

在人類歷史上, 階級斗爭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 它對人類社會發展有著重要的歷史推動作用。但是, 階級斗爭的手段不是萬能的。在人類歷史長河中, 只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才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 才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永恒主題;也只有生產力標準, 才是檢驗人類社會歷史的根本標準。無限夸大階級斗爭的歷史推動作用, 甚至把它作為評判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唯一標準, 那是十分荒唐的事情。就歷史人物而言, 不管他出身于哪一個階級, 生長于哪一個時代, 只要他對發展社會生產力作過貢獻, 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作過貢獻, 我們就應當肯定他, 而不應當出于階級的偏見輕率的、不負責任的否定他。

1887年西藏人民抗英斗爭爆發后, 清政府以將支持西藏人民抗英斗爭的駐藏大臣文碩撤職查辦作為妥協。1903年英帝國主義再次武裝侵略西藏, 1904年9月侵占拉薩, 脅迫西藏地方政府簽定《拉薩條約》, 清政府電示駐藏大臣有泰:“切勿畫押”。可見清政府在西藏問題上對西方列強的妥協是有底線的, 這個底線就是西藏不能從中國領土中分裂出去。非但如此, 朝廷還指派行事果斷干練的趙爾豐出任川滇邊務大臣和駐藏兼川滇邊務大臣, 目的很明確, 那就是加強控制, 穩定藏區, 制止分裂。這時的趙爾豐, 已是60多歲的老人。藏區山脈連綿, 江河湍急, 道路崎嶇, 高寒缺氧, 軍隊補給不足, 士兵水土不服, 隨時都會遭遇地方武裝的襲擊。趙爾豐克服重重困難, 以他可貴的愛國心和敬業精神, 鐵騎千里, 所向披靡, 極力推行改土歸流政策, 廢除了土司、寺廟的政治經濟特權, 免除了各種沉重的無償勞役、實物貢賦和高利貸盤剝, 減輕了廣大農牧民的負擔, 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加強了清政府對川邊的直接管理, 抵制了西方列強和少數西藏上層貴族的分裂活動, 為鞏固我國西南國防, 維護祖國的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 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這一時期, 他的功勞是第一位的, 他對推動川邊社會生產力發展所作的貢獻, 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所作的貢獻是永垂青史的。

△ 林蔥土司旺欽丹增

川邊改土歸流失敗的歷史教訓

轟轟烈烈的川邊改土歸流, 因趙爾豐的倒臺而最終付諸東流。歷史告訴我們, 舊的土司制度的滅亡、新的流官制度的確立, 僅靠簡單的軍事征服是遠遠不夠的。

實行了長達700年歷史的土司制度根深蒂固, 盤根錯節, 決定了改革的艱巨性、復雜性和反復性, 不可能一蹴而就;清末整個中國動蕩不安的政局, 又在無形中加大了川邊改革的風險系數。

趙爾豐以強大的軍事力量作后盾、以政治體制改革為突破口, 剝奪了土司、寺廟的權力, 觸動了土司、寺廟的根本利益, 土司們昔日賴以主宰一切的、曾經給他們的家族帶來世代榮耀和滾滾財源的絕對權力頃刻間化為烏有, 他們反抗的劇烈程度可想而知。

趙爾豐以軍事力量扶持起來的川邊流官政府大都是框架性的政府機構, 這些機構的鞏固完善和正常運轉遠比軍事占領復雜得多, 因為四川保路運動發生, 清王朝在川邊的軍事力量空虛, 初創的流官政府由于缺乏一個較長時間的有效整固期, 要么垮臺, 要么名存實亡。

川邊地域廣袤, 土司情況十分復雜, 趙爾豐以簡單的、一刀切的方法處理復雜的民族問題, 憑借軍事力量匆匆改制, 致使許多地方的改革極不徹底, 煮了“夾生飯”。特別是平息巴塘事件和鄉城桑披寺叛亂后, 趙爾豐幾乎沒有遭到抵抗就占領了川邊全境, 土司的封號雖然撤了, 但元氣未傷, 為后來的土司制度復辟留下了伏筆。

趙爾豐的改土歸流帶有明顯的政治目的, 他的經濟文化改革措施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換句話說, 當地群眾在短時間內還體驗不到改革給他們帶來的實惠, 因此對改革采取了觀望甚至懷疑的態度。

趙爾豐對巴塘事件的策劃者和參與事件的普通群眾不加區分地一律殺掉, 殺人過寬, 嚴重傷害了藏族人民的感情, 失掉了人心, 使改土歸流的成果大打折扣, 直到今天, 當地許多群眾在感情上還接受不了他。

在川路風潮中沉淪

宣統三年三月 (1911年4月) , 清廷將趙爾豐調署四川總督, 另以四川布政使王人文為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以川邊改土歸流事宜未了, 奏準以王人文暫行護理四川總督, 以傅嵩炑代理川滇邊務大臣。

四月 (5月) , 清廷發布上諭, 宣布各省商辦鐵路收歸“國有”。同月, 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奉旨與英、德、美、法銀行團簽訂借款600萬英鎊的合同, 出賣粵漢、川漢路權, 激起湘、鄂、粵、川等省人民的義憤。五月二十一日 (6月17日) , 川漢鐵路公司股東在成都開會, 決定成立以“拒借洋款, 破約保路”為宗旨的四川保路同志會, 推舉蒲殿俊、羅綸為正副會長。為盡快平息四川來勢洶涌的保路風潮, 清廷于閏六月初六日 (7月31日) 電令趙爾豐速赴川督之任, 趙爾豐于初八日 (8月2日) 到任視事。

趙爾豐甫任, 曾一度同情川人保路之舉, 認為“四川百姓爭路是極正常的事”。反對西方列強染指, 以維護川人路權為核心, 以朝廷和四川百姓相互讓步為主要方法, 維護四川社會穩定, 是趙爾豐和平解決四川保路風潮的總體思路。趙爾豐這時的態度, 除了他本身具有的新政圖強思想以外, 在很大程度上受了他的恩師錫良的影響。在趙爾豐的仕途升遷中, 錫良的多次舉薦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 趙爾豐也因此成為錫良的忠實幕僚。錫良在山西巡撫任內就十分賞識趙爾豐, 后來, 錫良歷任河南河道總督、河南巡撫、熱河都統, 皆奏調趙爾豐隨行。1903年錫良督川, 又把趙爾豐帶到四川, 作為他治川的智囊之一。趙爾豐在四川先后擔任的成綿龍茂道道員、建昌道道員、永寧道道員、爐邊善后督辦、川滇邊務大臣職務, 也無一不是錫良的舉薦。因此, 趙爾豐向來對錫良感恩戴德, 言聽計從。錫良督川, 把川人自籌股本修筑川漢鐵路作為第一要政。經錫良審定并上奏的《川漢鐵路總公司章程》規定:“不招外股, 不借外債”,凡非中國人之股, 公司概不承認。盡管后來川漢鐵路由官辦改為商辦, 但由川人自籌股本修鐵路的根本宗旨沒有變。及至川人維護路權, 與錫良開辦川漢鐵路的初衷也是一致的。

因此, 趙爾豐督川伊始, 一面勸導民眾, 一面電懇內閣“籌商轉圜之策”。七月初, 全川開始罷工、罷課。七月初五日 (8月28日) , 川督趙爾豐、成都將軍玉昆等聯名致電內閣, 請代奏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將借款修路一事交資政院咨議局議決。電文中說:“目前迫令交路, 激生意外”, “人心一失, 不可復收”。次日, 端方參劾趙爾豐“庸懦無能, 實達極點”,請求朝廷派重臣赴川查辦。七月初九日 (9月1日) , 趙爾豐、玉昆等也參劾直接出面出賣川漢路權的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貽大禍于全川”,請求朝廷查辦盛宣懷。朝廷對趙爾豐的表現極為不滿, 七月初十日 (9月2日) 電飭端方迅速入川查辦保路風潮。七月十二日 (9月4日) 又電飭趙爾豐“懔遵迭次諭旨, 迅速解散, 切實彈壓, 勿任蔓延為患。倘聽藉端滋事, 以致擾害良民, 貽誤大局, 定治該署督之罪。”

面臨來自朝廷的巨大壓力, 趙爾豐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 導致“成都血案”的發生在朝廷的高壓下, 趙爾豐不得不顧及自己的前途, 不得不聽命于朝廷, 最終站到人民的對立面, 站到革命的對立面。趙爾豐由同情到鎮壓保路運動的重要轉變, 原因主要來自于朝廷的巨大壓力。

于是, 趙爾豐于七月十四日 (9月6日) 召集各營軍官訓話, 部署彈壓保路風潮。七月十五日 (9月7日) , 趙爾豐以到督署看郵傳部電報為由, 誘捕應約而來的四川咨議局正副議長暨四川保路同志會正副會長蒲殿俊、羅綸, 川漢鐵路股東會正副會長顏楷、張瀾, 主事鄧孝可、胡嶸, 舉人江三乘、葉茂林、王銘新等九人。消息傳出, 成千上萬的市民手持先皇帝光緒的紙牌位 (光緒時, 川人奏請集股自修川漢鐵路, 部議準自辦, 朱批依議) 和清香, 環跪于總督轅門前痛哭, 要求釋放蒲殿俊、羅綸等人。次日, 更多的城外居民頭裹白巾, 冒雨奔至城下求情, 趙爾豐部屬田征葵下令開槍射殺, 造成死亡32人, 傷者無數的慘劇, 是為震驚全國的“成都血案”。

血案發生后, 成都同盟會員將有關血案的消息寫在木牌上投入錦江, 流送四方 (俗稱水電報) , 華陽、溫江、新都、崇慶、彭縣等地聞風而動, 紛紛成立保路同志會, 將成都圍得水泄不通。不出旬月, 四川大半州縣被保路同志軍占領。端方奉命率鄂軍急赴四川, 導致武昌防守空虛, 客觀上為武昌起義創造了條件。

武昌起義爆發后, 氣急敗壞的清王朝統治者為挽回敗局, 補授岑春煊為四川總督, 未到任前由端方暫行署理, 趙爾豐毋庸署理。這就意味著趙爾豐被清廷摘了烏紗帽, 這種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的結局是趙爾豐始料未及的。更麻煩的是, 北京方面傳來參揭, 令端方將趙爾豐押解京師問罪。驚慌失措的趙爾豐轉而立即釋放保路同志會領袖蒲殿俊、羅綸等人, 并聘他們為督署高級顧問, 以商應付局勢之策。

十月初二日 (11月22日) , 趙爾豐派出官方代表布政使尹良、提學使劉嘉琛、提法使龍愚溪、鹽運使楊嘉紳、巡警道于宗潼、勸業道胡嗣芬、陸軍協統朱慶瀾、兵備道總辦吳璧華等, 與四川紳方代表蒲殿俊等11人, 在成都寰通銀行簽定獨立條件。十月初七日 (11月27日) , 端方在四川資中被鄂軍起義將領所殺。同日, 趙爾豐在尚未得知端方被捕殺的情況下, 在蒲殿俊、羅綸等人全部接受他的擴充邊軍、負擔財政軍餉、供給械彈給養等種種苛刻條件后發表四川自治文告并交出政權。大漢四川軍政府同日宣告成立, 由蒲殿俊任都督, 趙爾豐的心腹、十七鎮統制官朱慶瀾任副都督。為了平抑廣大川籍中下層軍官的不滿情緒, 軍政府任命川籍將領尹昌衡為軍政部長。作為回報, 大漢四川軍政府命趙爾豐再長川邊, 調原代理川滇邊務大臣傅嵩炑任雅州知府。

四川獨立后, 巡防軍與各州縣保路同志軍集聚省城, 冤仇未泯, 沖撞火并時有發生。十月十八日 (12月8日) , 蒲殿俊等軍政府要員在東較場閱兵時突發兵變, 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慶瀾在兵弁護衛下逃離現場。騷亂士兵搶銀行, 劫藩庫, 掠商號, 總府街、勸業場、棉花街、大小什字等所有繁華地帶的商家、店鋪、公館均未能幸免。軍政部長尹昌衡策馬急馳鳳凰山搬兵, 召新軍63標標統周駿、營長宋學臬率兵入城平亂, 附城保路同志軍首領吳慶熙等也率隊入城維持治安, 迅速控制了局勢。十月二十日 (12月10日) 大漢四川軍政府改組, 尹昌衡任都督, 羅綸任副都督。尹昌衡 (1884——1952) , 字碩權, 號太昭。四川彭縣人, 日本士官學校學畢業, 曾得四川總督趙爾巽賞識而步入仕途。

趙爾豐交出政權后, 以“老妻有病, 走不了”為由拒赴川邊, 仍住督署, 調集巡防軍三千作為護衛, 掌握庫金600萬兩以備餉用。趙在川邊的心腹傅嵩炑也在趙的授意下拒不接受軍政府委任的雅州知府一職, 領兵由川邊直奔成都, 企圖馳援趙爾豐再圖川局。重慶蜀軍政府也以趙爾豐擁兵自重, 正派夏之時等兵分三路西進討伐。惡戰迫在眉睫, 成都危在旦夕。川內各界紛紛進言尹都督, 趙爾豐一日不除, 川局一日不寧。

尹昌衡起初十分猶豫, 畢竟趙爾豐之兄趙爾巽對尹有過知遇之恩, 一旦殺了趙爾豐, 世人會指責他忘恩負義, 過河拆橋。何況趙爾豐兵強馬壯, 財大氣粗, 以自己所掌握的那點兵力與趙爾豐硬拼, 無異于以卵擊石。經過反復掂量, 尹昌衡從大局出發, 用理智戰勝了情感, 決定計除趙爾豐。

隔日, 尹昌衡單獨面見趙爾豐, 要他交出3000巡防軍, 并答應這些軍隊仍住原地保護趙爾豐, 這樣軍政府對各方面都好交代。趙爾豐不知是計, 便寫一手令, 將軍隊交由尹昌衡指揮。尹昌衡當即持手令到南宛, 召集軍隊訓話, 要他們原地駐守, 保護好趙大帥。除當場發給欠餉外, 增發兵餉一月。官兵得餉款, 徹夜飲酒狂歡。冬月初三日 (12月22日) 晨, 尹昌衡發兵將督署團團圍住, 切斷趙爾豐的逃路。然后派敢死隊沖進趙的住處, 刀劈趙的貼身護衛, 將只穿了一件青湖縐棉滾身的趙爾豐捉住, 執至皇城明遠樓側, 當場公審處決, 梟首示眾;3000巡防軍隨即被改編。趙爾豐的心腹傅嵩炑所部, 也在雅州遭到軍政府派遣軍隊的阻擊, 兵敗受降。

趙爾豐由同情轉而鎮壓保路運動, 逆勢而為, 最終成為封建社會的殉葬品。趙爾豐的滅亡, 標志著清王朝在四川統治的終結。

時代沒有因為趙爾豐的滅亡而停下自己前進的步伐, 這就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歷史當然不會忘記趙爾豐經營川邊的功績, 同樣也不諱言他在鎮壓川路風潮時犯下的血腥罪行, 這就是公正的歷史。（節選自《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