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途中在草地分裂，毛主席大智大勇，帶領中央紅軍單獨北上

1960年10月，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又一次到了北京，當面向毛主席問了一個問題：“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么時候？”主席沉吟了一下，回答道：“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斗爭。當時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

對于一生事業輝煌的主席而言，作出如此沉重的評價，可見那個歷史節點的重要性。1935年9月，在川西北的荒原上，會師還不到三個月的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卻走到了分道揚鑣的時刻。北上還是南下，不僅是一個戰略方針選擇的問題，也是決定十萬紅軍生死存亡的問題，從歷史的高度看，更是決定中國革命走向光明與黑暗的分野。

當時紅軍分左右兩路軍共同北上，中央和紅軍前敵指揮部率領右路軍先行越過大草地，紅軍總司令部指揮的左路軍卻遲滯不前。掌握左路軍的是紅軍總政委張國燾，對于北上方針一直懷疑，索性靠著人多槍多推翻集體決議，轉而又要南下，并強令右路軍也掉頭返回。對此，中央非常震驚，也堅決反對。然而，政治是需要實力說話的。中央紅軍兵不滿兩萬，還被分成兩部分，紅四方面軍則有八萬余眾，兵強馬壯，誰的命令有效力，這是一個復雜艱難的問題。

此時，中央內部也面臨著艱難抉擇，帶領紅軍走出困境的重任，歷史地落到了主席身上。他的判斷很清楚，張國燾非要南下，反復爭取無效，九牛也拉不回。右路軍已經付出巨大代價越過八百里大草地，斷無回頭的理由。如果這支部隊能堅持北上，那么就擁有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的一半部隊，也是一支較強的戰略力量，北上陜甘建立根據地的把握就比較大。而張國燾左路軍缺了紅軍的一半力量，即使南下也成不了多少事。可如果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面軍部隊掉頭南下，剩下中央紅軍的一、三軍團加軍委機關不過萬把人，且缺槍少彈，饑餓疲憊，無論北上還是南下，前途都實在堪優。

眼下能爭的最好可能，就是勸服前敵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同意帶部隊北上，那么未來還是有希望的。然而現實是殘酷的。紅軍時期的領導原則是政委擁有最后決定權，前敵指揮部的最后決定權在政委陳昌浩手里，總指揮徐向前也只能服從。陳昌浩是莫斯科二十八個半出來的，在歷史上同王明、博古中央有深厚的淵源，當年他和張國燾去鄂豫皖也是中央委派的。在眼下的重要時刻，陳昌浩要堅決服從中央指示，這本是無可置疑的。可是有句老話，現官不如現管，一旦發生利益固化，那么很可能就會丟掉初心，而陷落于現在的屁股。

陳昌浩到鄂豫皖后，協助張國燾掌握軍政大權，發動殘酷肅反清洗了大批本地領導人，從而實現了對紅四方面軍的絕對掌控。他與張國燾已經形成了比較牢固的利益共同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當年從中央肩負的使命感，已經很遙遠了。陳昌浩對于北上方針開始是贊同的，也多次規勸張國燾服從中央的決定。可是到了真刀真槍的攤牌關頭，陳昌浩就毅然倒向了張國燾，選擇了回頭南下。

這時形勢很明顯，右路軍指揮部決定部隊南下，你中央跟不跟著，人家并沒有把話說得太明白，但這壓力卻如泰山一般，只能自己掂量。最后關頭，主席還是做了一把爭取，說不動陳昌浩了，就找徐向前談。總指揮如果能跟著中央走，也具有很強的示范效應。正如徐帥自己在回憶錄中所言，他認為兩軍都會合了，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面軍如果分成兩半不好。這話雖然委婉但意思很清楚，一、四方面軍不宜分開，四方面軍自己也不要分開。都不分開了，陳政委又同意部隊南下，他有最后決定權，等于右路軍全體都要跟著南下。

事已至此，主席就啥也不說了，告辭而歸。他與其他領導人商量了一下，作出了秘密帶領中央紅軍單獨北上的決定。中國革命的曙光，就此出現在了天邊。未來三大紅軍主力陜北大會師的歷史盛景，就由主席的大智大勇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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