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秋雨揭露真相：勞動到底是致富還是致貧？

寫這篇文章時，我不禁想起唐代詩人李紳那首沉郁頓挫的《憫農(nóng)》詩來：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為何偏偏會是這首詩，在此時此刻叩擊我的心扉？

9月10日，我途經(jīng)建安區(qū)椹澗鄉(xiāng)一帶，見到農(nóng)田里的煙葉被連日大雨浸泡，部分已然枯死。那些雖未倒伏的煙葉在烈日下軟綿地垂著頭，像是大地無聲的嘆息?？梢韵胍?，這一季的收成必定大打折扣。

凝視這片被水淹沒的土地，童年時跟隨家人種植煙葉的記憶倏然蘇醒——那些灼人的日頭、沉重的鋤頭、發(fā)餿的汗水，渾身上下黑黢黢、黏糊糊的煙油，以及永遠挺不直的腰背。一種復雜難言的滋味漫上心頭，于是，《憫農(nóng)》的詩句便自然而然地浮現(xiàn)出來。

對于城市中人來說，這場暴雨的來臨，或許只是出行不便、天氣潮濕的煩惱；但對農(nóng)民而言，它直接關(guān)乎生計存亡。

幸而此時多數(shù)的煙葉已采收完畢，僅余頂端未成熟的幾片遭受損失，總算未至全盤傾覆。

然而，煙葉之損雖有限，秋糧作物卻正值生死關(guān)頭。大豆正當灌漿期，若陰雨持續(xù)，難保不重蹈2005年的覆轍——那時持續(xù)的秋雨致使低洼地區(qū)的玉米、大豆幾乎絕收。

玉米尚可勉強收割，大豆則直接在豆莢中霉變腐壞。即便搶收回來的那部分，也已是篩糠似的癟豆，粒小體輕，中間空腐，既不能作糧亦難以出售，最終只能以極低價格賣給糧販。

至于這些霉變作物最終流向何處，無人知曉。

記憶中那個秋天，農(nóng)人們站在田埂上，望著數(shù)月辛苦化作淤泥里的霉斑，那種無言的酸楚，豈是慣見超市貨架豐盈的城市人所能體會？

即便是在豐年，農(nóng)民的日子也從未輕松。“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張養(yǎng)浩的句子道盡了千百年來農(nóng)耕命運的悲劇性。豐收時節(jié)，谷賤傷農(nóng)，增產(chǎn)不增收；災荒年間，則直接面臨生存危機。在一種未臻完善的結(jié)構(gòu)中，無論天時順逆，最終承受苦難的，總是面朝黃土的這群人。

正因如此，歷代王朝皆以農(nóng)為本，不僅勸課農(nóng)桑，更常以儀式性的勞動展示對農(nóng)耕的重視：春日里，皇帝執(zhí)耒，后妃獻蠶，看似與民同苦，實則與今日植樹節(jié)官員們揮鍬填土、澆水育苗一樣，重在象征意義上的教化與宣傳。形式雖異，邏輯相通：社會管理者始終需要面對如何安置勞動者、如何理解勞動價值的問題。

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所以傳誦千古，正是因其最早道出了政治的根本應在于民。至五代孟昶頒布《令箴》，直言“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則已將官員與民眾的利益關(guān)系說得清晰而凜冽。

那么，在更復雜的現(xiàn)代社會，勞動的價值是否得到了真正的承認？那些在最底層付出汗水的人，是否獲得了應有的尊重與回報？

我們看到，建筑工、清潔工、搬運工、田間耕作者，這些勞動者承擔著最苦、最累、最臟、最危險的工作，卻往往只換得最微薄的收入。“勞動致富”這句話，于他們而言很多時候更像是一張懸在天邊的餅，看似近在眼前，實則遙不可及。

在我們身邊，真正依靠純體力勞動躋身富裕階層的人，實屬鳳毛麟角。除非他們實現(xiàn)階層跨越，利用曾經(jīng)磨練出的堅韌與智慧在新領域中開拓，否則，“勤勞致富”往往只是一個勵志口號。

從古至今，金銀珠寶、錦衣玉食、樓臺殿閣，哪一樣不是出自這雙雙粗糙的手？正是這些被陽光曬透、被凍裂、被機器磨出老繭的手，托舉起了整個社會的物質(zhì)基礎。因此，如何讓勞動者認同自身價值、安于其位、安撫他們的情緒，從來都是統(tǒng)治階級治理社會這門藝術(shù)中的核心一環(huán)。

所謂的“勞動光榮”，不僅僅是一句口號，更應是一種制度性的反饋與回報。它需要的不僅是文化上的倡導，更是實實在在的收入保障、社會尊重與上升通道的順暢。只有當每一個勞動者都能有尊嚴地付出、有希望地收獲，我們才能真正說，這個社會讀懂了《憫農(nóng)》的真意。

李紳的這首詩，不僅寫給千年前的農(nóng)夫，也是寫給今天所有在烈日和暴雨下、在寫字樓和車間里、在街頭和巷尾默默付出的人。它提醒我們：生活的真相，從來都在每一滴汗水里；社會的良心，也終究體現(xiàn)在如何對待那些流汗的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