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這場關乎全球價值鏈的“大重構”，會給中國帶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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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當前，新沖突與新技術頻頻吸引目光。相比之下，全球價值鏈（GVC）的重塑雖低調，卻影響深遠。它不僅關系到生產如何布局、資本投向哪些產業、技術如何積累與擴散，也會改變就業結構和消費價格。

中美競爭已成為全球價值鏈重構的重要推手。拜登時期，美國通過“友岸外包”和出口管制削弱關鍵產業對中國的依賴，打壓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上游的影響力；進入“特朗普2.0”時期，美國繼續在半導體等關鍵領域收緊技術與設備出口，并借助技術標準和原產地規則對中國企業設限，試圖將中國鎖定在價值鏈的中低端。但另一方面，在諸多環節，美國自身也在價值鏈中下游面臨被“卡腰”的困局。

此外，與2001年中國加入WTO，并開始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時相比，如今的世界形勢也更為復雜。無論是對國家還是企業來說，價值鏈的遷移與重組早已不僅僅是追逐效率和成本，而是同時受到地緣政治、技術競賽、產業政策、能源轉型以及國內政治和社會情緒等多重因素的牽引。

正如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GIIS）執行院長李青所強調的，新一輪全球價值鏈重構并非局部調整，而是重塑企業戰略考量與繪制全球投資與貿易版圖的“大重構”。

她表示，全球正邁向“再全球化”——更加多極化、分布式且充滿競爭。新的全球化邏輯是：韌性優先于效率，區域化優先于全球化，安全優先于成本，立場高于關稅。這將對國家、企業和全球治理都提出新的要求。

李青教授

IPP國際會議嘉賓、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GIIS）執行院長

*文章內容來自李青教授在IPP第十二屆國際會議上的演講。演講原題目為“全球價值鏈的‘大重構’：地緣政治、地緣經濟、技術與結構轉型的分析”。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尤其是在冷戰之后，全球價值鏈以生產來源的跨國分工為特征迅速擴展，成為全球貿易和經濟運行的核心引擎。GVC涵蓋了從構思到最終交付的全部環節，這些環節分布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將產品或服務提供給消費者。

全球價值鏈經歷幾次變遷？為什么現在進入“大重構”？

我個人將全球價值鏈（GVC）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

• 第一階段是二戰以后一段時期；

• 第二階段是2008年之后；

• 第三階段是2020年至今。

當下，我們正處在一個重大的轉型期，我稱之為“大重構”（Grand Restructuring）。

在2000年，全球的貿易、生產和消費呈現出了兩極化的結構：亞太板塊以美國為中心，歐洲板塊以德國為中心。

2004年后東歐國家大規模加入歐盟，為德國企業提供了低成本生產基地和配套工廠。圖源：彭博社

而在2008年之后，GVC網絡已經演變為三極結構，即北美、歐洲和亞洲。其中，美國、德國和中國分別成為核心節點。

全球價值鏈格局從兩極到三極的轉變表明，新興經濟體在不斷崛起過程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所占的份額也經歷了迅速提升，成長為推動全球產業鏈重構的重要力量。

就東亞而言，其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特別是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后，形成了一個典型的區域生產網絡。中國大陸依托人口紅利和后發優勢，從制造型經濟體發展為全球制造大國，吸納了大量中低端制造業，同時也依賴于來自日本、韓國和臺灣的中間產品進口。

李青教授提及的這樣一種分工模式，被稱為“雁陣型”發展格局。圖源：Getty Imagies

大多數亞洲經濟體仍然依附于由美國主導的“亞太共同體”，跟隨以美國為中心的亞太產業鏈，日本在這一時期是“第二樞紐”，而中國大陸則位于這一“亞太共同體”的邊緣。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中國的產業鏈逐漸提升并趨于完善，其中間品的生產能力顯著增強，逐步成為區域生產網絡中的關鍵樞紐和中間品出口的重要供應國，不斷向國際市場提供高質量零部件和半成品。這一動態變化使得中國的角色從“低端制造的承接者”轉變為全球價值鏈中的重要驅動力，與日本、韓國形成了協同發展的關系，在區域供應鏈網絡中具備了不可替代的地位。大多數亞洲經濟體仍然依附于由美國主導的亞太生產體系，但是中國與日本、韓國一道逐漸成為該網絡的重要樞紐。

2018年之后，美國的關稅政策增加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并引發了新一輪的供應鏈重構。尤其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之后，全球社會對供應鏈穩定性的擔憂進一步加深，推動了全球生產布局的新一輪調整。

2018年開始，特朗普政府以“國家安全”和“貿易不公平”為由，對鋼鐵、鋁等征收關稅。圖源：路透社

進入2025年，特朗普政府再次推出關稅政策，使貿易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并推動了供應鏈的重新調整。然而，這一輪調整并非簡單的產業外移，而是呈現出更為復雜的態勢。一個關鍵的趨勢是，中國作為“中間品超級供應國”的地位日益凸顯。即便部分終端組裝環節向東南亞、墨西哥等地轉移，但這些新的生產基地在很大程度上仍需依賴從中國進口大量的零部件、原材料和半成品。

中國的中間品出口在全球貿易中的占比持續增加，尤其在新能源、電子信息和高端裝備制造等領域。這表明：中國已從價值鏈的“最終組裝環節”向上游攀升，成為了掌控眾多產業鏈“腰部”環節的關鍵節點，其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不可或缺性反而得到了強化。

從下面這個圖表中可以看到，這一系列變化仍在持續之中。

中國已從全球價值鏈的“參與者”轉變為關鍵“樞紐”。圖為部分經濟體出口額中中國生產附加值占比（蘇慶義等（2024））

因此，我們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也就是我所說的“大重構”（Grand Restructuring）。

在這一進程中，全球價值鏈正在從以效率為中心的全球化轉向以韌性、安全與區域化為導向。這一重組不僅改變了企業戰略的考量，還重新繪制了全球投資與貿易的版圖，同時也對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架構提出了嚴峻挑戰。

那么，如何理解“大重構”？

從概念與關鍵解釋來看，全球價值鏈如今由眾多跨國公司主導，它們占據了全球貿易的80%。然而，地緣經濟的碎片化帶來了諸如貿易限制、投資審查等政策，這表明地緣經濟正在深刻影響全球價值鏈。

同時，正如我們在討論人工智能時所提到的，科技正在不斷改變全球價值鏈。尤其是隨著“技術民族主義”的興起，各國紛紛制定政策以限制主要國家之間的合作，將技術進程與國家安全緊密相連，使得一切問題都與國家安全相綁定。這些因素正在持續改變全球價值鏈。

過去，人們更多關注效率與成本，而現在更關心安全與風險。

是什么在推動全球價值鏈的“大重構”？

我的研究圍繞這些問題展開：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技術這三種驅動力如何結合在一起，催化全球價值鏈當前的結構性轉型。

我們可以看到，全球價值鏈的演變主要受到三個重要推動力的影響。

第一個是地緣政治沖擊。

在這一層面，全球價值鏈正在經歷從“相互依存”走向“武器化”的過程。以俄烏戰爭為例，這場沖突對全球供應鏈造成了重大打擊，尤其體現在能源、食品和關鍵原材料方面。數據顯示，從2020年至2022年，全球食品價格上漲了50%，其中小麥價格上漲48.5%，而石油價格則突破了每桶100美元，這是自2014年以來的首次。

這些沖擊使全球價值鏈面臨前所未有的脆弱性挑戰，并不斷加速其從“效率優先”向“韌性優先”的范式轉型。這一變化至關重要，正是地緣政治沖擊的直接結果。

俄烏沖突爆發后，小麥價格頻繁大起大落，市場不確定性驟然加劇。大量上游農戶、飼料、加工企業以及下游食品行業與零售終端都受沖擊。圖源：路透社

第二個推動力是地緣經濟競爭，尤其體現在大國之間的博弈。

其中，美國與中國的對抗堪稱推動全球價值鏈重塑的核心地緣經濟因素，主要表現為關稅戰和“技術民族主義”。以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為例，貿易戰造成了全球352億美元的實際收入下降，其中美國損失156億美元。更重要的是，對上游及中間產品征收的關稅通過價值鏈的傳導效應，最終傷害了美國自身的下游產業。

與此同時，“技術民族主義”的興起正重塑高科技產業的價值鏈。以半導體行業為例，美國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和其一系列產業政策，試圖推動半導體制造業回流至國內或轉移到所謂“更友好”的國家，以此提升供應鏈的安全性與韌性。

這一趨勢引發了全球范圍內的產業政策競賽，歐洲、日本及其他地區國家也紛紛出臺類似政策。由此可見，半導體產業正在從一個高度一體化的全球模式，轉向一個更加多元化的區域模式，而這種轉變更多是由地緣政治邏輯驅動，而非單純的市場邏輯。

第三個推動力是技術驅動。

眾所周知，人工智能革命是重塑全球價值鏈的第三大動力，它正在從根本上改變經濟、生產和物流的格局。

以先進的自動化技術為例，諸如機器人組裝的廣泛應用，使勞動力成本的重要性逐漸下降，也改變了企業在生產廠址選擇上的決策邏輯，從而推動生產布局的重新調整。與此同時，研究表明，在微觀層面上，人工智能滲透率每提升1%，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就會提高14.2%。

據高盛分析師統計，自2022年以來，人工智能技術使美國實際經濟活動增加了約1600億美元，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0.7%。圖源：路透社

更重要的是，這三個驅動力并非彼此孤立存在，相反，它們形成了相互強化的反饋循環。

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競爭，對全球供應鏈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對供應鏈韌性的追求，又推動企業采用包括人工智能和自動化在內的新技術。技術霸權的競爭如今已成為新的前沿領域，并以一種新的地緣經濟競爭形式，加劇了全球價值鏈的割裂局面。

面臨“大重構”，國家、企業怎么做？

為了更好地檢驗這些判斷，我們也在微觀層面尋找證據。鑒于外部環境的快速變化，許多企業不得不進行調整。從整體趨勢來看，大量企業已經從單純關注成本和效率，轉向更加重視韌性與可靠性。許多跨國企業被迫采取相應措施，以降低風險或制定風險管理策略：

第一種是“中國+1”戰略。具體而言，企業依然將核心運營放在中國，但同時積極探索在其他國家開展業務的可能性。今年暑假，我們調查了20家企業，幾乎所有企業都已將工廠搬遷至東南亞國家，尤其是越南、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

第二種是“近岸外包”。比如美國公司將運營與生產轉向鄰近國家，如墨西哥。

第三種則是“友岸外包”，即更多依賴地緣政治盟友進行采購與合作。

所有這些策略都反映出一個根本性的轉變：企業正在重新評估風險。對供應鏈中斷的擔憂，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對成本的考量，甚至促使企業選擇增加庫存，或依賴成本更高但更可靠的供應商。

從下面的表格中可以看到，我們分析了三個國家：墨西哥、越南和印度。墨西哥目前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國際貿易伙伴，取代了中國的地位。從外商直接投資來看，墨西哥的外資流入在2023年實現了翻倍增長，受益產業包括汽車零部件、人工智能服務和電子產業。在越南和印度的情況也是如此，它們同樣從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中受益。

三國均受益于全球供應鏈多元化和美國“去中國化”的戰略。墨西哥面向北美市場，強于汽車和高科技硬件；越南發揮成本低、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印度吸引高端電子與制藥投資。信息來源: Compiled based on data from reports by MSCI, Kansas City Fed, and other institutions。

需要注意的是，這并非單純意義上的“去中國化”。許多實施“中國+1”或“+1”戰略的國家，實際上更多采取的是轉口方式。

研究表明，盡管在貿易戰背景下，中國對美國的直接出口額從4100億美元下降至200億美元，但轉口貿易依然保持在840億美元的水平。這說明出口只是從直接貿易轉移到轉口貿易，美國對中國的依賴性依然存在。

2025年，一些跨國企業為分散供應鏈風險，采取“中國+1”策略：在中國保留產能的同時，將部分生產轉向印度、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圖源：路透社

再來看銅價。美國政府對中國銅產品出口征收高達50%的關稅，但國際銅價仍保持穩定。這說明無論是南美市場還是亞洲市場，中國市場的穩定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貿易政策帶來的沖擊，這體現了中國在全球資源流通和工業價值鏈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中美主導的治理模式之爭中，全球南方表面上看似被動，但事實上，其崛起正在重塑世界的力量平衡與格局。面對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和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BRI）倡議，許多全球南方國家選擇采取務實的對沖策略，以避免在大國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艱難選擇。

IPEF試圖在數字貿易、勞工、環保等方面建立較高標準，影響全球價值鏈的運作規則。遵守這些標準也會影響參與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角色。圖源：路透社

基于這些研究，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全球價值鏈當前確實處于結構性轉型過程中，其背后的驅動力主要包括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技術變革。世界并未真正進入“去全球化”，而是正邁向一種“再全球化”。這種新型全球化表現為更加分布式、多極化，并帶有競爭性的經濟格局。

那個以超高效率和政治中立性為特征的全球化時代已經結束。新時期的決定性因素是：韌性優先于效率，區域化優先于全球化，安全優先于成本，立場優先于關稅。

這對不同層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國家層面，需要進一步增強本國生產制造能力，尤其是核心產業的自主能力，以確保供應鏈安全；

在企業層面，需要建立敏捷且具有一定冗余的供應網絡，同時保持透明性；

在全球治理層面，面對供應鏈碎片化和地緣政治分化的現實，各國需要在競爭中尋求有限合作，特別是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數字治理等全球性議題上維持多邊協調機制，同時探索建立更加包容和靈活的區域合作框架，以降低過度碎片化帶來的系統性成本。

展望未來，我們還需要開展更多量化研究，對經濟成本與收益進行系統評估，深入探討全球價值鏈結構重組所帶來的具體量化影響，以及不同國家和產業在應對過程中的路徑與發展模式。我相信這類研究在未來值得持續深入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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