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質疑收費被恐嚇影響孩子考研考公：班主任為何一身土匪氣？

班主任怎么變成一個劫道的土匪了呢？家長只是簡單的問了一下收費明細就被班主任威脅小心孩子以后上學考研考公考編。這還是老師嗎？這難道不應該好好的調查一下嗎？

前兩天，河北邯鄲廣平縣的一個高中收取2790元的教輔費，有家長只是覺得這個價格過高且未公開明細，所以希望學校可以公開一下收費明細，結果就被班主任威脅說：“有疑問電話溝通，不要在群內或網絡平臺發表不當言論，以免影響孩子以后上學考研考公考編。”

這個事上了熱搜之后，有記者就聯系到了這個學校，而學校的工作人員稱這個費用還沒有進行收取，那個教輔材料也是學生自愿進行購買的。

好一個“自愿原則”啊，明眼人都知道，當班主任在班級群里發出繳費通知時，哪個家長敢說“不自愿”？這種說是自愿其實就是威脅的“強制性自愿”已經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經典黑色幽默了！

這種制度性脅迫比明碼標價的強制收費更加可惡，它既滿足了學校創收的需求，又為可能到來的檢查留下了所謂“自愿”的證據。

這不，9月15號，廣平縣教體局就發布通報稱：這件事，是個別教師在安排布置此項工作時，與家長溝通用詞不當，引起部分家長不滿，已責成第一中學深入調查，核清事實后將嚴肅處理。

但問題就是，這真的是個別教師用詞不當這么簡單的事嗎？

我們不知道這個學校他們和出版社和商家之間有沒有什么利益勾結，但我們知道的是，教輔書定價虛高這一直是行業的頑疾。

一本成本幾塊錢的資料，印上“名校名師編著”“獨家秘籍”，定價就可以飆到幾十塊錢。而在這個過程中，出版社賺的是“信息差”，經銷商賺的是“渠道差”，學校賺的是“權力差”，而家長則只不過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而已。

更臟的是那些“定制教輔”：學校指定出版社出“專屬資料”，美其名曰“針對性教學”，但其實，這只不過是學校和出版社商家之間“利益綁定”后的暴力斂財游戲罷了。

而在這條黑色利益鏈中，班主任扮演的是極其尷尬又關鍵的角色。他們是教育系統中最基層的“執行者”，卻也是家長眼中最有話語權的“權威”。

所以，當過班主任的就知道，那個位置是有多么的尷尬。很多班主任和我聊天的時候都會吐槽，說自己活的非常的擰巴！

這種擰巴源于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班主任的評優、評先、職稱晉升，往往都掌握在學校行政領導手中。而一個班主任是否“配合工作”、是否“執行力強”就是領導心中一種隱形的考核標準。

而那些敢于為家長發聲、對學生太“心慈手軟”、對政策有異議的班主任，往往被貼上“不配合”、“難管理”的標簽。相反，那些能夠順利“完成”各種收費任務、讓家長“乖乖配合”的班主任，則更可能被看作是“有能力”、“會管理”的骨干教師。

而這種激勵機制就會導致班主任角色變的很撕裂，也導致班主任時常陷入到一種道德的困境當中：是堅持教育者的良心，堅持教育理想？還是屈服于系統的壓力，追求職業發展？是站在家長一邊？還是站在系統一邊？

因為如果你想當一個有良心的教育者，秉持教育理念，關愛學生成長，那么你就有可能會失去職位晉升機會甚至失去飯碗；而如果你想保住工作并獲得晉升，就必須服從系統指令，做好系統的末端執行者，去完成學校交辦的各項任務，哪怕這些指令是違背教育初心的。比如，那些與教育本質相去甚遠的“創收”指標。

而很顯然，廣平縣事件中的那個威脅家長的班主任他已經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他的那句“小心影響你孩子將來考研考公考編”，表面上看，這是班主任對家長的威脅，但本質上看，這其實就是班主任系統困境的外在表現:這個班主任，她已經不自覺地將自己異化為系統的工具，她只不過是在下意識的就用一種權力的話語來維護她背后那個系統的利益。

但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班主任，他們往往沒有機會去參與那些最關鍵的決策過程。那個威脅家長的班主任，她可能根本就不知道那2700元的教輔費是如何確定的，也不清楚學校與出版社之間的協議內容，也根本不了解這筆費用的真實用途。但是，她卻要為這個決策去進行辯護，為這個費用去進行解釋，為這個決策去進行站臺。

而這其實就是一個班主任的悲哀：在教育系統的金字塔結構中，班主任其實是處于食物鏈的最底層的，但是，他們卻是最直接面對家長的一線人員。上面任何的決策最終都需要班主任來落實，任何收費最終都需要班主任來催繳。久而久之，這種角色錯位會導致班主任的角色發生嚴重的職業異化！這就導致，一個本來應該是教書育人的老師從教育者淪為一個收租人，從引導者變成一個權力的打手。

而又因為班主任的那個位置就決定了班主任其實就是整個教育系統與家長之間的緩沖帶，所以，當系統決策與家長利益發生沖突時，班主任首當其沖就會成為那個矛盾的焦點。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事件當中，最令人心驚肉跳的就是班主任的那套話語體系。教育者本應使用溝通、解釋、協商的語言，但現在他們卻普遍喜歡采用威脅、警告、恐嚇的話語。

“影響孩子以后上學考研考公考編”——這句話如此熟練自然，很顯然，這不是一個老師的臨時起意，而是已經成為了班主任團體中某種心照不宣的管控手段。這句話的可怕之處在于，它精準擊中了家長最深的焦慮：孩子的未來。

這種話語背后折射的是一種權力的傲慢：我知道你的軟肋，我掌握你的命運，所以最好乖乖配合。

但我們不能簡單的把那個老師定義成土匪定義成倀鬼讓他滾蛋就了事了。我們需要追問的是：一個班主任為何會如此熟練地使用這種威脅語言？是誰教會了她這種溝通方式？這種話語又為何能在教育系統內大行其道？

究其原因，這可能是系統內的某種潛規則在潛移默化的對老師進行的影響——前輩傳給后輩，領導傳給下屬。比如說，最初入職場的年輕教師在觀摩老班主任處理學生問題時，會不自覺地模仿這種所謂“高效”的溝通方式；

學校管理層在召開班主任工作會議時，或許不會明文規定要使用威脅性語言，但在強調“控班效果”“家長配合度”等指標時，那些能快速壓制家長異議的話術便會被默許甚至隱性推崇。

再加上，一些領導，在日常工作中也是習慣用命令式口吻與教師溝通，將管理壓力層層傳導，使得教師在面對家長時也下意識復制這種上下級式的對話邏輯。當教育評價體系過度聚焦于“結果導向”，比如學生的升學率、紀律表現等硬性指標，而忽視溝通方式的人文關懷時，那些看似“立竿見影”的威脅話術就容易成為教師們應對工作壓力的“捷徑”。

久而久之，這種以權力壓迫為底色的溝通邏輯，就像一層難以剝離的薄膜，覆蓋在正常的教育交流之上，讓教育者在不知不覺中偏離了教書育人的初心，淪為權力話語的傳聲筒。

而可怕的的地方在于，班主任們已經習慣了使用這種“解決問題”的標準范式來應對家長而不自知，那么，平時，班里的孩子們，他們每天又會面臨怎樣的暴風驟雨呢？

廣平縣教體局將這個事件定性為“個別教師溝通用詞不當”，試圖將系統性問題歸結為一個人的個人問題。這種處理方式看似解決了問題，實則回避了真正的問題。

如果只是處理一個班主任，而不改變產生這種班主任的系統，或者在這件事情當中不去追責到底是誰給班主任們攤派的這項任務的話，那么類似事件還會繼續發生。因為系統需要這樣的班主任來執行那些不便明說的指令，來完成那些難以啟齒的任務。

我當然不是要替那個老師去洗白，我是非常討厭這種老師的。我想表達的是，真正的問題不是個別班主任的用語不當，而是整個系統的激勵機制和壓力傳導機制的問題。當系統將收費任務與班主任績效掛鉤，當配合度成為晉升標準，當異議者受到排擠，自然會產生越來越多“會用詞不當”甚至是“行為不當”的班主任。

所以，這么多年，我做了這么多的教育事件的銳評分析，我們好像看到有越來越多的師德敗壞的老師冒了出來。而一些明顯行為失當師德敗壞的老師卻會有一些他身邊的人站出來替他辯護說，這其實是一個好老師！并不像網上傳的那么惡劣！……

那事實是什么呢？事實可能是因為，他們背后的那個系統壓力與制度困境是越來越深了。而他們只不過是在這個壓力重重的體系中，為了生存而在這個畸形體系中迷失的普通人。

他們既是這個系統問題的體現者，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這個劣幣驅逐良幣的系統壓力下的受害者，他們是被這個逆淘汰機制的無形的手推著走向了與教育本質背道而馳的那個方向。

而如果我們僅僅把目光停留在這些“冒出來”的老師身上，對他們口誅筆伐，而不去深入探究背后那個讓他們逐漸“變質”的系統根源，那么無論處理多少個這樣的老師，都只是治標不治本，新的問題還會以其他形式不斷涌現。

因為只要那個制造壓力和困境的逆淘汰系統依然存在，就會不斷有人在其中迷失方向，成為下一個畸形體系的替罪羔羊。

本期推薦書籍：《沉疴》——冉云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