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見“金”神?他首推邊區有獎儲蓄，沒想到還能寫一手“毛體”字

文│俞棟

“一部民國金融史，半部中國書畫史”。翻開近代諸多書畫大家的人生履歷，與舊時銀行、錢莊有著或深或淺的緣分；而近代銀行家們所留存下來的珍貴墨跡里，也同樣見證了他們深厚的文化功底。 ?翰墨見“金”神? 帶大家重新認識那些曾和金融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藝術大家，他們的金融才學、做人之道和博雅人生，都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先進文化的代表，一貫重視包括書法在內的民族文化與民族藝術的傳承和發揚。早在建黨初期，肩負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救國救民重任的共產黨人如毛澤東、李大釗、周恩來、朱德、董必武、陳毅等就自覺繼承了翰墨載道之傳統。他們大多善詩文、精翰墨，不僅在啟蒙時期受過嚴格的習字訓練，而且獻身革命事業后，毛筆仍不離手。在他們手里，“筆桿子”和“槍桿子”都成了團結人民、抗御外辱、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因此，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諸多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來往信札、電文手稿題字題詞等都為后人留下了大批珍貴的墨跡與史料。被稱為“窯洞銀行”行長的紅色金融家——朱理治亦是其中一位。

追求真理，改名“理治”

朱理治（1907-1978），又名朱銘勛，江蘇南通人，清華大學肄業。曾任中共清華大學支部書記，北平西郊區委書記共青團江蘇省委組織部長、書記，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長、代理書記，陜甘省委書記。抗日戰爭時期，先后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書記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政治委員，豫鄂邊區軍政委員會書記，參與領導了豫鄂邊區抗日根據地初期的開創。1940年3月赴延安，任陜甘寧邊區銀行行長，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計劃委員會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洮南地委書記，中共中央北滿分局秘書長，東北野戰軍后勤部副部長，東北銀行總經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東北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主任，全國核資委員會副主任，國家交通部副部長，中央財經小組成員兼國家計委副主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候補書記，河北省革委會副主任。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

朱理治出生于一個三代行醫的醫者之家，自小天資聰穎，故深得私塾先生的器重并竭力推薦，由家境富裕的族叔供其上學。1926 年，他以高中畢業同等學力的身份考入赫赫有名的清華大學經濟系。其間，受同住一室的同學余冠英的影響，他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并于1927 年4月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為表明要使國家由真理治理之心志，他毅然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理治”。由于他是通過學習、研究、信仰馬克思主義后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所以盡管他的一生歷盡坎坷與磨難，屢遭打擊，卻義無反顧，始終保持著一顆純潔質樸的心，堅信自己經過思考所選擇和認定的道路。

臨危受命，致力金融

1940年1月，朱理治（左三）與新組建的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合影。

無論是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和宣傳、組織、統戰工作，還是做軍隊的政治工作、后勤工作；無論是主持一個地區的全面工作，還是分管金融、外交、物資、交通計劃等條線工作；無論是委以重任處于順境，還是遭遇迫害處于逆境，他都能很快抓住關鍵，打開局面，并淡然處之，做出了不少特殊的貢獻。

以金融工作為例，朱理治曾兩次擔任銀行行長（總經理）。第一次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皖南事變后，國民黨頑固派對陜甘寧邊區實行更嚴密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形勢極其嚴峻。為克服困難，黨中央決定開展大生產運動，并決定邊區銀行獨立自主發行貨幣。在此背景下，1941年3月朱理治臨危受命，被任命為邊區銀行行長，主持邊區的金融工作。

他在馬克思主義金融理論的指導下，一方面，通過深入調研和不懈努力，順利發行了邊幣，平抑了物價和匯價，確保了金融秩序的穩定，促進了以抗戰為中心的貨幣政策的不斷完善，保障了邊區的生產和發展為抗戰勝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障。另一方面，采取多種措施，推動銀行存放款和匯兌業務的全面開展，改革和擴充邊區銀行總行內設機構，建立健全分支機構，使邊區銀行形成了完整的服務網絡，初步建構起具有一定現代化意義的金融體系。值得一提的是，邊區銀行還于1941年9月推出了第一期有獎儲蓄，極大地推進了民眾對儲蓄的熱情，并提高了對邊幣的信任度，增加了存款熱情，軍民關系亦更為融合。同時，他主持制定了 20 多個章程、辦法、條例、法令涉及存放款、匯兌、現金出境、貨幣交換法而管理，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為邊區銀行的業務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他還及時總結邊區金融工作的經驗，撰寫了近 20 篇文章、報告、文件,提出了許多正確的政策主張。毛澤東對其關于金融問題的主張十分贊賞。1941年8月，他看過朱理治《關于邊區經濟與金融貿易的報告》后，認為“很有些價值”。

第二次是在解放戰爭時期，1948 年底，沈陽解放，朱理治隨陳云接收沈陽，任沈陽特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后勤處處長，后擔任東北銀行總經理兼總會計局局長。在東北銀行工作期間，他仍然推行以銀行的力量來推動生產這一業務方針，并依托自己漸已成熟的金融知識體系，結合當時東北的現狀，大膽提出“東北已由戰爭走向全面建設時期，銀行應及時由過去主要發行票子、搞貨幣斗爭、進行農貸，轉為起結算、信貸、現金管理三個中心的作用。”他還建立起劃撥清算制度，直到如今，這一制度還在行使。總體來看，朱理治的金融思想與實踐盡管存在一些不足，但他無疑為中國共產黨的金融工作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尤其為新中國的金融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

似曾相識，別具個性

近年來，國內一些研究機構、學術團體及朱理治的親朋好友對其金融思想、經濟與財政思想、軍事思想，以及與之有關的“陜北肅反”等方面的研究越來越多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令人遺憾的是，很多人忽視了朱理治其實還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這是由于朱理治首先是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并在金融、財經等領域多有建樹，以致其書法成就反倒鮮為人知，淪為“隱學”。筆者曾搜索百度,居然沒有發現朱理治的任何墨跡。好在輾轉購得一本由中央文獻出版社編輯出版的《朱理治書法手跡選》（2007年），打開一看，被其高超的書藝深深地震撼了。可以說，朱理治的墨跡以行書和行楷為主，給人第一印象是：既“似曾相識”又“別具個性”。“似曾相識”，是說他的書法無論怎么看，都有一些“毛（澤東）體的影子，精氣彌滿，骨力強勁，鋒芒略現，率真自如；“別具個性”，當然是指其書法有自己的筆墨語言和風格基調，可謂是既有筆力之功，又有晉之韻；既有唐楷之法也有明清之態；既感到熟悉，又覺得陌生，不同書家、不同風格、不同書體被其自然地融為一體。

在現有文獻中，雖然沒有詳細記載朱理治學習書法的師承與經歷，但從其教育背景、人生經歷和職業變遷以及墨跡中透露出的書法元素與信息來看，不外乎三個方面：其一，少年時打下的童子功。因為書法是那時讀書人的必修課。這從朱理治的墨跡中顏、柳、歐之痕跡隱約可見，就能推斷出其孩提時學書啟蒙的路子是非常正統正規的，不難想象其塾師必是精通翰墨之人，且對其有書法啟蒙之功。其二，日常書寫的實踐性訓練。在那個時代，無論是起草文稿、批閱文件，還是自作詩詞歌賦，抑或是寫宣傳標語、布告等，毛筆都是最主要的書寫工具。其三，對書法藝術特有的靈慧與天賦。作為一名職業革命家，其政務繁忙，東奔西跑，尤其在戰爭年代或動亂年代，是不可能有大段閑暇時間來讀帖練字或系統訓練的，基本上都是馬背讀帖、見縫插針，靠自己的藝術感覺與悟性。好在他晚年一度賦閑，常以書法排遣，今天我們見到的很多墨跡都是那個時期留下的。

字如其人，氣象萬千

朱理治全家福

清代文學家劉熙載在《藝概》中說：“故書也者，心學也；寫字者，寫志也。”中國書法要寫出氣勢、氣象、情趣、特色和意味來，僅靠筆墨技巧是遠遠不夠的，它體現的是書家的性格特質、綜合素養和人生歷練。除書法本身的技法技巧以外，還需要淵博的知識、良好的人品、健康的志趣乃至過人的天賦與悟性，有時甚至需要不同尋常的人生閱歷。總之，你的知識才華、文化底蘊、情趣志向、人格境界和天賦秉性及命運遭遇等，都可承載并反映在書法的點畫與線條之中。因此，一個沒有大丈夫氣的人，即使有再高超的技法或窮盡一生，也難以寫出顏真卿書法那種磅礴大氣；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經歷、氣質和高度也永遠寫不出他們那種如虹氣象。

在朱理治的手跡里，我們能強烈地感受到與普通書家截然不同的那種革命家氣質與精神，那種來自深厚中國文化傳統的力量與背景。故欣賞政治家、革命家的書法，不能簡單地套用一般書法的評鑒標準，不能拘泥于點畫、結構和章法，更重要的是透過那些看似隨意甚至“無法”“逾法”的筆法去感悟、洞悉他們的人格魅力。因為，革命家的書法反映出的是他們經歷曲折而又波瀾壯闊的一生所積淀的那種有別于常人的氣質氣度氣概，彰顯的是一種宏大的天下胸懷和人文觀照，而這種境界在純粹的書法家身上往往是難以看到的。從某種角度看，筆墨就是其人格與精神的藝術再現。

朱理治的墨跡在書寫內容上緊貼時代，以毛澤東詩詞和歌頌英雄、悼懷烈士宣揚理想信念及個人文稿等為主，絕少有舊式文人的吟風頌月之詞。這也是那個時代特殊的風氣與印記。值得關注的是，在朱理治這些墨跡中，雖然同一內容卻常有數件不同的書作，且面貌迥然不同可謂“兵無常陣，字無常體”。筆者以為這應該是書者因書寫時間、環境、條件、思緒和情感等各不相同所造成的。如毛澤東《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沁園春·長沙》和劉邦《大風歌》等均有多幅墨跡：或字跡清秀溫文爾雅，充滿書卷之氣；或粗筆重墨連綿跌宕，彰顯浪漫情懷……并且，他的一些短小精悍的題詞亦極為精彩，如謙虛謹慎》《艱苦樸素》《人民的勝利》《光明在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任弼時同志精神不死》《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尊重護士愛護護士》等，或條幅、或橫排或自由款式，但都結字開張，側鋒施筆，字勢右斜，左伸右收，走筆勾勒，易方為圓，點畫凝整，書意勁健，骨氣洞達，堪稱其墨跡中之精品力作。

也許朱理治從來就沒有認為自己是書法家，也從來沒有什么書法創作的理念、觀念和思想，更多的是一種習慣性書寫。這從其眾多的墨跡中就可見一斑：首先，其墨跡無論尺幅大小，幾乎都沒有落款和蓋章，若從書法創作的角度來看，這種做法明顯是不規范的，至多算是信手拈來的遣興之作。其次，所見墨跡尺幅都不大，可以判斷多為伏案而書。不少“作品”甚至是利用一些信箋稿紙的邊角料寫成的，想來是他寫著玩玩自賞的，并未想拿來示人。這種做法，若借用今天的創作理論來講，無疑就是“沒有受眾觀念”。但正是這種“無意于書”的書寫過程讓書寫者的情感和品性得以自然流露，使書法成為了“有意味的形，在特殊的時代語境下有了綜合的式”審美趣味。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博古通今、千錘百煉中，以他們寬廣博大的胸懷和海納百川的氣概，將傳統書法的深厚底蘊融會在其人生體驗和劇烈的社會變革之中，那種大膽落墨、氣象萬千、空前灑脫的個性美，對中國當代書法的創新實踐，極具影響和借鑒意義。

記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全國有不少地方和單位的牌匾，或報紙雜志的名稱，都是從已經發表的毛澤東同志墨跡中集字而成的，這些字雖然是從不同的詩稿、文件、信箋與日記中找來的，但搭配起來卻非常和諧，渾然一體，實乃一絕。而當代那些所謂的書法大家所題匾額刊名，與其一比，則立分高下、相形見絀。誠可謂：不以為意為書法，豈料日后成經典。這恰恰就是中國書法的“字”“人”合一的魅力所在。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