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周來：納瓦羅、“和平隊”與關于現代化理論的一段隱秘歷史丨天涯· 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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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1961年，美國國會通過《和平隊法》，和平隊正式建立。這是美國政府為在發展中國家推行其外交政策而組建的組織。

最后，也是美國人自己宣判了和平隊的結局：2025年2月7日，美國國際開發署被正式摘牌；3月2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式通知國會，將裁撤該機構幾乎所有剩余職位并陸續關閉其全球辦事處，分布于世界各地的雇員即和平志愿者們需在7月或9月前離職。

一度承載過美國學術界現代化想象的和平隊，終于被徹底解散了。

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和美國貿易與制造業高級顧問彼得·納瓦羅有著直接的關系，而納瓦羅的思想又是如何形成的？學者盧周來在《納瓦羅、“和平隊”與關于現代化理論的一段隱秘歷史》一文中抽絲剝繭，分析了納瓦羅曾參與的現代化理論派和美國“和平隊”在實踐中的一段失敗歷史，深入呈現了美國走向當下與世界各國進行關稅戰的潛在心理，這為我們理解當今之美國，提供了一個別樣的思路。

今天，我們全文推送《納瓦羅、“和平隊”與關于現代化理論的一段隱秘歷史》，借此回顧那段隱秘歷史。

納瓦羅、“和平隊”與關于現代化理論的一段隱秘歷史

盧周來

彼得·納瓦羅，1949年7月出生于美國馬薩諸塞州，現任白宮貿易與制造業高級顧問。此人以貿易保護主義鷹派及對華強硬派立場著稱，在特朗普內閣中的影響一度被認為“僅次于特朗普本人”，因而，被媒體貫以“最正宗最本原的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經濟學代表”“關稅戰”斗士、“貿易沙皇”等稱呼。

我對納瓦羅的興趣自然首先因為經濟學專業，但說實話，除寫了幾本政論性著作之外，納瓦羅并沒有什么純學術貢獻。事實上，他對高關稅在現代經濟中的影響及后果的認識，因過于悖離經濟學主流理論，一度被他的美國同行尤其是他在哈佛大學的校友所不齒——當然，納瓦羅也不在乎后者對他的態度。再就是，我關注他的對華立場。自2006年始，他先后出版的三本時政暢銷書《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致命中國》以及《臥虎》，都是以非常聳人聽聞的話語，渲染中國的發展將挑戰美國，主張通過軍事封鎖、經濟制裁以及“合縱連橫”來遏制中國。據說，當年是特朗普的女婿賈里德·庫什納最早向特朗普推薦了納瓦羅的著作。而對中國一向抱有偏見的特朗普，讀后立即引納瓦羅為知音，并在任總統后第一時間將其納入內閣。不過，即使如此，納瓦羅也只是在我的“常規興趣”范圍。

彼得·納瓦羅

有一日，朋友轉來一篇英國《金融時報》對納瓦羅的專訪，題為《“這就是MAGA經濟學”》。文章通過納瓦羅之口，系統性反思了美國貿易政策、經濟政策以及經濟發展范式乃至主流經濟學，認為他和特朗普主張的MAGA經濟學，就是這一反思的產物。專訪中有一句介紹納瓦羅人生經歷的話：“在塔夫茨大學求學后，他前往泰國參加了和平隊（美國的一個志愿服務組織）……”就是這句看似不經意的話，尤其是其中“和平隊”三個字，讓我陷入長久的沉思，突然在有些厭惡之余對納瓦羅頓生一種基于理解的同情。因為在“和平隊”這三個字的背后，隱藏著一段鮮為人知的關于現代化從西方向全球擴張的歷史。而這段歷史，又是一批“心懷理想”的西方學人尤其是經濟學家參與其中但最后歸于失敗的歷史。因而，這段歷史中，也深藏著這批經濟學人因刻骨銘心的沮喪而叛逆甚至走向反面的解碼。由此看來，納瓦羅今日之忤悖與好戰，也許與這段歷史脫不了干系。

一

有必要先簡單介紹一下和平隊。這一組織成立于1961年3月，由美國第35屆總統約翰·肯尼迪首倡并設立。1950年代，美國因種族隔離政策、壓迫第三世界小國以及海外軍事干預等問題在國際社會中形象迅速惡化；而彼時的蘇聯，則通過支持亞非拉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影響力在不斷擴大。肯尼迪認為，美國的錯誤在于超級大國的傲慢，只知道展現硬實力，對外是一副“斗士”形象，這反而妨礙了美國在全球推廣其“發展政策”。為此，肯尼迪主張，要通過非軍事手段展示美國價值觀、改善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把向外輸出的“戰斗隊”改為“和平隊”。由原來的軍事力量進駐，改為派駐志愿者援助。這些志愿者的任務，是幫助受援國發展經濟，促進政治轉型。按肯尼迪自己的說法，和平隊旨在“爭取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心，阻止其倒向社會主義陣營”。為此，和平隊的每個志愿者，都要以“美國文化樣板”身份展示生活方式，潛移默化傳播美國理念，在促進美國與受援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的基礎上，幫助受援國推進“現代化”。

這就是美國“和平隊”的由來。現在回過頭來看，它首先是一種冷戰工具，即通過“軟實力”輸出美國文化及價值觀，遏制共產主義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力。但另一方面，它的理想主義成分，亦反映了彼時正蒸蒸日上的美國對全球未來的一種想象。

2025年4月初，就在當年的“和平隊”隊員納瓦羅鼓動特朗普政府對中國貿易戰火力全開之際，中國外交部網站發布了一段錄像，內容是肯尼迪1961年6月出席華盛頓大學學位授予典禮演講的一個片段。肯尼迪說：“必須承認，我們美國既非全知，也非全能。我們只占世界人口的6%，無法把我們的意志，強加給世界另外94%的人身上。”實際上，中國外交部推送的此次肯尼迪演講的一個核心內容，正是闡述其建立并向第三世界部分國家派駐和平隊的初衷。

鮮為人所知的是，就在肯尼迪在華盛頓大學學位授予儀式上演講的同時，另一場學位授予儀式演講，正在美國陸軍特種作戰學院進行。而在“反游擊戰戰略研修班”畢業生面前的演講者，卻是一位穿西服的經濟學家，他就是沃爾特·惠特曼·羅斯托。

這構成了一種極其有意思的反差:原本作為武裝部隊總司令的總統，最適合到特種作戰學院去演講，卻到了華盛頓大學；而一直習慣了在華盛頓大學或自己的母校麻省理工學院演講的經濟學家羅斯托，卻到了本應該是總統去演講的陸軍特種作戰學院。后來，著名的冷戰史學者米歇爾·雷迅馬，在其《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一書的開頭，就狀描了這一反差。他特別寫道：在羅斯托面前的，不是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穿著學袍的學生、教授、管理人員和校董，而是來自二十個國家的八十多名身著戎裝的軍官！

寫到這里，得交代一下羅斯托了。可以這樣說，羅斯托是現代經濟學界最耀眼的大家之一。翻開中國高校任何一本現代經濟學教科書，在關于經濟增長與發展部分，都會講到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理論。這一理論的核心要義之一是，一國要實現現代經濟增長，必須有一定的資本積累率即生產性投資為前提。這一貌似中性的結論，如果不去深究其細節，恰又似乎能被戰后新興工業化國家以及中國的實踐經驗所證明。因此，其相關著作及觀點之流行，使其成為現代經濟學中引用率最高的經濟學家之一。如果不是因為下文所敘的因推銷其現代化理論而過度卷入政治與暴力，僅就其在經濟學界的影響而言，他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一定當之無愧。

不過，經濟學家即使再著名，也畢竟是平民。而以平民之身，到戒律森嚴的軍事院校畢業生典禮上去演講，這在現實中也是為數不多的。據雷迅馬所說，羅斯托不但不緊張，反而“覺得蠻自在”。因為彼時這位經濟學家有另一個身份：肯尼迪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而現當代美國史上，經濟學家出任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羅斯托可謂是前無古人！因為受重視如納瓦羅，也只是貿易與制造業高級顧問而已。

那么，為何肯尼迪會選擇羅斯托擔任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呢？這就與現代化理論有關。

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世界重新分裂為兩大陣營。對于美國當政者來說，對共產主義蔓延的恐懼，的確如同對四處飄蕩的幽靈帶來的恐懼一樣。為了防止共產主義的擴散，美國政府在“冷戰停火線”地帶的國家進行大量軍事活動，包括在朝鮮半島、東南亞地區以及南美等地駐軍，對這些地區相關國家進行軍事干預，對親共政權進行軍事顛覆，對承諾反共的傀儡政權進行軍事援助，甚至出動海軍陸戰隊直接參與武裝鎮壓工運、學運或游擊武裝。

但是，就是在美國軍事高壓態勢下，“冷戰停火線”地帶的國家仍然如土崩瓦解般在脫離與美西方關系。在共產主義所支持的民族解放運動浪潮之下，到1960年，先后有四十余個國家宣布擺脫殖民統治，正式獲得獨立。而在這些新興國家內部，要么是左翼政府已經上臺，要么是左翼思潮以及由此引發的反抗與運動此起彼伏。這令美國當政者更加恐懼：看來，共產主義思潮并未因軍事干預而消退，相反，正“一點一點地蠶食欠發達的邊緣地帶”！

此時，輪到經濟學家上場了。號稱“天才型經濟學家”的羅斯托，從耶魯大學畢業后，就參與政府情報和政策研究工作，兼備學者的理性冷靜和政府官員的務實與熱情。他在研究了古巴、剛果、老撾以及越南等所發生的事件之后，認為共產主義之所以成功突破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冷戰停火線，并非依靠武力，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利用了欠發達地區的內在不穩定”，從而巧妙地傳播了其關于公平與發展的思想。換言之，是“那些不穩定的政權、貧困而心懷不滿的民眾，給馬克思主義革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所以，羅斯托提出，美國和它的盟友們要想迎接這個挑戰，不能僅依靠武力與經援，而必須找到贏得戰斗的新的手段。這種戰斗，“不僅要用武器來打，而且要在生活在村莊里、山岡上的人們的心靈世界中展開，還要靠改變掌管當地政府的人的精神和政策來打”。正因為這種戰斗是在“心靈”與“精神”層面展開，就必須找到一種新的能對抗共產主義的思想作為新的手段。羅斯托認為，這個新手段就是“現代化”理論。有趣的是，羅斯托那本一戰成名的關于現代化理論的專著《經濟成長階段理論》，就有一個副標題：“一個非共產主義宣言”！

關于現代化理論，并非羅斯托獨創，而是有一批歐美學者參與。這些學者共通之處，一開始都以處于冷戰地緣政治前線國家如日本、韓國、越南以及古巴等轉型為研究對象，系統性討論了這些國家的所謂發展問題。不過，初期的側重點更多是政治與社會的現代化，即政治民主和社會穩定，代表性人物是政治學家白魯恂、亨廷頓和社會學家帕森斯，不過，所針對的仍然是這些國家當時風起云涌的左翼民族獨立和社會解放浪潮。作為經濟學家，羅斯托的學術貢獻在于他提醒幾乎所有的現代化研究者都必須注意，經濟的“起飛”是現代化的基礎。沒有經濟起飛，一切現代化都談不上。他還認為，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必須經歷經濟成長的五個階段，即傳統社會—起飛前夕—起飛階段—成熟階段—高消費階段。其中，起飛階段是決定性的，而進入成熟階段，一國就有條件進入現代化，也才有真正的政治民主與社會穩定。也因此，美國要想真正防止共產主義對這些前線國家的侵蝕，需要的不僅僅是軍事高壓推動下的民主轉型，而應該更要幫助這些國家首先實現經濟發展轉型。

羅斯托這一主張，與肯尼迪不謀而合。

約翰·肯尼迪，被許多美國人視為“美國精神和理想”的代表性人物。在他身上，一直充滿著濃烈的自由主義和理想主義色彩。西方歷史對肯尼迪的評價，也都認為這位傳統的民主黨人繼承了羅斯福的思想傾向：“以淡紅色社會主義來對抗社會主義。”在國內政策上，通過支持工會組織、發展教育事業以及提高社會福利，來化解勞資矛盾；主張個人對國家都負有責任，那句“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么，而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么”就出自他口中；推動平權運動，主張給黑人以平等權利，解決國家和民族所面臨的“道義危機”。在對外政策上，他敦促美國人重新審視冷戰的刻板印象，呼吁制定和平戰略，實質性推動了改進與蘇聯之間的關系。特別是，與羅斯托一樣，他承認過度與不當的軍事干預讓“丑陋的美國人”在第三世界國家造成了“不良影響”，力主以建立起共享進步聯盟這一模式即美國帶動他國一起搭上進步快車，來對抗“人類的共同敵人：暴政、貧窮、疾病和戰爭本身”，也以此來應對拉美及南亞等地的共產主義擴張問題。

就這樣，還在競選總統階段，肯尼迪就拉上羅斯托一起，為未來如何在第三世界推銷“現代化”而謀劃。建立“和平隊”的構想就是兩人合謀的產物。這一構想，在肯尼迪甫一上任即得到落實。1961年3月1日，肯尼迪簽署了建立和平隊的特別法令，并任命自己的妹夫薩金特·施萊弗為和平隊的首任行政長官。

也是為了進一步說服國內各方，當年6月，肯尼迪和羅斯托分別出席全美兩所著名院校學生的學位授予典禮，其中，耐人尋味的安排就是，身為三軍總司令的肯尼迪，特地到學者云集的華盛頓大學發表演講時，而身為經濟學家的羅斯托，被肯尼迪派往陸軍特戰學院，向來自各國的軍人發表演講。

肯尼迪在演講中，闡述美國未來將如何轉向依靠“思想的吸引力”來改造第三世界，以更好防止共產主義，并承諾政府將對美國學術界關于現代化理論的研究提供贊助。在說到“和平隊”的必要性時，肯尼迪警告，“莫斯科、北京、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的千百萬男男女女，其中有科學家、物理學家、教師、工程師、醫生、護士……正準備到國外去獻身于世界共產主義”，所以，他呼吁美國的知識分子也要“趕緊行動起來，投身于欠發達國家現代化這一神圣的事業”。而羅斯托在演講中，則要求美國及盟友的軍人，要堅決支持美國“積極投身于欠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整個創造性進程”，防止這些國家“在挫折與絕望中轉向一直向它們招手的共產主義路線”。

不過，在演講中，與一貫中和的作為政治家的肯尼迪不同的是，羅斯托暴露了經濟學家不諳政治的一面，語調比肯尼迪強硬得多。他赤裸裸妄稱：“共產黨是現代化進程中的食腐動物。”“它針對貧困與壓迫問題提出的解決辦法，有著極具危險的誘惑力。”因此，“必須用美國式現代化引導邊緣國家，沿著自由主義和非革命的路線予以推進”。

就這樣，作為政治家和學術界思想合作的產物，一支以傳播現代化理論并幫助“邊緣國家”推進現代化的“和平隊”，開始向南亞、拉美等地出發了。史料記載，自1961年至1980年代初期，和平隊共向130多個國家派出超過16萬名志愿者。為方便對和平隊的統一管理，肯尼迪還專門設立了另一日后更聞名遐邇的機構：美國國際開發署。

1962年8月9日，約翰·肯尼迪總統在華盛頓白宮的草坪上招待和平隊

正因為經濟學家羅斯托是“和平隊”的思想教父，當然也因為“現代化”進程更需要經濟學家的智慧，這鼓勵了一大批著名經濟學家投身于這一事業。其中，與羅斯托一起作為和平隊思想源與參謀的，就有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林肯·戈登、愛德華·梅森、戴維·貝爾，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尤金·斯塔利，甚至還有曾擔任過全美經濟學會會長的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其中，尤金·斯塔利作為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親自擔任了派駐越南的政策顧問，林肯·戈登則加入了和平隊在拉美的工作組，加爾布雷斯先在對外經濟政策工作組工作，后干脆去到印度任大使并一度領導過駐印度和越南的和平隊工作；而愛德華·梅森則擔任了“和平隊”在美國的“指揮中心”即國際開發署署長。當然，在這些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之外，還有上文提到的白魯恂、亨廷頓等，也充當了“和平隊”謀士。和平隊志愿者中，則是更多以前輩為榜樣的剛從大學畢業就參加了和平隊的一批批經濟系及其他社會科學專業畢業生。其中，就有1972年剛從塔夫茨大學畢業，當時還籍籍無名的彼得·納瓦羅。

和平隊隊員出發前，一般都有經過10周到14周的培訓。而除了一些生活與專業技能之外，更多的則是接受“如何解決欠發達國家發展問題”的理論教育，更具體地說，是接受如何在欠發達國家有效傳播現代化理論以及反叛亂學說。給他們上課的專家，就是羅斯托、斯塔利以及白魯恂這些現代化理論大家，當然也有當時已在菲律賓、越南等南亞地區參與打擊游擊戰的中情局特務、南亞問題專家愛德華·蘭斯代爾，“在課堂上傳授其親身實踐現代化理論的經驗”。培訓結束后，在納瓦羅及其他志愿者出發前的行囊中，都裝有三本教材：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斯塔利的《欠發達國家的未來》及蘭斯代爾的《反游擊戰指南》。

除了對和平隊隊員即志愿者進行培訓之外，肯尼迪還強調，必須在政府高層統一好思想。為此，肯尼迪倡議，成立一個專門培訓美國高層官員的“全國性學校”，其中要開設一些課程，“以提高美國指導欠發達國家跨越現代化障礙的能力”。為響應總統倡議，羅斯托等人甚至都著手設計建立官方性質的“現代化學院”。當然，最后是在國務院的外事學院內，設立了一個研修班，每期五周時間，來自美國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美國新聞署和國務院的中高級官員，在羅斯托等專家指導下，專門就“現代化與欠發達國家的未來”展開討論。

順便說一句，在百度百科中，關于納瓦羅的簡歷部分，說納瓦羅從哈佛大學畢業后，入伍并在泰國有三年服役經歷。這是錯誤的。納瓦羅本科是從塔夫茨大學畢業，畢業后參加的是和平隊，并非武裝力量，而且最初的設計恰是“反武裝”的。正如哈佛大學終身教授約瑟夫·奈后來所總結的：武裝部隊展示的是美國硬實力，而和平隊所展示的是美國軟實力！正因為硬實力在抵抗共產主義方面力所不逮，才催生了和平隊這一軟實力。

“到處彌漫著歡欣。我們一度認為世界是我們手中任意揉捏的泥團，未來的前景無限光明。”多年后，回憶起和平隊剛組建與出發時的氛圍，同樣作為現代化理論先驅之一的哈佛歷史學家小阿瑟·M.施萊辛格是這樣說的。

二

然而，現實很快重擊了這些作為理想主義一代人的經濟學家。

在雷迅馬的冷戰史著作《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中，重點介紹了兩支“和平隊”的歷史及最后的命運。一支是派往拉美的，其總指揮是羅斯托本人。除擔任政府安全顧問之外，羅斯托還親自擔任美國駐爭取進步聯盟美洲國家間委員會代表。有史料稱，羅斯托曾因此站在地圖前雄心勃勃地對前來喝午餐茶的經濟學界同行說道：“蘇伊士運河以西歸邦迪管，運河以西就歸我管了！”另一支是派往南亞國家越南。因為越南與后來納瓦羅所去的泰國相鄰，所以，本文只轉述派往越南的這支和平隊后來的際遇。

關于肯尼迪向越南派遣和平隊的歷史背景，將在下文結合其他論述交代。這里僅想指出，肯尼迪政府對越南派遣和平隊，是和平隊計劃的最優先級。當時，美國支持南越吳庭艷政權鎮壓來自北方共產黨人領導的游擊隊“叛亂”，幾乎用盡了手段，但效果不大。南越政權控制下的廣大地區，已被主張民族統一、土地革命與人民民主等思想的共產黨領導下的“民族解放陣線”滲透成篩子。然而，美國戰略家們絕對不肯輕易放棄越南。正如愛德華·蘭斯代爾所言，越南是東南亞的“多米諾骨牌”中的一張，這個國家的命運將對整個“欠發達”世界產生巨大的心理影響。如果美國在越南失敗，將毀滅“我們一方在這一地區最堅定的力量”,“如果共產黨取得這個勝利,其他國家政府的領導人就都會認為做美國的朋友是得不償失的”。作為副總統，林登·約翰遜在1961年訪問越南之后也告訴肯尼迪,如果美國不拿出“力量和決心”來支持越南,“那些島嶼據點——菲律賓、日本和中國臺灣——就沒有安全可言，太平洋就會變成紅色海洋”。

面對彼時的形勢，再加大軍事干預的力度當然是一個選項，而且被軍人集團視為首選項。軍人集團不滿足于向南越派駐軍事顧問團以及戰斗支援隊員——實際上，其總數已經達到1.1萬人——而且建議美國政府直接派遣一支更大規模的戰斗隊，與南越政權一起直接打擊共產黨游擊隊。他們聲稱，必須加大火力盡快殺死越共甚至使之來不及補充兵員，才能確保勝利。但這讓肯尼迪政府非常猶豫，因為其時美國國內已有不少政客厭惡了戰爭，而歐洲盟友也害怕戰爭規模再擴大會拖累自身。于是，派遣和平隊成為更優的一種選擇。

當然，這又與現代化理論的先驅亦是大經濟學家的斯塔利和羅斯托有關。

斯塔利是在1961年6月受肯尼迪委派，去越南領導一個“美國—南越聯合工作組”，為肯尼迪政府未來決策進行調研并提出建議。斯塔利在經過調研后認為，越南共產主義擴張的重點在農村與農民，必須把發展問題即現代化問題和反共產主義叛亂問題結合在一起考慮。為此，他提出，必須有一個“與軍事行動密切配合的加強經濟和社會行動的計劃，特別是在農村地區”。最好的辦法是，“把分散的人口集中到更易于防御的社區中，并為改善其居民的生活而對社區進行規劃和輔助”。為此，斯塔利小組還親自設計了如何建設這些農民集中居住和生活的社區，以及美國如何通過派遣和平隊，來增加對這些社區的醫療、公務員培訓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當然，也包括了這些社區的制度設計。

1961年10月，羅斯托也來到越南調研，其使命任務與斯塔利是一致的，但因其同時有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這一政治身份，因此，對政治議題亦予以了更多熱情。調研期間，羅斯托專門在西貢對一些被俘的越共游擊隊員進行了訪談，由此對越南的情況建立起了一套關于現代化框架內的認知。

與斯塔利一樣，羅斯托認為，共產主義在越南的吸引力主要在廣大農村地區。不過，羅斯托同意政治現代化理論大家白魯恂的觀點，認為共產主義對農村地區尤其是青年農民的吸引力，并不僅僅在農民想通過革命重新分配農村的財富與權力，更在于共產主義及共產黨組織給了這些正經歷“現代化動蕩”中的農民一種“確定性”，即在“高度不穩定的社會里找得到的唯一穩定的因素”。具體地說，南亞地區當時也受西方現代化進程影響，出現了城市的興起、新型市場發展、農業的凋敝及工業的初步繁榮。而這一切，對習慣于傳統亞洲古老生活方式的農民構成極大沖擊。一方面，他們渴望新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卻又在光怪陸離、波濤洶涌的新世界面前無所適從。此時，他們最需要的，就是領路人，能給他們以確定性并且同時讓他們信任的領路人。共產主義思想及共產黨組織，恰好給了他們這一切。正如羅斯托所言：“他們只是希望成為一個更大、更現代的制度的一部分，他們將全部希望寄托了他們的越共那里看到的組織結構上。”

因此，羅斯托得出結論：既然迷惘的、“過渡中的”農民階級參加革命組織，是為了獲得現代化的成就感與進步感，那么，以有號召力的政府取代發動叛亂的革命者給予農民階級他們想要的，就成了擊敗共產黨的關鍵所在。而且，要完成這個任務，就要將國家權力自上而下地擴展到地方基層，通過共同建設現代化農村的方式，將農村居民納入國家政治實體當中，為農民提供參與政府運作的機會，并且幫助他們建立對國家的歸屬感。

在斯塔利與羅斯托赴南越調研之前，當時的吳庭艷政權已經在推進一個名為“農居鎮”的計劃。為了加強對農村地區的控制，防止共產黨武裝對農村地區的滲透，吳庭艷政府對部分小散的農民社區進行遷移合并，進而建立“安全區”，并在安全區周圍設置武裝隔離地帶。這些由原本分散的小的自然村合并而來的“大村”，被稱為“農居鎮”。在美國的和平隊到達之前，吳庭艷政府已經建立了若干“農居鎮”，用武裝力量強迫農民離開他們世代居住的家園和土地，遷入沿重要交通線臨時指定的所謂“居民鎮”區域。

斯塔利與羅斯托都認為，“農居鎮”方案本身是一個好的方案：一方面，想以此實現與共產黨游擊隊的物理隔離；另一方面，增加對可能“投奔”游擊隊的農民的控制。當然，更重要的是，它將方便在美國和平隊指導下對農村集中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及提供公共服務，從而實現“把農民組織起來進行現代化建設”的設想。也就是說，農村居民重置計劃是實現村級現代化計劃的前提或者說一體兩面。正因此，斯塔利對“農居鎮”計劃予以了高度評價，認為南越政府已經創造了“一個迄今為止最有希望的反游擊戰手段”。羅斯托則建議，美國和平隊的重要使命，就是幫助南越政權建設好“農居鎮”。為此，斯塔利小組還提出了一個計劃：由美國在隨后的18個月內，提供350萬美元，幫助南越新建100個農居鎮。

肯尼迪非常重視斯塔利與羅斯托的建議，亦相信“農居鎮”的做法將“加強政府、特別是加強它和農村人民的關系”，并使越南農民“以更安全的方式進入國家現代化體系之內”。為此，肯尼迪政府以斯塔利小組及羅斯托的建議為基礎，推出了一項“戰略村”計劃。計劃涵蓋11項內容，目的是改善醫療條件，提高農業生產力，增加工業生產，提高農民總體福利水平。為保證計劃落實，肯尼迪政府一方面把對南越的發展援助經費進行大幅度增加，僅1963年，直接向“戰略村”分配的物資撥款達8760萬美元，還提供了8200萬美元的建筑材料、醫療設備、學校設備、牲畜、農藥等。此外，為加強戰略村安全，還提供了價值高達2.15億美元的軍事裝備、服裝與給養。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派遣和平隊員組成美國越南行動代表團，在南越的每一個省都設立了鄉村事務辦公室和“復興委員會”，以主持指導宏大的“戰略村”建設計劃。至1960年代中期，建立起共1.3萬個“戰略村”。

在推動現代經濟發展方面，和平隊的著力點，主要是推動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及現代農業的發展。因此，他們幫助戰略村修建起道路、牲畜圈、引水渠、水井、公共魚塘，購買了水泵、農機，派出農業專家指導進行規模種植與種子改良，以幫助南越人民“戰勝貧困與饑餓”；同時，通過“愛民行動”，讓農民飲用干凈的水，開展廁所改造，甚至手把手教農民使用牙膏與牙刷，教會婦女使用衛生條，普及衛生與健康常識，讓農民自覺拋棄“原始野蠻”的生活方式，引導農民過上“文明”的生活，并以未來新生活的確定性，讓農民形成對現代化的向往與依賴。

教育既是人力資源投資，是現代化必不可缺的環節，同時對于欠發達國家來說，教育還是灌輸現代化思想的基本載體。和平隊為每個“戰略村”建立起一所學校、一座公共教堂，幫助編寫教材，進行師資培訓。教育是分層次的，既對“戰略村”的村長及議事會成員即管理者進行培訓，同時強制普及小學文化教育。當然，其中的現代化思想的啟蒙，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內容。

在推進經濟現代化的同時，和平隊指導“戰略村”進行民主政治建設。羅斯托、斯塔利以及白魯恂認為，南越的中央政府統治從來沒有真正深入到基層，農民感受不到其存在，因此，“農民也并不將他自己、他的活動和他的前途與政府聯系起來”。正因此，他們力主在基層“戰略村”內首先發展自治性民主。他們認為，“在選舉出村長和村議事會后，這些新任的官吏就會對提高人民的福利和生活水平做出決定。通過這些‘草根’計劃，就可以逐步建立民主政治進程的框架，把民主從村一級逐漸擴展到省一級及至全國”，這樣，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逐步推進政治現代化建設。出于這一理念，在和平隊隊員指導下，“戰略村”逐漸開展村級選舉與村民自治試點。

當然，為了把鄉村自治與原本過于遙遠的國家政權聯系起來，和平隊設計了制度架構，由鄉村自治選舉出的管理者，納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官僚體系之中，但本身又不是官員，主要是架構起國家政權與基層農村之間的橋梁，實踐中發揮上傳下達作用，即把基層情況尤其是在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困難及可能的解決方案，如實上報給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同時落實上級政府向基層輸出的服務。經由此，和平隊認為，農民最終會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一個有著公民意識的由公民組成的國家身上。

如果僅從上面的敘述看，肯尼迪政府在以羅斯托、斯塔利等現代化學者鼓動下發起的越南“戰略村”計劃，甚至算得上完美。尤其是，作為抵御共產黨武裝滲透以及共產主義思想侵蝕，美國在越南“戰略村”計劃這一現代化方案，亦在了解對手的基礎上汲取了對手的優長。比如，把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再比如，通過基層建設把農民組織起來；又比如，注重鑄造精神與信仰的工作；還比如，所設計的基層自治及基層管理者，現在看來也與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很相似；等等。甚至還有深入到農民之中、與農民“打成一片”的做法，也與后者相似。為此，和平隊的宣示也幾與他們的對手完全一致：“最終的和決定性的目標是人民。”

肯尼迪政府對計劃的施行一開始也非常樂觀。盡管前期由南越政權武裝強制實施的拆村并鎮過程中的殘酷性，已為后期“戰略村”建設階段早早投下濃重的陰影，但羅斯托等人都認為，后期美國和平隊參與的建設以及“愛民運動”的開明仁德，“由此帶來的實際利益和精神上的鼓舞，將很快撫平前期的傷痛，并使農民反過來相信前期的行動是必要的”。“戰略村”計劃展開后，也不斷有來自歐美的獨立記者或研究者，在進行深入調查基礎之上，不斷提出警告：“戰略村”建設不僅未能防止共產黨游擊隊滲透，而且正將更多的基層農民推向南越政權及美國的對立面。但這一切，都被極度迷信以現代化對抗共產主義的肯尼迪及其學者顧問們選擇性忽略了。

肯尼迪當局派遣出的調查者——他們當中多是現代化理論的開拓者或擁護者——卻幾乎都在對“戰略村”唱贊歌。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亦是經濟學家的戴維·貝爾到南越之后，與和平隊的兩位美國青年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宣稱他已經真正看到，美國的努力將促使越南農民“越來越多地把希望寄托在進步和國家獨立之上”，并“使他們能夠擊退越共”。他認為，“戰略村”計劃實施之前，“南越對共產黨幾乎是唾手可得的果實”，但是現在，“它已經成為一個其自由完全有保障的國家，其經濟進步的前景也清晰可見”。由此，他得出結論：盡管斗爭仍將是殘酷的，但是在美國的鼎力幫助下，其現代化必將取得成功。“美國不僅已經將南越送上了歷史性變革的康莊大道，還彰顯了美國本身所擁有的現代化力量及其示范作用。”甚至一些美國軍方領導人，在參觀了一些“戰略村”之后，也迎合肯尼迪政府對“戰略村”計劃予以了高度褒揚。擔任美國國防部長的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從越南回來后，對肯尼迪說，那些唱衰“戰略村”的記者是錯誤的。“戰略村”的建設，“賦予了社區居民一種歸屬感。美國人已成功地找到了解決發展問題的辦法，而這是此前殖民過越南的法國人和后來占領了南越的日本人從來未曾解決的”。

然而，所有的關于“戰略村”計劃的贊美，在1960年代中期被證明是華而不實甚至是蓄意的謊言。計劃推行后僅兩年多，越來越多的不利消息從南越傳回美國，但美國人把不利局面的形成都歸罪于吳庭艷政權的腐敗無能和不配合；1963年11月，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南越政權內部反對者密謀處死了吳庭艷兄弟，但并沒有挽回局勢。自1964年開始，越共支持的南越民族解放陣線攻城略地的速度越來越快，“戰略村”一個個淪陷。美國新聞署一份報告抱怨：“‘戰略村’的門戶已被敵人百分之百破壞……行政委員會和村議事會都瓦解了，都在尋求和平，都變得親共。”和平隊駐隆安省代表報告說，越共已經能夠“逐日清除”“戰略村”。“9個月前有219個擁有防衛武裝的‘戰略村’，現在只有50個了。其余的都放下武器，或者逃跑了。”更讓和平隊志愿者難以接受的是，“戰略村”的淪陷幾乎都是里應外合的結果。即使是他們最為看重的模范村，事后都證明存在大量的游擊隊內應，而且其中還有不少婦女與兒童。一旦村莊淪陷之后，“‘戰略村’里幾乎所有的青年男子都已經跑去參加越共”。

“戰略村”的失敗，給了肯尼迪之后的約翰遜政府極大的刺激。一方面，作為現代化理論的支持者，林登·約翰遜總統不敢公開承認和平隊的失敗，因此，仍然繼續維持和平隊即美國行動代表團在南越的活動。但另一方面，由于戰略耐心的消耗殆盡，促進約翰遜政府轉而下決心對越共開始一場直接戰爭：用“戰斗隊”替代“和平隊”，控制“民族解放陣線”加速向南越滲透的步伐。于是，在失去近70%的“戰略村”之后，1964年8月，美國借口其軍艦在北部灣遭北越魚雷艇襲擊，開始直接武裝打擊越南。1965年3月，美國對北越實施代號為“滾雷行動”的戰略轟炸計劃。至1968年11月，美軍出動軍機超30萬架次，累計投彈約258萬噸，超過二戰太平洋戰場（50.3萬噸）和朝鮮戰爭（65.3萬噸）投彈量總和，這一行動成為冷戰時期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戰略轟炸，創造了軍事史上“地毯式轟炸”“無差別飽和轟炸”等術語，亦是美國軍事史上爭議性最強的決策之一。大轟炸不僅造成了即時大量人員傷亡與物質損失，更通過環境毒害、經濟畸形和社會信任崩塌等連鎖反應，重塑了越南的社會基因。其影響被學者稱為“戰爭資本主義的創傷性遺產”，成為研究現代戰爭長期社會后果的典型案例。

在越南戰爭中受傷的美國士兵

值得注意的是，已被越共占領的“戰略村”成為大轟炸的一個重要目標。其目的除了想“殺死越共及其擁護者”之外，還試圖通過轟炸，把村民往主要交通線附近尚未被越共占領的“戰略村”中驅趕。

但這一切不僅仍然未能阻止越共擴張，反而更激起了美國國內及全球反戰浪潮。1973年1月，美國不得不正式啟動撤軍計劃，并于同年3月完成所有作戰部隊的撤離。1975年在越南人民軍攻占西貢前夕，美軍發起代號“常風行動”的緊急撤離任務，使用直升機從西貢撤出約7000名美國公民，其中就有堅持到最后的“和平隊”志愿者。

值得一說的是，現代化理論與實踐在越南的失敗，深深刺激了羅斯托。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羅斯托后期成為了最堅定的擴大越南戰爭的支持者。肯尼迪遇刺后，羅斯托繼續留在約翰遜政府擔任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在美國國內已經出現反戰浪潮之時，當初曾支持以派駐和平隊替代戰斗隊的羅斯托，卻對擴大對越戰爭行為予以了最堅決支持，并且參與了對越戰略大轟炸的謀劃。他曾咬牙切齒表達過這樣的意思：既然美國人的上帝不能讓越南人信服，那么，就讓越南人畏懼上帝吧。既然和平隊不能將越南帶入現代化，那就讓炸彈把他們帶回石器時代。為此，作為學界中人的羅斯托，被美國國內戲稱為“空軍上將羅斯托”。

1969年，越戰徹底進入死胡同。羅斯托黯然從政府退出，想著重返高校教書。然而，作為一個曾經著名的經濟學家、現代化理論大家的他，此時卻被他的母校麻省理工學院所拒絕。反戰的學生們更是把他當作“戰爭罪犯”。這就是歷史的報應！也預示著現代化理論在欠發達國家的徹底失敗。

三

緣何一段學術界與政界共同推動欠發達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歷史，卻因失敗而成為美國知識分子尤其是一代經濟學大家的傷心史？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當然是美國現代化理論界忽視了水土不服的問題。歷史已經反復證明，在美國行得通的觀念，在欠發達國家不一定行得通。但以羅斯托、斯塔利及白魯恂、亨廷頓等為代表的經濟現代化和政治現代化理論家，卻都無視這一點。雷迅馬指出：“理論家們將西方的、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特別是美國，作為歷史發展序列中的最高階段，其后以此為出發點，標示出現代性較弱的社會與這個最高點之間的距離。他們相信美國以往的歷史經驗展現了通往真正的現代性的道路。故而強調美國能夠推動停滯的社會步入變遷的進程。”以羅斯托為例。羅斯托從經濟學視角研究現代化理論。盡管他承認各國歷史與國情特殊，現代化進程會有所不同，比如，時間及政策選擇順序有所不同，但他認為最后在階段與道路上都會趨同于美國。他所認為的經濟現代化對于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基礎性作用這一點的確很正確，但他同時又認為經濟現代化，也必須借助于在政治與社會治理上向英美靠攏，建立起西式民主政治及公民社會，為經濟起飛或經濟現代化創造條件。也就是說，在羅斯托那里，現代化是一種“普適”的，道路有曲折但總體上是呈現“線性的”，并且向美國模式收斂。當然，他還斷言，美國現代化生活方式的獨特價值和優越性，也一定會使欠發達國家人民接受并效仿美國。

但實際上，熱衷于推銷現代化理論的學者都低估了不同國家歷史、社會與經濟結構的復雜性。他們在欠發達國家推銷美國式經濟模式，卻因忽視了這一點：欠發達國家普遍未經歷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這樣的平權運動，市場已被地主、官僚與買辦資本以及權力階層所把控，放任的結果是“強者恒強、弱者更弱”，這樣的市場經濟最后只能是徹底的掠奪型經濟，不僅阻止不了以平權為目標的共產主義思想，反而會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而讓底層民眾親近共產黨游擊隊。同樣，也因為忽視了這一點，他們在欠發達國家推銷西方所謂“政治參與的擴大”，“所導致的往往不是穩定的民主政體，而是軍人政權、寡頭政治、種族沖突和國內戰爭”。所以，在反思越南“戰略村”計劃何以失敗時，斯塔利不得不承認，不清楚吳庭艷政權如何與權貴階層一起榨取民脂民膏，如何的胡作非為，甚至在推進“戰略村”計劃中都千方百計借機攫取自己的利益，反而試圖把越南的現代化事業托付給這樣的統治者，建立在權力極度不平等基礎之上，這是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利用政治強加意志，使欠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成為“槍刺下”的現代化，是現代化理論派注定失敗的又一關鍵性原因。對此，有必要敘述得更詳細些。

馬克斯·韋伯曾專門區分過政治與學術兩個領域，稱前者需要熱情，后者需要理智；前者是熱性的，后者是冷性的。因此，二者之間最好的狀態是保持距離卻互不妨礙。在現當代美國學術界，沒有任何時期能比得上肯尼迪政府對現代化理論的重視和支持。也就是說，就學術界與政治界的關系而言，這簡直是真正的“蜜月期”。但以羅斯托、斯塔利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及其他領域學者，不懂得越是與政界關系好時，越要有邊界感，反而肆無忌憚地利用政界賦予的權力，來推銷其理論在現實中的落地。所以，雷迅馬認為，一旦學術與政治結合，就不再是理論，而是歸為意識形態，而“和平隊是現代化意識形態被權力制度化的結果”。特別是，羅斯托他們甚至有意利用了政治權力中最強有力也是最可能產生危害的一個特點，即政治權力在現實中一旦遇到阻力，將會祭出戰爭與暴力。這種無邊界感，最終也決定了一旦政治上出現問題，現代化理論派也將隨之沉淪。

以越南“戰略村”計劃為例。這一計劃的實施其實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把分散的可能被民族解放陣線滲透的村莊拆散，把村民往交通要道沿線的村鎮中實行集中。第二步，實現“戰略村”與民族解放陣線的物理隔離。第三步，在完成了對農民的遷移并將他們和游擊隊隔離開之后，正式進行村莊的現代化建設。其中，第一步與第二步，都廣泛借助使用了政治暴力。

第一步，農民其實是不愿意從原來生活的村莊中遷出，幾乎所有的遷移都是在南越軍隊的槍口之下強制的。當農民被武裝驅趕出原來的村莊后，軍隊都要放火燒毀每一處房子，以防止這些遷出的農民偷偷返回。更令人發指的是，農戶已種植的莊稼，即使是快到收獲季節，也被軍人野蠻踐踏；一些農戶飼養的家畜，因為很難隨行帶走，或妨礙遷移的速度，被軍人射殺或瓜分。正因此，發生了不少農民集體反抗強制遷移事件，但無一例外被南越軍人以“通共”名義鎮壓。因為這一過程的殘酷，肯尼迪政府反叛亂特別小組警告，如果和平隊直接介入“把農民從他們的家園連鍋端到‘戰略村’”這一行動，“將會使名譽蒙上惡名”。所以，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臟活”，讓南越政府去干即可。但是，和平隊在戰略層面卻表達了通過暴力強制農民搬遷的支持，并認為，這是實現“戰略村”計劃必不可少的步驟。羅斯托甚至相信，現代化與暴力本來就是相互聯系的。

第二步，在和平隊中的軍事人員指導下，“每一個‘戰略村’都由壕溝和鐵絲網環繞起來，其中還包括一個以上的瞭望塔、前緣哨位和保護中央武器倉庫的崗哨……‘戰略村’的周圍都要被開辟成空地，作為自由開火區；而接近這片空地的地方要布滿機關（竹尖樁、陷坑、地雷等），還要派人駐守”。為防止農民離開“戰略村”與游擊隊接觸，“戰略村”實行外出檢查身份證件制度，即如果農民想離開“戰略村”，必須通知當地官員，向他們詳細說明自己的計劃，而且必須經過許可才可以離開。走親串戶的人如果要過夜，還必須在當地政府或警察機關登記；“戰略村”內還實行宵禁，那些違反宵禁令的人，可能會被武裝巡邏隊射殺。此外，即使是白天，農民只能在指定區域內生活或生產，如果無證私自越過監控范圍，在經過開火區時也完全可能被射殺。這使得生活在“戰略村”里的農民幾乎失去了自由活動的權利。后來在反思“戰略村”失敗時，歷史學家斯圖爾特·米勒將其與菲律賓集中營進行對比。1901年至1902年，美國為鎮壓菲律賓人反對殖民統治的起義時，亦采取殘酷手段：“把老百姓全部趕進集中營，而集中營的四周是死亡線。在集中營之外，所有的東西都被毀掉了：人、莊稼、食品鋪、畜禽、房屋和船。”而這一切，現代化理論大家們竟然都不僅無視，而且相信這首先是實現“魚”與“水”的徹底脫離所必須。因為在他們看來，民族解放陣線的游擊隊是“魚”，村莊與村民是“水”。更重要的，他們還認為這也是使農民成為“現代公民”的必經之路。他們認為，農民要想成為南越國家的公民，就得接受成熟的理性制度下的嚴刑峻法；而這一過程中的暴力，將加速“由沒有國家的狀態到建立起與國家緊密聯系的狀態的劇烈轉變”。

現代化理論派有一個盤算：“戰略村”計劃中第一步與第二步的暴力陰影，必將因第三步即現代化建設所帶來的變化所驅散。但實際上，即使到了現代化建設階段，仍然離不開暴力。因為包括道路、水利設施、田地改良與規劃等，都需要把農民組織起來共同勞動，而原本習慣了小農獨自耕作的農民根本無法適應有組織的勞作。于是，為保證計劃的順利推進，有組織的勞作仍然只能在南越軍人或“戰略村自衛隊”的嚴格監控下進行。農民們抱怨，每天12個小時、每月27天在工地勞動，勞動強度之大讓他們苦不堪言。而且，如此高強度的勞作，后勤保障卻極差，甚至被南越監工軍人所克扣。農民們反映，生活表面上是“文明”了，但其實更苦了，幸福程度不升反降。更要命的是，婦女也被迫參加集體勞作，連家里的孩子和老人都無法照顧。曾有一個“戰略村”，兩個小孩因缺乏大人照顧而溺水身亡，一度引發小規模騷亂。

與美國士兵發生沖突的越南老百姓

總之，就算現代化理論大家們的“初心”，的確是為了推進欠發達國家發展，但殊不知，這種借助于暴力推進的現代化，成了“槍刺”下的現代化，結果只能是激起農民更大的反抗，把農民更快推到共產主義一面。因為后者才真正對農民平等以待。

把現代化觀念及美國想象強加給欠發達國家的背后，是理論家們的“上帝心態”與殖民地官吏心態。雷迅馬認為，美國政府和社會科學界向發展中國家“強加”現代化思想，“這與過去的‘天命’意識形態和帝國主義意識形態之間是有強烈共鳴的”。從羅斯托到肯尼迪，都認為必須將反叛亂和防止共產主義思想傳播，與他們認為“最先進的、而且是西方獨有的價值觀聯系在一起”。一方面，他們認為美國是世界上唯一“天選之子”，有領導欠發達國家的使命。肯尼迪說：“上帝的美國仆人有責任把福音傳播到越來越多的地方，還隨身帶去美國人民不斷增長的知識和技術。”羅斯托認為，美國必須履行自己作為仁義之邦的全球使命，在“新興”世界推動現代化事業。他還用一種命定論的語調總結道：“美國仁愛傳統可上溯至我國誕生之際——我國歷史實有比建國時期更為深遠的淵源，亦可上溯到西方文明在地中海發端之際。”和平隊培訓手冊上，也把美國描述為成就非常的國家。欠發達國家是消極冷漠、宿命無為、政治專制和社會分裂，而獨特的美國品格中包含著對民主、平等、自由、實用主義、地方自治、物質主義、公民結社和個人主義的共同信仰。另一方面，他們也認為，世界各地尤其是欠發達國家，有義務也必須接受美國的現代化觀念。因此，和平隊使命之一，就是“徹底改變當地人的文化”。所以，每個“戰略村”的建設中，都建立起一座教堂，強制向村民灌輸天主教或基督教思想，在村民有限的空閑時間，還強行組織村民到教堂中接受宣傳教化，同時，還對吳庭艷政府歧視和迫害本土佛教徒予以支持——這也僅僅是因為現代化理論派有一個共識：歐洲的天主教比亞洲土生的宗教更適宜于“現代化”——最終引發了1963年6月僧人釋廣德在西貢街道自焚這一駭人聽聞的事件。喬姆斯基對此有深刻的批評。他指出，這些現代化理論家及支持他們的決策者與媒體，“深信自己的祖國是仁慈善良的國家，深信他們自己對世界秩序的看法是正確的”，所以他們也堅信自己懂得“落后民族的真正利益所在，認為這些人的福祉要由他們來照料”。和平隊副總指揮沃倫維·金納后來反思道：“文化帝國主義，以及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于人，這和軍事帝國主義一樣惡劣，對兩國人民、兩個國家中的任何一方，這都是一種侮辱和損害。”

現代化理論派的失敗原因，還不只是限于不顧國情與歷史不同、借助政治暴力進行觀念強加，還在于他們自帶光環之下的行動做派。

在肯尼迪時代，受到現代化理論大家羅斯托、斯塔利以及白魯恂、亨廷頓等前輩學人影響，和平隊成員中，經濟學、政治學、法學及社會學等文科畢業生人數占參加和平隊訓練的總人數的70%以上，這幫被雷迅馬稱為“學士萬金油、文科百事通”的文科生，被認為更能體現美國積極有為的民族精神，更能理解現代化觀念及其對欠發達國家的重要性，當然也被認為比理工科學生更懂得宣傳與管理。而恰恰“戰略村”計劃，需要的是“領導能力、實踐經驗和對人類價值的感受力”。所以，肯尼迪政府認為文科生更適合和平隊的任務：“喚醒人民，使他們認識到進步的可能性。組織人民，幫他們建立一個社會，也使他們對我國最美好的事物有所領略。”

肯尼迪派遣的和平隊以文科生為主，還有另外一層考慮，即借助和平隊形象扭轉國內青年人中越來越流行的頹廢、放蕩與虛無。其時的美國正值二戰后經濟繁榮的最高點。一批在舒適而萎靡的物質生活中成長的年輕人，面對政治領域充斥著的冷戰思維和麥卡錫主義，肆意挑戰道德禁忌：通過毒品體驗、性解放和爵士樂狂歡實現精神突圍。被視為“垮掉的一代”。不少美國人尤其是傳統民主黨人士認為，新教倫理正在消亡，美國人堅強、勇毅、果敢的品格也正在消失。這一狀況急需得到改變。和平隊中的文科青年應征者，為著去幫助推動一個本不相干的國家的民眾過上現代化生活這一崇高的目的，放棄在美國十分優裕的環境，奔赴遙遠的國度，過著最為艱苦的生活，與受援國的人民一起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一起對抗共產黨游擊隊的滲透，這才是完美體現了美國立國以來的進步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政治理想以及傳教士的普濟精神。美國正需要這種理想與精神的回歸。而和平隊亦在幫助推進欠發達國家現代化之外，也被認為承擔了上述使命。

然而，這些以文科生為主的和平隊，一旦真正進入到“戰略村”開始工作后，才發現理想主義與那點浪漫英雄主義，在現實面前碎了一地。

和平隊的文科生，在宣傳美國價值觀、信仰和現代化理念，以及幫助提升村民生活文明程度和社會治理方面，勉強還算稱職，但卻解決不了“戰略村”其他任何具體問題，包括醫療、基礎設施設計與建設、農業技能以及安全防衛，等等。于是，肯尼迪政府緊急為和平隊招募并補充醫生、工程師、農業專家、警察教官和情報專家，使隊伍結構趨于完善。

然而，對和平隊的成員來說，最難的還是如何真正融入“戰略村”老百姓的生活。應該承認，和平隊的志愿者一開始是抱有一種理想主義的自我犧牲精神，也一定程度上做好了艱苦生活的準備，但現實卻遠超過其所能容忍的底線。語言的障礙、村民的敵視以及村里物質生活的匱乏程度，都是此前和平隊隊員無法想象的。這讓他們非常沮喪。也許白天去給村民巡回診療、給小孩發些他們特別饞的零食然后組織他們玩個游戲，這些親民活動都不算難，難的是能在沒有翻譯及武裝士兵陪同下，還能與村民交心，難的是能長時間堅持與村民的“三同”即同起居、同伙食與同勞動，更難的是這批從未面對真正的戰爭與犧牲的青年人，在面對隨時與共產黨游擊隊迎面相撞時還能臨危不懼。

后來的事實表明，這些難題，和平隊都沒有解決。在生活方面，苦一段可以，但不能堅持苦長久；白天苦可以，但晚上得找補。至于犧牲，犧牲的是別人可以，但不能自己去犧牲；犧牲的是軍人可以，但我是和平隊志愿者我不行。這是和平隊志愿者后面的做派。后來有一位和平隊領導層官員這樣對比共產黨人與和平隊志愿者：“我們認為他們（共產黨人）正在昏睡，但是他們并不是這樣。我們想吃美酒佳肴，坐凱迪拉克，但是他們對生活享受毫不在意。他們只想著到人民中間去工作。他們知道如何講話、如何行動，而且他們講究效率，非常講究效率，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工作。”肯尼迪的朋友、作家白修德給總統信件中則坦言：“他們龜縮在軍人保護之下的空間。如果沒有軍人護送，即使在白天我也找不到一個美國人愿意開車送我到西貢以外的地方去。更讓我萬分困惑的是，在共黨分子方面，他們訓練有素、紀律嚴明，并愿意為了他們的事業去死！”

當然，還有更荒唐的。雷迅馬曾寫道：當時美國人認為他們的軍人和顧問（和平隊）將促進越南的城市化和現代化，但娼妓業才是在越南的美國人推動作用最大的“產業”。基本上，美國人到了哪里，哪里的娼妓業就發展起來了。西貢與南方其他城市的娼妓業在1960年代的迅速發展，就是美國人的“功勞”！

給美國現代化理論派予以理論上最有力打擊的，則是左翼的“依附論”與“世界體系論”學派。他們認為，西歐和美國可能曾經也“欠發達”，但他們實現現代化恰是靠戰爭與殖民建立起了世界范圍內的剝削關系。而一旦這種剝削關系建立起來，且經過漫長的資本全球擴張之后，“跨國經濟關系已經增加了工業化中心國家的財富，同時卻又將邊緣的衛星國鎖定在對剝削性的全球資本主義的附庸位置上”。這一觀點，在加以歷史的佐證之后，從根子上徹底否定了美國現代化理論派的立論。因為后者認為美國現代化是世界效仿的榜樣，是美國國家精神的產物。“依附論”與“世界體系論”者接著論證，如果接受并踐行美西方現代化理論，其后果并不是欠發達的邊緣國家“美國化”，而是與美國及歐洲的發展差距進一步拉大。他們一針見血指出，美國在南越的“現代化”實踐背后，仍然離不開資本。在南越包括在“戰略村”建設中，農民種什么并非根據農民的需要，而是根據美國大資本的布局。所以，當時在南越，許多耕地與森林被毀掉，被強制要求種植煙草、蔗糖與橡膠林這樣的經濟作物，而耕作方式則是必須用到美國種子、農藥、除草劑、化肥。最后，南越農民千百年傳統自給自足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在現代化名義下被摧毀，土地的自然肥力很快耗盡，只有通過把經濟作物賣給美國大公司才能拿到錢去購買自己的口糧。整個農業依賴于美國，連農民這個群體都被迫依附于美國。農民卻并未真被現代化理論派承諾的那樣，享受到現代化生產與生活帶來的幸福程度大躍升。

當然，也許羅斯托、斯塔利等經濟學領域現代化大家，并非有意以“現代化”來推進資本全球獲利。但無論如何，他們至少在自己的理論創建時，缺乏歷史與全球視角，尤其因反對共產主義的偏執而缺乏一雙能夠對全球資本與權力結構進行洞察的眼睛。所以，雷迅馬說，給現代化理論撰寫了墓志銘的，正是“依附論”及“世界體系”學派看到的現實：的確，現代化最終仍然從美歐擴散到全球，摧毀了國家邊界，但其結果，卻是全球范圍內兩極分化，而非羅斯托所設想的“共享美麗新世界”！

需要補充的是，盡管1980年末期開始的社會主義走向低潮及全球資本主義復興，以亨廷頓的弟子福山《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為代表，現代化理論一度有“重新復興”之勢，但很快又被世界范圍內越來越尖銳的收入差距、南北矛盾、地區沖突、經濟金融危機及反全球化“再度瓦解”。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今天全球南方國家，已很少明確地將“實現現代化”作為發展目標。這并非他們不想實現現代化，而是因為他們從引進并踐行西方“現代化理論”中收獲的更多是失望甚至是失敗。

當然，目前唯一有一個例外，就是中國式現代化。當年在羅斯托以“非共產主義宣言”自詡的現代化理論指導下，欠發達國家均未實現現代化——包括今天的南亞與南美地區，工業化都未完全——中國共產黨人不僅領導人民實現了國家工業化，而且實現了全面小康，并正朝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前進。如果這條共產黨領導下的現代化之路能走通，將有可能挽救現代化的聲譽，并為全球南方重新追求現代化提供迥異于羅斯托、斯塔利等理論之外的選擇方案。

四

必須回過頭來再說說納瓦羅了。

1972年，納瓦羅從塔夫茨大學畢業后加入美國和平隊，被派往泰國農村服務三年。后來，納瓦羅在包括《致命中國》等在內的著作中幾次提及泰國經歷，描述其通過和平隊形成的對發展中國家治理模式的觀察，并以此為基礎延伸對全球化議題的批判。《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金融時報》等外媒相關報道或專訪，以及納瓦羅昔日隊友的敘述中，也都多少涉及一些納瓦羅在和平隊的歷史。從這些散見而零碎的資料中，可拼湊出一些有意思的事。而這些事無不表明，納瓦羅在泰國所面對的、所遭遇的以及所留下的“遺產”，與和平隊志愿者在南越幾乎是一樣的。

在和平隊期間，納瓦羅曾在泰國東北部農村推廣美國高產稻種及使用美國產化肥。但村民們所擔心的，是怕因使用美國高產稻種而放棄傳統耕作方式，導致土壤退化后陷入更深的貧困。據一名參與項目的泰國農學家回憶，納瓦羅常因“過度強調產量”與村民“土地也有生命”的觀念非常沖突。例如，在他要求農戶完全放棄傳統稻種時，引發一名叫頌猜的老農激烈反對：“你的稻子只能喂飽我們三年，之后土地就廢了！”類似大量的案例后來被“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學者解讀為“發展中國家被美國‘善意’綁架”，進而形成“援助即控制”。

和平隊的核心任務是“通過志愿活動輸出美國現代化價值觀”，但納瓦羅發現泰國村民對美國式的現代治理理念興趣寥寥，反而更關注實際生存需求（如農業技術、基礎教育）。他曾在報告中抱怨：“當地人只想學種水稻，而非談論自由選舉。”一名前和平隊志愿者在回憶錄中的確提到，納瓦羅曾試圖向村民解釋“民主投票”，但村長直接打斷：“誰給我們修水渠，我們就聽誰的。”

同樣，納瓦羅在和平隊也曾遭遇與當地政府腐敗及豪強控制的沖突，但納瓦羅解決的辦法可能會務實一些。學者素拉育的研究指出，納瓦羅為推進項目，常與腐敗的地方官僚合作。例如，他默許一名叫巴育的縣長挪用部分援助資金修建私人別墅，以換取其對項目的政治支持。另據泰國邊境記者猜瓦的調查報告，1974年納瓦羅在清萊府參與灌溉項目時，因工程涉及毒梟控制的土地，被迫通過中間人向當地武裝頭目支付“保護費”。這與南越和平隊無視吳庭艷政府對民眾的剝削與壓迫并與之合作無異。而這樣做的結果，不僅會扭曲現代化理論者初心，也無法真正推進現代治理。

現代化理論派及和平隊的失敗，曾把羅斯托這樣的學術界大家，推向徹底以“主戰派”面目示人的政客。納瓦羅在泰國充當和平隊志愿者的身份，與他今日成為特朗普內閣最激進的“貿易戰”斗士之間，有沒有聯系呢？

已有美國媒體猜測，在泰國作為和平隊志愿者那種挫敗感，首先就為納瓦羅后來十分偏執的立場埋下伏筆。因為他從失敗得到的“啟示”是，和欠發達國家的任何援助與合作，都換不來任何善意，也解決不了任何國家之間的矛盾，唯有美國單邊施壓才能“重塑秩序”。這種挫敗感帶來的偏執，其實在他泰國任期最后階段就已有端倪。據他同期和平隊成員琳達在日記中記載，納瓦羅后期曾因“粗暴的工作方式”遭同僚孤立。例如，他擅自將村民的家族祭祀土地改為試驗田，引發眾怒后反指責隊友“被感性綁架理性”。再比如，1975年和平隊內部評估報告顯示，納瓦羅多次批評總部“用理想主義掩蓋無能”，主張“援助應附帶政治條件”。這種強硬立場與和平隊的“溫和滲透”方針相悖，卻與其后期“以貿易為杠桿脅迫他國”的思路高度一致。

總之，與羅斯托一樣，納瓦羅在泰國的經歷，構建了一個從“理想主義志愿者”向“經濟武士”蛻變的敘事鏈：懷著一腔熱情以為去助推欠發展國家的現代化，結果卻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與村民博弈、與官僚周旋、與共產黨游擊隊無助的對抗，最后想完成的大業卻淪為笑柄。這種經歷不可能培養其共情能力，只可能轉化為一種對抗性世界觀。所以，和平隊這段經歷當然可為其經濟思想的極端化提供歷史與人性維度的注腳。

需要說明的是，歷史上，美國和平隊即使在南亞以及南美遭受重大挫敗，但仍然不斷變換面目并調整策略一直存在，仍然活動于東南亞、南美及中東歐諸多發展中國家及轉型中國家，且其領導機構也一直是肯尼迪政府時期配合和平隊成立而組建的美國國際開發署。雖然其與美國學術界的關系日益疏遠，并且已經蛻變為美國政府手里借國際援助之名進行單純意識形態輸出或展現軟實力的工具，但無論如何，仍然算是羅斯托理想以及當年和平隊的繼承者。

原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總部

是美國人自己最后宣判了和平隊最后的命運：2025年2月7日，美國國際開發署被正式摘牌；3月28日，納瓦羅的“老板”特朗普正式通知國會，將裁撤該機構幾乎所有剩余職位并陸續關閉其全球辦事處，分布于世界各地的雇員即和平志愿者們需在7月或9月前離職。一度承載過美國學術界現代化想象的和平隊，終于被徹底解散了。

很快，歷史又發生了一個如此意味深長的細節：早年曾堅定支持羅斯托與肯尼迪和平隊構想的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前院長、美國知名政治學者、“軟實力”概念提出者約瑟夫·奈，在對美國政府裁撤國際開發署多次提出抗議之后，于2025年5月6日去世，享年88歲……

本文作者

盧周來，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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