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禁酒令來了，五星酒店笑了？

去酒店辦宴席也有國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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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 酒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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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一位在杭州開酒店的朋友轉給我條新聞鏈接，配了五個字：“這事真離譜。”

我點開一看，確實有點出乎意料。

浙江紹興出臺了新一輪提振消費政策，在酒店舉辦宴席滿一定桌數和金額，給予分檔補貼，最高不超5000元。

按政策細則，宴席5桌以上且滿1萬元就能領補貼。

說百了，只要你在指定范圍內吃得夠多、刷卡夠狠，政府就給你錢。

聽上去像不像“反向禁酒令”？

但就在幾個月前，我們看到的新聞還是另一番畫風。

彼時，恰逢國家層面開始重提過緊日子，十余年后，有關部門重新修改了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明確提出公務接待煙酒全禁。

在許多酒店人眼中，正是從今年5月中旬突然刮起來的。

婚宴、升學宴開始取消，最關鍵的公務接待，也悄然從日程中消失了。

有些地方甚至升級管控，有的下文“三人以上聚餐一律上報”，有的規定連節假日私人聚餐也要備案。

華北一座縣城的酒店老板老韓跟我說：“公務宴一斷，氣氛就全沒了，現在大家都怕管得太嚴，連請朋友吃飯都開始低調了。”

但在酒店這行摸爬滾打時間長的都知道，很多時候，生意興衰其實只取決于一個微妙的氣氛。

今年6月底，旅界報道的受到業界廣泛關注后，官媒也先后發表評論文章。

人民網銳評“禁止違規吃喝，不是吃喝都違規”直接把點子挑明了，整治要精準，別搞一刀切，該自費請客就請，該正常聚會就聚。

新華網更直接，文章標題叫《整治違規吃喝，不是一陣風不能一刀切》。

氣氛這東西，說不清，但能感受到。

很快，7月底，“重慶榮昌書記下館子”新聞就上了熱搜。

當時，榮昌區委書記高洪波在區內一家餐館吃飯，拉著幾位客人邊吃邊聊，還對著媒體笑瞇瞇地說：“要帶頭消費，帶領消費。”

他結賬的時候，老板退回了多余的錢，飯費只收了1108元，還抹了零頭。

朋友圈里的很多酒店經理看到這個視頻，第一反應不是書記請客，反倒心里畫個問號：政策真的要轉向了？

再到這兩天，他們心照不宣地轉發紹興補貼新聞，不忘一句備注“煙火氣回來了。”

畢竟從書記下館子到紹興送錢吃席，意味著輪到地方政府開口請大家回酒店吃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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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是紹興打響酒店宴席補貼的第一槍？

這并不難理解。

事實上，紹興，恰恰就是今年這場“高星酒店擺攤熱”的起點之一。

早在五一，擁有百年歷史的咸亨酒店就試著把臭豆腐和酥魚搬到馬路邊，攤位剛支好，就被游客團團圍住。

酒店經理稱，一開始只想試試周末，沒想到天天被催，干脆變成每日出攤。

到了6月，紹興國際大酒店也加入了街頭大軍，攤子剛擺好沒多久，素燒鵝、爆汁肉包就被搶走一半，還有人邊排隊邊拍視頻發朋友圈：“人生第一次在五星酒店門口搶包子”。

紹興銀泰大酒店更狠，干脆把二十多道菜全都端了出來，早上七點準時開賣，三小時清空，醉雞、小龍蝦、酥魚輪番上桌，平時一份要五六十元的菜，現在十幾塊錢就能帶走。

但紹興高星酒店集體擺攤背后，是偏向中高端定位的高星酒店在過苦日子。

所以，今天當我們看到紹興打響宴席補貼第一槍，或許只是想救活被誤傷的消費底盤。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來，國家在提振消費上的動作其實分兩種：

一種是商品型補貼，另一種是正在落地的服務型消費補貼，餐飲、文旅、住宿、教育培訓、托育養老這些都是被關照的重頭戲。

因為和買冰箱不同，吃飯是高頻的，這就意味著，一旦經濟預期下行、收入增長乏力，最容易被縮減的，就是請客吃飯這類彈性支出。

而在這其中，宴席型消費又是最具代表性的可壓縮型儀式消費。

現在這份紹興政策，目的正是給升學宴、滿月酒、壽宴、同學聚會這些被壓抑掉的儀式松一松綁，搭個臺子。

從供需兩側來看，這份補貼的設計感其實也很明顯。

真金白銀的補貼能直接降低酒店宴席成本，也讓家庭、企業在聚會時少了點心理負擔，有效釋放被政策和情緒壓抑的需求。

與此同時，紹興設定的“5桌+滿1萬元”門檻相對合理，換算一下，人均200元左右，剛好覆蓋婚宴、滿月酒、生日壽宴等中高端宴請。

旅界實拍

而對五星酒店來說，這些宴席訂單則能幫助它們消化原本閑置的廚師團隊、宴會廳、服務人員，提升場地與人力的利用率，提高復工信心。

可以說，這是一種悄然的宴席再定位，引導酒店從高端商務宴請，轉向家庭社交場景的生意邏輯。

同時你會發現，政策附帶的發票要求，也起到了規范酒店運營結構的作用。

畢竟在原來以熟人經濟為主的三四線市場，不少酒店習慣于現金為主、流程粗放、服務標準難以固化。

但現在，如果想順利拿到補貼，就得提供規范發票、接入線上申報、保證服務流程留痕，這反過來會逼著酒店加快合規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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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星酒店來說，紹興的補貼是一場及時雨，對城市來說，這是一場用補貼換回人間煙火氣的實驗。

而這場實驗帶動的煙火效應，從紹興開始，正在向更多國內城市悄悄蔓延。

前幾天，老韓給我發來一條語音，聽得出聲音里帶點興奮：“最近，老熟客又回來了。”

他口中的“老熟客”，就是那批體制內常年訂餐的單位客戶，之前禁酒令一緊，誰都不敢動筷，現在政策風向略微一松，大家開始試探性地回來點幾桌。

“不是大張旗鼓那種，”老韓補充，“但起碼有人肯訂包間了。”

無可否認的是，在“整治違規吃喝”的大環境下，紹興敢于為宴席消費埋單，本身就是一個需要勇氣的決定。

這種勇氣在于明知道可能會被扣上不講政治的帽子，仍然要在政策和消費之間尋找平衡。

而這些年，一邊是過緊日子，另一邊是擴大內需，一邊是整頓酒桌文化，另一邊是消費帶動經濟，政策有邊界，風向卻有彈性，有時地方政府比我們想象中更難。

因為主管政策的人比誰都清楚，如果酒店餐飲消費繼續萎縮下去，廚師和服務員下崗，本地食材供應商和婚慶服務商也跟著受沖擊，產業鏈一環扣一環，最終還是地方經濟買單。

所以這次紹興的宴席補貼，本質上不是為了寵酒店，是為了守住一個龐大的消費和就業盤子。

然而，問題也很現實，這種政策能持續多久？

補貼酒店意味著財政支出，而地方財政的壓力，大家心知肚明。

況且，近年來不少地方政策一陣風：今天喊要提振消費，明天又收緊審批，今天獎勵消費，明天突然取消預算，企業最怕這種朝令夕改。

所以哪怕這場紹興實驗最后不了了之，也可以理解。

但站在今天回望，它至少留下了一條值得借鑒的思路。

在消費收斂的大周期里，不是所有錢都要往基建和大件補貼砸，拿一點點真金白銀撬動服務消費，可能反而更快見效。

但至于五星酒店們能不能真的笑出來，還得看下一次政策風向吹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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