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正襟：完善社會保障與保障就業-通往社會穩定的制度基石

2025年的中國，經濟總量已穩居世界前列，城市天際線不斷刷新，科技創新日新月異，高鐵網絡四通八達，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然而，在這幅看似繁榮的圖景背后，一種深沉的焦慮正悄然蔓延于千家萬戶——人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感日益加劇。這種焦慮并非源于當下的貧困，而是來自對失業、疾病、養老、教育和住房等基本生活風險的恐懼。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一個根本性問題：經濟增長的成果是否真正轉化為人民的安全感與尊嚴？制度設計是否真正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而非僅僅服務于資本的積累效率？

本文將從宏觀經濟發展與社會保障制度完善的雙重視角出發，深入探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與切實保障就業對社會穩定的根本性意義。我們將論證：唯有通過系統性、法治化、普惠性的制度重構，才能真正化解民眾對未來風險的深層恐懼，重建勞動與回報之間的正義關聯，最終實現可持續的內需增長與長治久安的社會秩序。而當前許多“治標不治本”的短期刺激政策，不僅無法根除問題，反而可能掩蓋結構性矛盾，延緩制度變革的緊迫性。

一、消費疲軟的根源：不是“不愿花”，而是“不敢花”

近年來，盡管政府頻繁推出“以舊換新”“消費券”“家電下鄉”等刺激政策，但居民消費始終未能有效提振。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持續低于GDP增速，居民儲蓄率仍處于歷史高位。這一現象背后，折射出一個被長期忽視的真相：消費疲軟的本質，不是收入不足或欲望不強，而是人們對未來的高度不確定性所引發的預防性儲蓄動機。

人們為何不敢消費？答案藏在每一個普通家庭的日常擔憂中：

怕失業：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企業裁員頻發的背景下，一個家庭的頂梁柱一旦失去工作，整個家庭的財務鏈條可能瞬間斷裂。尤其在互聯網、教培、房地產等行業經歷劇烈調整后，“35歲危機”“大廠裁員”“靈活就業”等詞匯已成為社會焦慮的集體符號。

怕生病：盡管基本醫保覆蓋率已超95%，但重大疾病帶來的自費部分、特效藥、護理費用等仍可能讓一個中產家庭迅速返貧。一場癌癥治療，動輒數十萬元，足以掏空幾代人的積蓄。

怕老無所依：隨著人口老齡化加速，養老金替代率持續下降，許多勞動者擔憂退休后生活水平大幅下滑。而養老服務供給不足、質量參差，更讓“養老焦慮”成為中年群體的普遍心理負擔。

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教育內卷加劇，學區房價格高企，課外培訓費用不菲，育兒成本不斷攀升。許多年輕父母在“雞娃”與“躺平”之間掙扎，既希望孩子有更好未來，又深感經濟與精神的雙重壓力。

這些恐懼，本質上是對制度性保障缺失的反應。當社會保障體系無法提供足夠的“安全網”，個體只能通過壓縮當前消費、增加儲蓄來對沖未來風險。這正是凱恩斯所指出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在現實中的體現：收入越高，消費占比反而越低；而真正需要消費的中低收入群體，卻因缺乏安全感而不敢花錢。

因此，消費刺激政策若僅停留在“發券”“打折”等表面手段，無異于隔靴搔癢。消費的真正動力，來自于人們對未來的確定性。只有當人們相信“失業有保障、生病有兜底、養老有依靠、教育有公平”，消費意愿才會真正釋放。而這，必須依賴于一個系統性、可持續、權利化的社會保障制度。

二、就業：不僅是飯碗，更是尊嚴與社會認同的根基

就業，常被簡化為“提供崗位”或“穩定收入”。然而，其社會意義遠不止于此。就業是個人實現自我價值、獲得社會認同、維系家庭穩定的核心途徑。一個有工作的勞動者，不僅擁有經濟來源，更擁有尊嚴、歸屬感和社會參與感。反之，失業不僅意味著收入中斷，更可能導致心理失衡、家庭矛盾、社會疏離，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

然而，當前的就業形態正面臨深刻異化。在“穩就業”成為政策目標的同時，大量“偽就業”現象正在侵蝕勞動者的安全感與尊嚴。

（一）“勞務派遣”的泛濫：制度性剝削的溫床

企業為降低用工成本，普遍采用勞務派遣、外包、靈活用工等形式，規避《勞動合同法》規定的五險一金繳納義務。據全國總工會2024年發布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報告》，我國勞務派遣人員已超過6000萬，其中大量勞動者長期處于“同工不同酬、無保障、無晉升”的境地。

更令人憂慮的是，勞務派遣公司作為“中間商”，通過抽取勞動者工資的10%、20%作為“管理費”，形成了一種寄生性盈利模式。勞動者辛勤勞作，卻要被層層盤剝，企業則以“合規外包”之名，行“規避責任”之實。這種模式下，勞動者不僅收入受損，更因缺乏正式勞動關系而難以維權。

深圳電子廠工人的“三重剝削”

以深圳某大型電子制造企業為例，其生產線上的數千名工人中，超過70%為勞務派遣工。他們與A勞務派遣公司簽訂合同，由A公司派往電子廠工作。這些工人每日工作12小時，月均工資約6000元。然而，他們的工資并非由電子廠直接發放，而是由A公司代發。A公司從中抽取15%作為“管理服務費”，即每人每月900元。這意味著，電子廠實際支付的用工成本為6900元/人/月，但工人僅拿到6000元。

更嚴重的是，A公司為規避社保責任，僅為工人繳納最低檔的“五險”，且繳費基數遠低于實際工資。以養老保險為例，繳費基數僅為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約2500元），而非實際工資6000元。這直接導致工人未來養老金水平極低。此外，A公司還與B人力資源公司合作，形成“二級派遣”鏈條。B公司負責招募工人，再轉包給A公司，從中再抽取5%的“中介費”。如此層層轉包，工人成為被多重盤剝的“商品”，而企業則以“零風險外包”模式實現了用工成本最小化。

這一案例揭示了勞務派遣制度的深層弊端：它不僅規避了企業的法定責任，更構建了一個以剝削勞動者為核心的“寄生產業鏈”。而勞動者在這一鏈條中，既無議價能力，也無維權渠道，尊嚴被嚴重侵蝕。

（二）“零工經濟”的陷阱：自由背后的脆弱性

平臺經濟催生了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直播主播等新就業形態，表面上提供了“靈活就業”機會。然而，這些勞動者大多未被納入傳統社保體系，工傷認定難、職業傷害保障不足、工作強度大、算法壓榨嚴重。他們看似“自由”，實則被困在平臺算法的牢籠中，為爭取更多訂單而不斷延長工作時間，陷入“高強度工作—低保障—更不敢消費”的惡性循環。

北京外賣騎手的“算法牢籠”

在北京朝陽區，35歲的外賣騎手張強每天工作14小時以上，月收入約9000元。然而，他沒有勞動合同，平臺不為其繳納社保。他的收入完全依賴于接單量和準時率。平臺算法不斷優化配送時間，從最初的45分鐘縮短至30分鐘，迫使騎手超速、闖紅燈，交通事故頻發。

2023年，張強在送餐途中發生車禍，導致右腿骨折。由于平臺不承認勞動關系，他無法申請工傷認定，醫療費用全部自付。他向平臺申訴，僅獲得3000元“慰問金”。康復期間無法工作，家庭陷入困境。

張強的遭遇并非個例。據《中國靈活就業者社會保障白皮書（2024）》統計，全國約有1000萬名外賣騎手，其中90%以上未被納入工傷保險。每年因工受傷者超過10萬人，但獲得賠償的不足1%。平臺通過“個體戶注冊”“服務協議”等方式，將勞動關系轉化為“合作關系”，從而規避法律責任。

這種“去勞動關系化”的用工模式，本質上是資本對勞動者的制度性規避。勞動者在“自由接單”的表象下，承受著高強度、高風險、低保障的工作狀態，其尊嚴與安全被系統性忽視。

（三）就業歧視與“35歲危機”：年齡與性別的隱形壁壘

在招聘市場上，“35歲以下優先”“已婚已育女性優先”等潛規則普遍存在。中年勞動者一旦失業，再就業難度極大。這種制度性歧視不僅違背公平原則，更加劇了勞動者的不安全感，迫使他們提前進入“預防性儲蓄”狀態，進一步抑制消費。

杭州程序員的“35歲失業困境”

杭州某互聯網公司程序員李明，36歲，年薪30萬元。2023年公司裁員，他因“年齡偏大、薪資高”被列入名單。此后半年，他投遞了200多份簡歷，面試20余次，但均因“超過35歲”被拒。招聘平臺數據顯示，35歲以上求職者的簡歷打開率不足20%，而30歲以下則高達80%。

李明最終轉行做網約車司機，月收入降至8000元，且無社保。他感嘆：“我曾是公司的技術骨干，現在卻連一份正式工作都找不到。”他的經歷反映了中年勞動者在就業市場中的結構性困境：企業偏好年輕、低成本勞動力，而中年勞動者因家庭負擔重、學習能力下降，再就業難度極大。

這種“年齡歧視”不僅損害個體權益，更造成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大量經驗豐富的中年人才被邊緣化，加劇了社會的不安全感與不穩定。

三、社會保障：從“恩賜”到“權利”的范式轉變

長期以來，社會保障常被視為政府的“福利”或“補貼”，是一種可多可少、可有可無的“減負”手段。這種認知是錯誤的。社會保障不應是施舍，而應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是現代國家對公民的制度性承諾。

（一）教育、醫療、住房：壓在民眾頭上的“三座大山”

當前，制約居民消費意愿的最大障礙，正是教育、醫療、住房這“三座大山”。

1. 教育：盡管義務教育普及，但優質教育資源稀缺，學區房價格畸高，課外培訓市場火爆。許多家庭為子女教育投入巨大，甚至“六個錢包”買房。教育內卷不僅加重經濟負擔，更扭曲了教育本質，使“教育”異化為“投資”與“競爭”。

2. 醫療：基本醫保雖廣覆蓋，但報銷比例有限，大病自付部分仍高。商業保險價格昂貴，覆蓋率低。許多患者因費用問題延遲就醫，小病拖成大病。醫療資源分布不均，基層醫療能力薄弱，加劇了“看病難、看病貴”。

3. 住房：房價收入比在全球主要城市中名列前茅，尤其在一線城市，普通勞動者需數十年收入才能購房。高房價不僅擠壓消費，更成為婚姻、生育的障礙，“躺平”“不婚不育”等社會思潮由此滋生。

這“三座大山”本質上是公共服務供給不足與市場化過度的產物。當教育、醫療、住房被過度商品化，其基本屬性——公共性、普惠性、可及性——就被嚴重削弱。民眾不得不將大量收入用于“防御性支出”，而非“發展性消費”。

（二）社會保障的“權利化”改革方向

要破解這一困局，必須推動社會保障從“補貼思維”向“權利思維”轉型：

教育公平化：擴大優質教育資源供給，推進教師輪崗、集團化辦學，逐步取消重點校制度；嚴格監管課外培訓，減輕家庭負擔；探索“教育券”制度，賦予家庭更多選擇權。

醫療普惠化：提高醫保報銷比例，擴大藥品目錄覆蓋；推動公立醫院改革，強化基層醫療能力；建立全國統一的大病救助基金，防止因病致貧。

住房保障化：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給，尤其是面向新市民、青年人的公租房、共有產權房；完善租房市場法規，保障租戶權益；探索“以租換購”“先租后買”等新模式。

唯有如此，民眾才能真正擺脫對未來的恐懼，將儲蓄轉化為消費，實現從“生存型”向“發展型”生活的躍遷。

四、制度的不公平：努力為何換不來相應回報？

“你越努力，可能被剝削得越多”——這一看似極端的論斷，實則揭示了當前勞動分配制度的深層矛盾。

在資本主導的生產模式下，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往往通過壓低人力成本、延長工作時間、規避社保繳費等方式提升效率。而勞動者，尤其是普通打工人，議價能力弱，難以分享企業增長的紅利。高強度的“996”工作制，換來的可能是微薄的時薪與不確定的未來。

更嚴重的是，勞動創造價值的信念正在崩塌。當年輕人發現，無論多么努力，依然買不起房、結不起婚、養不起娃，他們就會對“奮斗”產生懷疑。這種懷疑一旦蔓延，將動搖社會的奮斗精神與創新動力，導致“躺平”“佛系”“低欲望社會”等現象加劇。

這正是“做蛋糕”與“分蛋糕”的根本矛盾。過去四十年，中國專注于“做蛋糕”，實現了經濟騰飛。但若“分蛋糕”的機制不公，蛋糕再大，普通人也難享其味。經濟增長的合法性，不僅在于總量的擴大，更在于成果的公平分享。

（一）勞動報酬占比持續下降：數據背后的分配失衡

根據國家統計局和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的數據，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自2000年以來呈持續下降趨勢。2000年，該比例為51.8%；到2010年降至45.0%；2020年進一步下降至42.3%；2024年初步統計為41.7%。與此同時，資本收益占比則從2000年的20.5%上升至2024年的28.6%。

這一趨勢表明，經濟增長的成果越來越多地流向資本所有者，而非創造價值的勞動者。以某知名互聯網企業為例，其2023年凈利潤達1200億元，同比增長18%，但員工平均工資僅增長5%，且大量崗位為外包或勞務派遣。企業股東分紅高達300億元，而一線員工年終獎普遍縮水。

這種分配格局導致“努力—回報”關系斷裂。勞動者即使加班加點，也難以分享企業增長紅利。相反，企業通過“降本增效”策略，不斷壓縮人力成本，形成“越努力，越被剝削”的惡性循環。

（二）“996”與“內卷”：高強度勞動的非正義回報

“996”工作制（早9點到晚9點，每周6天）在科技、金融、制造等行業普遍存在。許多企業將其包裝為“奮斗文化”，實則是一種制度性壓榨。以某電商平臺為例，其客服團隊實行“大小周”工作制（一周單休，一周雙休交替），每月加班超過80小時，但加班費按最低工資標準計算，且需領導審批。

上海程序員的“猝死邊緣”

上海某金融科技公司程序員王磊，32歲，年薪40萬元。他每日工作12小時，周末常被要求加班。2023年，他連續加班3個月，體重從70公斤降至58公斤，體檢發現肝功能異常、血壓升高。醫生警告其“再這樣下去，可能猝死”。但他不敢辭職，因房貸每月1.8萬元，孩子剛上國際幼兒園，年費20萬元。

王磊的案例揭示了中產勞動者的普遍困境：高收入背后是高負債與高風險。他們努力工作，卻無法擺脫“房奴”“孩奴”的枷鎖。而企業則以“高薪”為誘餌，掩蓋勞動強度與保障缺失的真相。

（三）全球比較：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相對滯后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勞動者在工時、休假、社保等方面的權益保障仍顯不足。

工時制度：中國法定工作時間為每周40小時，但實際平均周工時超過47小時（2024年人社部數據），高于OECD國家平均41小時。

帶薪休假：中國法定年假為515天，但實際執行率不足30%；而德國、法國等國年假普遍為2530天，且執行率超90%。

工會作用：中國工會覆蓋率高，但獨立性弱，集體談判能力有限；而北歐國家工會通過集體合同覆蓋90%以上勞動者，有效維護權益。

這種制度差距導致中國勞動者在分配中處于弱勢地位。企業更傾向于通過壓榨勞動獲取利潤，而非提升效率或創新。

（四）重建“勞動價值回報”機制：制度正義的出路

要打破“越努力越被剝削”的困局，必須重構分配制度：

強化勞動法執行：以“法律鐵腕”整治勞務派遣濫用，推動“同工同酬”；擴大集體談判權，提升勞動者議價能力。

提高勞動報酬占比：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勞動者在GDP中的份額，縮小資本與勞動的收入差距。

建立“勞動價值回報”機制：探索企業利潤分享、員工持股、技能等級與薪酬掛鉤等制度，讓勞動者真正分享企業發展成果。

唯有如此，才能重建“勞動光榮”的社會信念，激發真正的創新與奮斗精神。

五、社會穩定：制度正義的最終歸宿

社會穩定，不是靠壓制、維穩或短期恩惠實現的，而是建立在制度正義、權利保障與機會公平的基礎之上。當一個社會的制度設計能夠讓普通人通過誠實勞動獲得體面生活，對未來有確定預期，社會自然會趨于和諧。

（一）歷史教訓：制度不公如何引發社會動蕩

回顧歷史，許多社會動蕩的根源都在于制度性不公。20世紀末，拉美多國因貧富差距擴大、社會保障缺失，導致“中等收入陷阱”與社會動蕩。巴西、阿根廷等國雖經濟增速不低，但底層民眾長期被排除在發展成果之外，最終引發大規模抗議與政權更迭。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之所以能保持長期穩定，關鍵在于多數人分享了發展紅利。但近年來，隨著分配差距拉大、社會保障滯后，部分群體產生“被剝奪感”，社會矛盾有所上升。2023年某地因企業大規模裁員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正是勞動者對制度不公的集中爆發。

（二）民心流失：從“奮斗”到“躺平”的社會心理變遷

當制度無法保障努力與回報的正向關聯，民眾的心理將從“奮斗”轉向“躺平”。2024年《中國青年社會心態調查》顯示，1835歲群體中，43%認為“努力不一定有回報”，38%表示“對未來不抱希望”，27%選擇“低欲望生活”。

這種心理變遷不僅影響消費，更削弱社會活力。企業難以招聘到有激情的員工，政府難以推動改革，國家創新動力下降。長此以往，將陷入“低增長—低信心—更低增長”的惡性循環。

（三）制度正義：民心的再回歸

要實現真正的社會穩定，必須讓制度成為“民心工程”。這意味著：

就業保障法治化：讓每一個勞動者都能獲得正式合同、五險一金和職業發展機會。社會保障普惠化：讓教育、醫療、住房成為可及的權利，而非昂貴的商品。分配機制公平化：讓勞動者分享企業增長紅利，重建“多勞多得”的信念。

只有當制度真正服務于人，而非資本，民心才會回歸，社會才會真正穩定。

六、制度重構：從“幻術”到“根基”的戰略轉型

制度重構：從“幻術”到“根基”的戰略轉型。要實現真正的社會穩定與可持續發展，必須摒棄“短效刺激的幻術”，轉向“制度重構的根基”。具體路徑包括：

（一）就業保障法治化

修訂《勞動合同法》，明確禁止濫用勞務派遣，規定企業直接用工比例。建立“勞動權益黑名單”制度，對違規企業實施聯合懲戒。推動平臺企業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提供工傷、養老、醫療等基本保障。

（二）社會保障普惠化

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信息平臺，實現五險一金全國通辦。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醫保報銷比例，縮小城鄉差距。探索“全民基本收入”（UBI）試點，為低收入群體提供底線保障。

（三）公共服務均等化

加大財政對教育、醫療、住房的投入，確保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全民。推動優質資源向中西部、農村地區傾斜，縮小區域差距。建立“民生支出優先”機制，確保財政資金真正用于民生改善。

（四）收入分配正義化

完善累進稅制，提高高收入群體稅負，減輕中低收入群體負擔。建立企業工資指導線制度，確保勞動者收入與企業效益同步增長。鼓勵企業實行利潤分享、員工持股，增強勞動者歸屬感。

結語：民心的再回歸，始于制度的再設計

一個國家的強大，不應僅以GDP總量、高鐵里程或航天成就來衡量，更應以普通人的尊嚴、安全感與幸福感為標尺。當一個勞動者可以安心工作而不懼失業，生病有醫而不怕傾家蕩產，老有所養而不憂孤獨終老，孩子有學上而不必“雞娃”內卷，他才會真正相信這個社會是公平的，值得為之奮斗的。

因此，完善社會保障與保障就業，不是經濟政策的“附屬品”，而是社會穩定與長治久安的“壓艙石”。它關乎的不僅是消費能否提振，更是人心能否凝聚，制度能否贏得信任。不要再沉迷于發消費券、以舊換新的“幻術”了。是時候用制度的重構，換來民心的再回歸。因為，真正的經濟底氣，來自于人們對未來的確定性；真正的社會和諧，來自于制度對每一個人的尊重與保障。

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走出“越努力越被剝削”的怪圈，重建勞動與回報的正義鏈條，讓每一個普通勞動者，都能在時代的浪潮中，挺直腰桿，安心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