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聆聽親歷者的回憶

《中華讀書報》2025年征訂正在進行，恭請讀者朋友到當地郵局訂閱，或長按二維碼在線訂閱。

童年記憶中的父親緊急出征

今年6月初，我路過天安門，見城樓正在修繕，愛子告訴我，9月3日國家將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閱兵式。我立刻想到住在附近東交民巷的 倪征（1906-2003）大法官之女乃先大姐，于是打電話，得知她前一天剛從兒子通州的家回來，仿佛特意在等我。次日我便到了她家，雖是第二次見面，卻如老友般自然聊起我早想聽的往事——抗戰勝利后，她父親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甲級戰犯的經歷。

乃先大姐回憶：“父親結束對美英法三國司法制度的考察后，于1946年7月30日返滬。離家已逾四年的他，與家人剛團聚不久，就赴南京司法部報到、述職、撰寫考察報告，忙于工作。秋后，懵懂的我在上海入學成為小學生。1947年年初寒假，雙親帶我去南京過春節，這是我第一次坐火車，一路過大橋穿隧道，滿心歡喜！……最高興的是見到了曾在淪陷區里與我生死相依的外公！沒多久，我因出麻疹在公教新邨的新家病倒，只得與親友隔離。養病時，母親全程陪伴，外祖父也常來看望，而父親又出差了。后來我才知道，他是臨危受命任中國檢察官顧問組組長，從上海龍華機場起飛，去東京審判日本戰犯去了。”

1947年9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時，倪征詰問侵華元兇板垣征四郎

倪征（右一）與同事在日本陸軍省檔案庫取證

望著倪征先生的遺像，乃先凝重地說道：“抗戰勝利后，只有將戰犯送上斷頭臺，才能告慰幾千萬遇難同胞。”那時候，抗戰已結束近一年了，罪大惡極的戰犯卻還沒有得到應有的制裁。因美國主導控訴側重日本在全球的罪行，中國的法官、檢察官力量明顯不足，為此民國政府外交部緊急抽調倪征迅速前往日本，加強中國檢察組的力量。

倪征先生飛到日本時，法庭的審判進度已經完成第一階段。只能在第二三階段充實證據后針對被告的辯護做反詰。中國人民遭受了十四年凌辱與苦難，在法庭上卻話語權受限。發動戰爭的日本首相東條英機親手策劃指揮了對中國、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的侵略，是世界公敵，罪證確鑿，毋庸置疑。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等對中國犯下滔天罪行的戰犯，當時卻因為我們證據匱乏，隨時可能輕判或脫罪。倪征臨危受命，緊急回到北平補充證據，還原真相。他找到吳佩孚夫人，吳夫人控訴土肥原賢二派特務偽裝成牙醫，給不屈從的吳佩孚注射毒針的真相；又到第一監獄找到漢奸趙欣伯，讓他提供土、板建立偽“滿洲國”傀儡政權的材料；還說服盟軍司令麥克阿瑟支持中國法官進入已經封閉的日本陸軍部檔案庫，就地取材查閱收集日方檔案資料、報刊等日本內部罪證……這些證據最終均以鐵證在法庭上呈現。

法庭上，倪征以中國檢察官顧問組組長身份，憑著證據，對侵華主要戰犯提出有力控訴。最終，這兩名在中國犯下累累血債的戰犯與東條英機等一同被處以絞刑。

當年目睹遠東國際法庭審判現場的昔日中國檢察組最年輕的秘書高文彬先生，前些年給倪乃先來信深情地感嘆道：“令尊大人真是無名英雄！”他當年還想寫回憶錄，為歷史留下翔實的記錄，遺憾身體欠佳，于2020年病故。

這些年來，倪乃先還陸續收到來自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2011年成立）顧問向隆萬先生（其父向哲浚為當年中國檢察組檢察官）提供的有關資料和信息，也與梅汝璈等中國檢察組成員的后代多方面取得聯系，彼此常交流研究成果。上述研究中心從中國臺灣檔案部門發現了倪征于1948年歲末中國檢察組即將離開東京之前寫給時任民國外交部長王世杰的信，信中寫到，“……發覺美英各國代表輒以太平洋戰爭為注意之中心，而于對華侵略戰爭不愿多所究問，終因我方立場嚴正、力排眾議……并于最后辯論時對于土肥原、板垣等，提出特殊個人節略，以資充實檢察工作。……雖引發美方不滿，但伸張了正義”。

當中國代表團大部分人員離開東京后，已經在日本工作近兩載的倪征還奉王世杰先生的委托“繼續完成法庭工作，就全案四萬八十余頁卷宗，做一有系統之研究，并就對華侵略部分，撰擬判詞計255頁。對于每點有爭執之事實，援引證據，支持我方之主張”。

今天想來，如此大的工作量，四萬多頁卷宗，以及255頁判詞，需要倪先生及助手付出多少心血！用體育的術語表述，倪先生如同肩負重任的超級替補隊員，上場就是主力。乃先姐說，父親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是學法律的，Justice（正義）是最要緊的。”

珍貴的《讓廬日記》記錄勝利夜

畢業于武漢大學的楊靜遠女士（1923-2015），是著名作家、翻譯家，其母袁昌英早年留英，是愛丁堡大學最早的中國籍女留學生，回國后任武大外文系教授，為五四時期著名女作家、“珞珈三女杰”之一（另兩位為蘇雪林、凌叔華）；其父楊端六為武大經濟系教授，我國現代貨幣金融學奠基人，曾任武大法學院院長、教務長，留日同盟會會員，早年受毛澤東委托在湖南第一師范授課，1902年創刊于天津的著名的《大公報》曾報道此事。

2005年與2008年，我兩次見到靜遠大姐。她優雅博學、平易近人，位于北京清華園的書房一塵不染。后一次見面，老人家贈我兩冊書和兩份復印報，其中《讓廬日記》尤為珍貴。武大抗戰初期（1938年）從武漢遷至四川樂山，靜遠女士家住在樂山縣城陜西街盡頭，與蘇雪林、凌叔華家相鄰（1939年楊家在日寇轟炸中被毀，家人幸免于難，“讓廬”是后來新置的住所，故日記名為《讓廬日記》）。日記記錄了1941年7月至1945年8月10日，身為武大學生的她在抗戰歲月的所見所聞。

在武大的幾年，她參加鼓舞抗戰的合唱團，演唱《抗敵歌》《旗正飄飄》《大刀進行曲》《黃河大合唱》《我所愛的大中華》等歌曲，日記中特別記下“媽媽喜歡，蘇先生說音樂會真好，讓人們忘記了物質”（我想蘇雪林先生的話意是，在物質緊缺的戰亂年代，音樂帶來的精神力量讓人們暫時忘卻了生活上的窘迫）。我與靜遠女士聊天時，她還用風琴彈奏羅家倫1934年作詞、李惟寧譜曲的《玉門出塞歌》。

《讓廬日記》展現了樂山武大四年間大后方高校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蘇雪林教授在艱苦教學之余自己種菜；英語教授朱光潛認真授課，過年時還來家拜年；孫家琇教授用英語為學生講解托爾斯泰；黃炎培之子黃方剛教授（1944年初因肺病去世）講授邏輯學；武大機械系教授郭霖（靜遠日記中稱“郭伯伯”）在抗戰初期設計、趕制鋼盔以及防毒面具供前方抗日戰士使用，還捐獻1800銀元支援抗戰……

《讓廬日記》中涉及到中外名人政要，除武大眾多教授，還有馮玉祥、黃炎培、成舍我（原配曾是靜遠的姑姑）、李約瑟、白崇禧、孔祥熙、湯恩伯、趙超構、胡適、郭沫若、魯迅、臧克家、斯諾、羅斯福、王世杰、張愛玲等。細致的描寫為抗戰大后方生活留下一手資料。

《讓廬日記》最后一篇為1945年8月10日（星期五）所寫：“這一天的日記該用紅墨水來記！八年奮戰突然結束，日本豎起降旗！……爹爹從葉喬家回來，未進門就興奮喊：‘好消息！日本投降了！’……外面爆竹聲大作，如壓抑后的歡笑。八年來忍氣吞聲的中國人，情緒決堤……媽媽和蘇先生等要上街，我抹淚同去，不錯過這‘勝利夜’的狂歡。”

2003年日記出版后，有讀者質疑日期——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是8月15日，日記卻記為8月10日。時年八十歲的靜遠患青光眼，那時網絡信息尚不豐富，查資料困難，靜遠雖堅信原始日記無誤卻無旁證，只好暫時被動“更正”，但內心始終耿耿于懷，決心弄個水落石出。

2005年，她閱讀8月18日《參考消息》時，突然發現一篇署名陳鋼的文章，題為《六十年前的“8.15”這一天》，文中提及《國際歌》譯者蕭三8月15日發表于《新華日報》的《延安狂歡夜》，詩后注明“十日子夜后于文化溝寫成”。原來8月10日延安已是歡騰之夜，蕭三筆下百姓舞火炬、扭秧歌、喊口號；文中還提及重慶人民載歌載舞，“號外”聲不斷，數萬民眾聚集在宣傳畫前。據此，靜遠確定60年前的日記無誤：民間在8月10日已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并開始狂歡。

隨后，她撰寫《抗戰勝利日全民狂歡夜是在哪一天》，發表于2005年12月14日《中華讀書報》，還復印報紙給我留念。1945年8月10日下午約六時，重慶一個小鎮的破收音機接收到東京廣播：日本準備接受中美英三國政府領袖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發表、后經蘇聯贊成的聯合宣言條款……曾供職于《大公報》的作家陳紀瀅在《小鎮所見》中，記述了雜貨店老板組裝的收音機發出的吱吱聲響和那個令全國人民振奮歡欣的喜訊。

1945年8月10日《新民報》的“號外”，也有這個喜訊，梁實秋與幼女梁文薔兩代人保存了80年。若當年我早知此事告知靜遠，她便不必為考證分神兩年。雖未及時相助，但我真切領教了她作為文學研究者對歷史研究的高度負責與認真的考證鉆研。她的日記，也確為中華民族留下了最真實的記憶。

1945年8月10日《新華日報》號外刊登日本投降消息

勝利的回響與歷史銘記

循著靜遠送我的《參考消息》，我又做了一些考索記錄。在8月10日重慶、樂山、延安多地狂歡后，8月13日的重慶各報刊刊登社訊：為宣揚國民勝利熱情，以五萬元酬金為羅家倫的《凱歌》征求樂譜。社評附歌詞，要求作曲“音調雄渾沉著，表達歌詞外精神，不更改字句，便于軍民歌唱”。羅家倫曾任國立清華大學首任校長、中央大學校長，1937年8月組織中央大學西遷四川沙坪壩，保留了教育火種。他曾在回憶孫多慈的文章中寫道：“我自己最慚愧，我生平很愛好音樂，可是自己不會彈一下唱一聲。”盡管不會彈唱，羅家倫卻留下了諸多抗戰音樂中動人的軍歌歌詞。

1945年8月中旬，華夏大地的空氣里彌漫著壓抑已久的狂喜。多家報紙的黑體標題劃破硝煙散盡的天空，將抗戰勝利的消息傳遍街巷：《新蜀報》揮筆寫下《東京王氣慘然收，一片降幡掛城頭》，字里行間盡是揚眉吐氣的激昂；《新民報》直抒胸臆，以《戰爭結束天下太平》道出億萬人的心聲；而《大公報》則以最簡潔有力的五個字宣告：《日本投降矣！》；遠在香江之畔，《香港華僑日報》《香島日報》亦紛紛刊發社評，與全國同胞共慶這來之不易的勝利。

勝利的喜悅在《大公報》1945年8月16日的社評中得到淋漓盡致的抒發。文章開篇便引用杜甫“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的詩句，寥寥數語道盡山河破碎后的重生之喜。緊接著，文字轉向深沉的控訴：“此時活著的中國人，六十歲以下的，記事以來，誰不是滿身心遭受劫奪欺壓，承受不堪言說的凌辱？”這既是對十四年苦難的回望，更是對勝利價值的深刻注解。

值得一提的是，《大公報》創始人之一英斂之，正是演員英達的曾祖父，而英達曾在《東京審判》中飾演審判日本甲級戰犯的大法官倪征。巧的是，倪征與近代教育家羅家倫為連襟，二人雖在不同戰線，卻都以各自的堅守為抗戰勝利傾注了心血。這般跨越時空的聯結，更讓勝利的記憶多了幾分人文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