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P全球智庫縱覽｜新地理經濟學—后美國時代誰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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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8月19日，《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刊登了亞當·S·波森（Adam S. Posen）的文章。文章指出，在特朗普政府的推動下，美國正從二戰以來全球經濟秩序的“保險提供者”，逐漸轉變為通過關稅、制裁和脅迫手段牟利的“索取者”。這一轉變削弱了美元資產作為避險工具的安全性，侵蝕了盟友和伙伴對美國的信任，導致國際經濟體系日益碎片化。波森強調，全球市場正在經歷深刻的地緣經濟重組，歐洲、日本和新興經濟體在應對美國政策沖擊時表現出分化與焦慮，但尚未建立起替代機制。文章指出，這種趨勢標志著“后美國時代”的新地理經濟學格局正在形成，未來各國在應對經濟脅迫、供應鏈安全和貨幣體系穩定時，將不得不尋找替代性依靠，從而進一步加速全球化向區域化、多極化方向演變。

在多極化趨勢下，各國行為愈發體現現實主義，大國尤其如此，對外部缺乏信任，逐漸依賴技術堆棧手段制造“卡脖子”來謀取利益。美國最早開啟這一模式，并在特朗普時期走向極端，即便民主黨上臺也未能徹底扭轉，最終導致美國逐步喪失其作為“全球保險體系”的可信度。相比之下，中國雖尚未建立類似美國自由國際秩序（LIO）的體系，但其在東南亞等地區的經濟影響力不斷增強。米爾斯海默指出，若未來中國主導某種新的國際秩序，這一體系很可能是“agnostic”的：它將繼續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但更專注于經濟與貿易合作，而非意識形態擴張或干涉他國內政。

圖源：Foreign Affairs

文章作者：亞當·S·波森（ADAM S. POSEN）是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

后美國時代的世界經濟已經到來。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經濟政策上的激進轉變，已經開始改變全球的規范、行為和制度。就像一場大地震一樣，它帶來了新的格局特征，使得許多現有的經濟結構無法再使用。這一事件是一個政治選擇，而不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災害。但它所推動的變化已經成為現實，將會長期存在。沒有任何護欄能夠自動恢復此前的舊有秩序。

為了理解這些變化，許多分析人士和政治家關注于美國和中國之間供應鏈和制造業貿易轉移的程度。但這種關注點過于狹隘。單純問美國或中國是否會繼續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或者主要通過貿易平衡來判斷，嚴重低估了特朗普政策轉變的范圍和影響，以及此前美國框架如何深刻地支撐了幾乎每一個國家、金融機構和跨國公司的經濟決策。

本質上，美國在二戰結束后所提供的全球公共產品——例如安全航行空中和海上通道的能力、財產免于被征收的假定保障、國際貿易的規則，以及穩定的美元資產來進行交易和儲存資金——可以用經濟學的術語理解為一種保險形式。

美國從參與這一體系的國家收取‘保費’，方式多種多樣，其中包括其制定規則的能力，使美國經濟成為對投資者最具吸引力的對象。作為回報，加入這一體系的國家社會不必花費過多精力來確保本國經濟免受不確定性的影響，從而能夠追求商業發展，這也幫助它們實現了繁榮。

在特朗普上臺之前，這一體系內部已經存在一些壓力。但尤其是在他的第二個任期內，特朗普將美國的角色從全球“保險商”轉變為利潤的“榨取者”。在新的體制下，保險商不再是為客戶提供對外部威脅的保障，而是保險所針對的威脅同樣來自保險商自身和全球環境。特朗普政府承諾，以比過去更高的代價來免除客戶免遭其自身攻擊。

特朗普曾威脅要在大范圍內阻止進入美國市場；將軍事同盟所帶來的保護顯性地依賴于購買美國的武器、能源和工業產品；要求想要在美國開展業務的外國人向其個人優先事項支付額外費用；并向墨西哥、越南及其他國家施壓，要求它們放棄使用中國的工業投入品或中國公司的投資。這些舉動在現代美國治理中是前所未有的。

特朗普近日發出多項威脅，包括對歐盟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征收高額的額外關稅，理由是歐盟科技監管法規打擊了美國的科技巨頭。圖源：路透社

美國撤回其過去的“保險”角色將從根本上改變該國客戶及其客戶的客戶的行為——而且不會是特朗普所希望的那樣。最符合美國官員希望改變方向的國家——中國——可能受到的影響最小，而美國最親密的盟友將受到最大的損害。當其他美國伙伴看到這些依賴性的盟友受苦時，他們將轉向自我保險，但這將付出巨大的代價。資產將更難保存，海外投資也會變得不那么有吸引力。隨著全球經濟和安全風險上升，各國政府將發現，國外多元化和宏觀經濟政策作為穩定經濟的工具正變得越來越無效。

一些人認為，特朗普的新姿態只是會推動一種潛在的、或許是可取的重新調整。在這種觀點下，盡管他的方案要求政府和企業以更高的代價獲得更少的回報，但世界最終會接受這一新的常態，從而使美國受益。這是一種錯覺。在特朗普計劃創造的世界里，所有人都會受苦——包括美國本身。

黑幫天堂

想象一下，你有幸繼承了一塊靠海的土地。它一直提供絕佳的景觀和海灘通道。但你只是在這塊地上建了一座宏偉的房子，而不是在有一家監管良好、可靠的公司出現時購買足夠的房屋保險。當然，你必須為保險支付一筆不小的費用。但該公司的保險覆蓋也使得附近地塊的業主能夠建房，從而推動了一個良性社區的形成，配套道路、自來水、通信塔、房價上漲——而最關鍵的是，保證如果你繼續支付保險費來防范洪水和颶風，那么你對房產的進一步投資風險就會很低。

從本質上講，這正是過去近80年來世界所處的經濟狀況。二戰后，美國通過充當全球主導的“保險提供者”獲得了巨大的利益。通過承擔這一角色，它還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對其他國家經濟與安全政策的控制，而無需訴諸嚴厲的威脅。作為回報，參與這一體系的國家在不同形式的風險中得到了保護。華盛頓的軍事優勢和它所執行的國際秩序機制使得國界基本保持穩定；大多數經濟體在沒有被征服威脅的情況下得以繁榮發展。在1980年至2020年之間，收入總體上無論是在國家之間還是國家內部都趨于收斂。

經濟不公依然存在；有時甚至由美國強加。但總體而言，這一全球保險體系在經濟穩定、創新和增長方面對幾乎所有人都是雙贏。暴力和戰爭總體減少，貧困國家能夠更好地融入開放的高收入市場。這樣的安全感也許依賴于一個共同的錯覺——即維持地緣政治穩定需要的軍事投入和行動其實并不多。但這一體系依然維持了數十年，部分原因是美國兩黨的決策者都重視這一體系，部分原因是足夠多的外部行為體相信并從中獲益。

如今，那種安全感已經消失。想象一下，你那假想的海濱別墅。對你財產的威脅開始增加：海平面正在上升，颶風變得更加致命。然而，你長期信任并一直忠實繳費的保險公司，卻突然開始拒絕賠償，除非你支付雙倍的官方費用并額外“打點”保險公司。即便你支付了要求的費用，保險公司又會發函告知你，普通保險的價格將上漲三倍，但保障范圍卻大幅縮減。而且，也沒有其他替代性的保險公司可供選擇。與此同時，你的稅收開始增加，你所在社區的日常公共服務由于災害響應需求的壓力，變得不再可靠。

美國因作為“保險提供者”而獲利豐厚。

當然，導致維持了80年的經濟體系崩潰的責任并不完全在特朗普一人。背后的威脅清單很長——就像海濱別墅類比中的“非保險公司因素”。其中包括中國的崛起，以及美國的應對。除此之外，信息技術的發展、氣候變化，以及美國選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干預、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之后對現有精英階層失去信任，這些都起了作用。

據美國《星條旗報》此前報道，美軍已從敘利亞和伊拉克的3個軍事基地撤離，這些基地多年來為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武裝分子的行動提供支持。圖源：路透社

然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卻構成了一個明確的轉折點。總統的支持者有時會將其描繪為一種“風險重定價”：自由世界的保險公司正在調整費用和服務，以適應新的現實，并糾正之前低估自身價值的傾向。但這種描述是錯誤的。特朗普政府已經明確表示，它希望美國運行一種完全不同的體系——在這種體系中，美國通過將不確定性武器化并維持它，以便盡可能多地攫取利益，而在提供服務時則盡可能少付出。

特朗普及其顧問會辯稱，這只是簡單的互惠，或對那些在他們看來數十年來“剝削”美國的國家的一種公平對待。然而，那些國家從未從美國獲取過任何可以與美國所獲得的利益相提并論的東西：極其低廉的長期貸款給予美國政府；對美國企業和勞動力的不成比例的巨額外國投資；幾乎全球范圍內對美國技術和法律標準的遵循，這為美國本土生產者帶來優勢；對以美元為中心的全球金融體系的依賴，使其成為絕大多數全球交易和儲備的基礎；對美國制裁倡議的配合；為駐扎美軍支付費用；對美國國防工業的廣泛依賴；最重要的是，美國人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不僅如此，美國通過作為被他國高度重視的保險提供者而大賺特賺，其盟友還在許多重要的安全相關決策上將權力拱手交給華盛頓。

提供保險的好處在于，通常情況下，保險商在多年里幾乎不用做什么或支付什么就能收取保費。對美國所提供的這種經濟保險形式來說，這一點尤其明顯，因為僅僅是美國安全保障的存在就已經減少了投保人面臨的真實世界威脅。這減少了保險商需要支付的賠款。

然而，特朗普政府正在拋棄這種有利可圖且穩定的商業模式，轉而采用一種強化相反循環的做法。客戶會越來越少，而剩下的客戶面臨的風險則會越來越大。目前，企業、政府和投資者正在根本性地改變他們的做法，轉而嘗試自我保險。

戰或逃

事實上，特朗普的做法將對與美國經濟聯系最緊密的經濟體造成最大的損害，而這些經濟體之前最習慣于依賴現有規則：加拿大、日本、墨西哥、韓國和英國。以日本為例：它在長期內押注于美國，在美國本土投資了大量生產，持續了超過45年，并在此過程中轉移了其技術和管理創新。日本將其人民儲蓄的較大份額投入美國國債的時間比任何其他經濟體都長。

日本同意充當美國在與中國對峙前線上的“航空母艦”，并在國內反對聲日益高漲的情況下仍駐扎美軍在沖繩。日本在七國集團（G7）和二十國集團（G20）中支持了特朗普第一任政府，并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后跟隨拜登政府采取了類似的制裁行動。而且，自2013年以來，日本的軍事開支大幅增加，與美國的政策優先事項高度一致。

直到今年，日本從中得到的回報還是可靠的“鉑金級保障”。日本的投資者和企業幾乎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可以在美國市場上有競爭力地銷售產品，按需在美國國債和其他美元計價資產之間自由流動，并且能夠在美國安全投資。

日本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的經濟戰略正是基于這種假設：這種保障將繼續存在，盡管代價更高：在2023年和2024年，日本公司宣布的投資計劃強調了它們愿意向美國工業注入更多資本，包括一些缺乏競爭力的行業（如鋼鐵），并放棄在中國的一部分市場份額，以便與美國保持協調。

圖源：美聯社

在今年七月中旬美日之間達成的貿易協議中，日本需要支付的代價大幅上升，從而削弱了原有的保障。對日本征收的15%的關稅是此前水平的十倍，波及到汽車、汽車零部件、鋼鐵以及其他主要日本產業。日本承諾設立一個基金，向美國再投入相當于該國GDP14%的資金——這筆資金由特朗普個人支配，利潤的一部分將上交美國。

這意味著日本儲戶在預期收益和控制權方面的巨大降級，與此前不受美國政府任意監管的私人投資相比相去甚遠。明確的條款還要求日本購買美國的飛機、大米及其他農產品，并支持阿拉斯加的天然氣開采，使日本面臨新的風險。即使日本履行了協議，它仍然容易受到特朗普可能單方面提高保費并進一步減少保障的決定所影響。同時，華盛頓近期在半導體貿易上的對華讓步，進一步削弱了日本追求基于同盟的經濟道路的好處。

美國的盟友不會接受一種強加于他們的‘再平衡’。

特朗普政府預期，它的主要盟友會毫無怨言地為美國的保護支付任何代價。迄今為止，日本、墨西哥、菲律賓和英國的做法最接近特朗普所預想的路線。在短期內，這些國家已經決定自己的命運必須與美國捆綁在一起，不惜一切代價。然而，特朗普低估了盟友對美國親近程度所導致的“背叛感”。

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春季對美國態度的調查顯示，美國的受歡迎度急劇下滑：對美持積極看法的日本公民比例比前一年下降了15個百分點；加拿大人對美國的好感度下降了20個百分點；墨西哥人下降了32個百分點。這一大幅度的負面轉變反映了只有真正投入這種關系的人才能體會的失望感。

出于國家安全的考量、既有的關系紐帶，以及——就加拿大和墨西哥而言——地理上的接近性，都將限制美國最親密的盟友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擺脫對美國的經濟依賴。盡管如此，他們仍然有比特朗普經濟路線的支持者所認為的更大空間來采取行動。加拿大抵制了特朗普單方面修訂2020 年《美墨加貿易協定》的企圖，并對加拿大商品征收不對稱的高關稅。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以及所有省級領導人在七月宣布，為了減少該國對美國的依賴，他們已經同意限制對特朗普不斷升級的要求所作的讓步，并積極推動內部一體化的增強。卡尼還誓言將擴大與歐盟及其他實體的貿易。

其他美國的親密盟友，如澳大利亞和韓國，可能會在短期內決定別無選擇，只能繼續與美國站在一起。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盟友們可能會對這種“安撫政策”帶來的效益逐漸下降感到厭倦，并重新調整他們的投資方向。和加拿大一樣，他們將試圖擴大與中國、歐盟以及東盟（ASEAN）的關系。但這種重新定位將導致這些經濟體的結果更加糟糕。它們之所以在經濟上依賴美國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替代市場、投資和產品同樣有價值，它們一開始就會選擇那些市場。在缺乏合理定價的美國“保險”的情況下，價值主張就發生了變化。

被拋棄

特朗普帶來的巨大沖擊同樣波及了其他主要經濟體。東盟和歐盟在經濟與安全政策上的立場一向比美國最親密的五個盟友要弱一些。這兩個集團內部本身就非常多元，成員國在商業專長、優勢和政治取向方面各有不同。

然而，它們及其成員國——尤其是德國、法國、荷蘭、新加坡、瑞典和越南——同樣將其經濟行為建立在美國此前提供的“保險”基礎上。結果是，它們在美國供應鏈和技術投資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各國政府和民眾將資金投入美國經濟，通過外國直接投資、購買美國國債、參與美國股市來支持美國。他們同意加入美國的制裁和出口管制體系，盡管執行得不如美國的核心盟友那樣一致，但仍直接支持了美國的軍事力量。

然而，如今特朗普對這些國家施加了大規模的關稅與關稅威脅，以及雙邊關系中的具體要求和額外支付，例如要求他們購買更多美國天然氣或將工業生產轉移到美國。這些經濟體現在在維持與美國關系方面擁有更多的選擇空間。他們正在加快改變自己的行為，更迅速地加強彼此之間以及與中國的經濟聯系。事實上，東盟和歐盟本就與中國的商業關系比與美國的更緊密；如今這一差距正在擴大，這不僅因為中國經濟在增長，還因為美國正在限制自身對中國的出口與投資。過去十年間，中國在歐洲和東南亞供應鏈中的份額急劇上升，而美國的份額卻在下降。

對于歐盟來說，這樣的局面是不可持續的，對東盟而言更是如此。要在經濟上孤立中國幾乎不可能。隨著美國逐漸退出舞臺，與中國開展業務所帶來的收益只會不斷增加。與中國的貿易并不能替代美國此前所提供的“保險”，但隨著特朗普政府讓美國作為生產和投資地點的吸引力下降，并限制了對美國市場的進入（削弱了該市場的增長潛力），與中國的貿易和投資擴張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這一缺口。作為各自獨立的重要經濟體，亞洲和歐洲國家更有能力選擇一條不同的發展路徑，即便他們的自我保障成本相比過去會更高。

例如，作為美國戰斗機替代品的“臺風”戰斗機訂單，在西班牙和土耳其等北約成員國中激增。而印尼政府在2025年春季與中國達成新的經濟協議，其中包括一個價值約30億美元的“雙子”工業園項目，該項目將連接印尼中爪哇與中國福建省。預計該項目將在印尼創造數千個就業崗位，而美國此時并未提供類似的投資機會。此外，印尼央行與中國人民銀行也同意推動本幣貿易，并承諾加強兩國的海上合作。這兩項協議都令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感到意外。

此外（而且至關重要的是），特朗普的經濟政策正在強化并加速新興市場分化為兩個層級，這取決于它們應對宏觀經濟沖擊的韌性。在1998–99年和2008–09年金融危機期間，即使是最大的新興經濟體——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土耳其——也遭受了嚴重打擊。但由于國內改革以及來自更富裕國家（包括中國）的新出口和投資機會，這些國家的韌性已顯著增強。在新冠疫情和美國聯邦儲備局隨后大幅加息期間，它們的經濟并未受到太大損害。最大的幾個新興市場依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自主調整其財政和貨幣政策。

東盟、海灣和中國峰會上，馬來西亞總理辦公室發言人納什魯·阿貝達他指出，海合會與東盟之間的貿易額每年約為1300億美元，這為未來擴大貿易和投資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相比之下，數十個中低收入國家則以驚人的速度積累了債務。自2000年以來，這些國家的實際收入下降幅度遠遠超過了它們在前一個十年取得的增長。特朗普的新政策進一步切斷了它們的經濟機會，而他鼓勵較大新興市場（尤其是印度）推行“本國優先”的政策，則進一步加深了較貧窮國家的孤立。

資本追逐機會，但也追逐安全。美國撤回經濟“保險”，加之特朗普對外援助和發展援助的急劇削減，將強化投資者對相對穩定地區的偏好。因此，中美洲、南亞和非洲最貧窮的國家可能會陷入經濟低谷，幾乎沒有出路；而較大、地緣政治上更具重要性的幾個新興市場（相對而言）會變得更有吸引力。一些最貧困的國家會選擇交易——例如向美國提供優先進入其資源的權利，或者作為美國被驅逐移民的安置地。但這種回應無法帶來許多新興經濟體在舊的美國保險體系下所享受的那種可持續增長。

堅固與流動

也許美國在其保險體系中做出的最重要改變，就是削弱了美元的流動性——這降低了全球儲戶投資組合的安全性。那些曾被普遍視為低風險甚至無風險的美國資產，如今已不再被認為完全安全。這將對全球資本的可得性和流動性產生深遠影響。

在特朗普2024年競選活動期間以及上任以來，他政府的高級官員一再威脅要“困住”投資美國國債的投資者。例如，強迫各國和機構將其現有持有的債券置換為長期或永久債務；懲罰推廣使用非美元貨幣的政府；以及對外國投資者征收高于本國投資者的稅率。盡管這些威脅迄今尚未付諸實施，但結合特朗普政府對美聯儲獨立性的持續攻擊，以及他多次承諾要令美元貶值，這些言論正在穩步削弱美元和國債的穩定性認知。

根本問題在于，全球的儲蓄規模超過了安全存放這些儲蓄的場所。那些現金盈余經濟體——如中國、德國和沙特阿拉伯，以及一些較小但同樣突出的例子，如挪威、新加坡和阿聯酋——無法將所有儲蓄都留在國內，原因有三：

首先，如果一國經濟遭遇特定沖擊，他們的儲戶將缺乏多樣化，風險集中。

其次，大規模將儲蓄涌入這些相對較小的市場會扭曲資產價格，導致泡沫、金融不穩定，以及就業模式的急劇變化。

第三，這些國家沒有發行足夠的公共債務，至少不足以吸引外國人愿意長期持有。正因如此，幾十年來，美國獨特的深度、廣度以及顯然安全的國債市場——以及更廣泛的美元計價資產——吸收了全球過剩儲蓄的最大份額。曾被視為低風險至零風險的美國資產已不再安全。

在國債和其他美國公共市場曾為全球投資者提供的諸多好處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充足的流動性。投資者能夠幾乎沒有延遲或成本地將他們在這些市場持有的資產轉化為現金。其投資估值保持穩定，即便在較小的市場中，一筆非常大的交易也不會導致價格大幅波動。

投資者不必擔心其交易對手不接受他們的支付形式。除了已知的罪犯和受到制裁的實體之外，全世界的每個人都可以依賴美元計價投資的穩定性與靈活性——這反過來又降低了企業因現金流緊張或錯失機會而面臨風險的可能。

美元的主導地位遠遠超出了美國GDP或全球貿易份額本應能支撐的范圍，這實際上構成了另一種雙贏式的“保險”。美國通過其債務的低利率以及更穩定的匯率收取溢價。美國和外國的資產持有者都從中受益。即便金融或地緣政治沖擊起源于美國，投資者仍假定美國經濟會比其他經濟體更安全。2008年，美國市場直接引發全球性衰退時，利率和美元先下跌，隨后又隨著海外資本回流美國而一同回升。

然而，如今美元似乎表現得像大多數貨幣一樣，即與利率走勢呈現相反方向。在今年四月之前，美元緊密追蹤著美國十年期國債的日常利率變動。但自從特朗普政府4月2日宣布關稅政策后，美國利率與美元之間的相關性發生了逆轉，這表明正在驅動美元下跌的因素已不再僅僅是日常經濟新聞。

今年多次，特朗普政府宣布了一些出其不意的政策變化，引發了經濟波動：4月2日，宣布“解放日”關稅；5月，推出了“一張大而美的法案”支出方案；到了6月，又多次威脅要加征額外關稅，還包括對伊朗的轟炸。作為對這些事件的回應，美元下跌，而美國的長期利率上升，這表明資本在動蕩中出現了外流。

同樣，在現代歷史中，關稅征收通常會導致貨幣升值，包括特朗普第一任期內也是如此。然而，今年美元卻在總統加征關稅的情況下貶值。這種與歷史模式的重大背離表明，全球對美國政策不穩定性的擔憂已開始超過以往推動美元走強的“避險需求”。

特朗普政府對以美國為主導的軍事聯盟采取敵意和不可預測的態度，進一步削弱了對美元的支持。華盛頓的新立場加劇了人們的擔心，即美國甚至會制裁盟友的外國投資者。隨著美國主導的聯盟安撫力減弱，其他國家政府正在增加國防開支，從而提高本國貨幣的相對吸引力。

例如，歐盟債券市場正在不斷擴張，隨著北歐和東歐國家債務融資的國防開支激增，這一趨勢更加明顯。歐元對烏克蘭、巴爾干國家，以及一些中東和北非國家來說，提供了更多好處，這些國家都希望通過尋求以歐元計價的軍備、貿易、投資、貸款和發展援助，來減少它們對美國一時興起的政策的脆弱性。

高盛近日研報指出，亞洲債券投資者的關注重點在過去6個月發生了顯著變化，“去美元化”已成為一個明顯更重要的主題。圖源：路透社

債務收割者

然而，歐洲和其他市場無法完全復制美元計價資產曾經賦予的優勢。全球投資者，包括美國本土投資者，將會發現他們可用于存放儲蓄的安全場所減少了，因為美國資產的流動性正在下降。這種不安全感的上升將推高美國政府長期平均債務利率，恰逢發行的債務規模大幅增加之時。所有借款人——無論是私人還是主權借款人——只要參與美國金融體系，都將感受到利率上升的壓力，因為所有貸款在某種程度上都以國債利率為定價基礎。

一些儲蓄者，尤其是中國的儲蓄者，可能會試圖將資產轉移出美國市場。但這種資金外逃會對其本國經濟造成通縮壓力，因為總體回報縮減，多余的儲蓄被困在投資機會更有限的市場中。與此同時，替代資產——非美元貨幣、大宗商品（如黃金和木材等傳統的價值儲存品）、以及新興的加密貨幣產品——的價值將大幅上升。由于這些資產流動性較差，這種上漲幾乎必然會導致周期性的金融危機，并極大地加劇各國政府在利用貨幣政策穩定經濟時所面臨的挑戰。對世界而言，這將是一種損失，而不會給美國經濟帶來任何凈收益。

正如長期干旱會促使人們竭力保護水資源的使用權一樣，全球市場的流動性匱乏會促使各國政府確保其債務在國內獲得融資，而不是任由其流向市場。這些措施通常表現為所謂的金融壓抑：強迫金融機構（最終是家庭）持有比原本更多的公共債務，通過一系列手段——包括監管、資本外流控制、以及新發行債務的強制配置。金融壓抑往往導致儲戶的實際回報下降，同時加劇他們被事實上的征收剝奪的脆弱性。

最終，融資可得性的減少使得私人企業以及政府更難撐過臨時性的低迷期，因為在資金耗盡之前，他們需要應對美元義務（如未償還的或銀行間的貸款）的儲備壓力，以防金融困境。如果各國不得不“自保”，那么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會變得更加厭惡風險，投資能力，尤其是對外投資的能力，也會隨之下降，從而進一步加劇世界經濟的碎片化。

雙輸局面

沒有了美國提供的“保險”，新的國家間經濟聯系和投資渠道將會出現。但這些新聯系的構建和維護成本更高，覆蓋面更窄，可靠性更差。各國無疑會尋求自我保險，但與風險集中到單一保險提供者時相比，這些努力將更加昂貴，效果也更差。全球經濟的運行從來就不是一條平坦的道路，但在特朗普經濟體系劇烈地震之后，這一地形變得更加崎嶇不平。

歸根結底，花在保險上的錢意味著不能用于其他方面。各國政府、機構和企業不得不花錢來對沖風險，而不是投入到有益的項目上。投資機會和消費者選擇將縮小。生產率增長（也即實際收入的增長）會放緩，因為商業競爭、創新以及為創造新基礎設施而進行的全球合作都會受阻。許多最貧窮的新興市場國家甚至會在威脅急劇增加的時刻，徹底失去應對威脅的保險。

這幾乎意味著對全世界來說都會變得更糟。然而，在這種變化中，中國的直接經濟環境將受到的改變最小，盡管特朗普之前聲稱他會將經濟政策設計為最猛烈地針對北京。事實上，中國相對更有條件在美國撤退后嘗試“自我保險”。與其他任何主要經濟體相比，中國早已開始減少對美國在出口、進口、投資和技術方面的依賴。中國能否在美國退卻后抓住新的外部機遇，將取決于它是否能夠克服其他國家對其作為保險提供者的可靠性的懷疑。它是否只會試圖經營與美國同類的保護性“敲詐體系”——抑或是一個更糟糕的版本？

具有悲劇性和破壞性的諷刺在于，以國家安全的名義，美國如今正在傷害那些對其經濟福祉貢獻最大的盟友，同時卻讓中國的劣勢要小得多。這就是為什么特朗普政府官員相信這些親密盟友會簡單接受強加給他們的“再平衡”的看法是極其錯誤的。這些政府會保持務實，但這種務實的表現形式將與特朗普政府所希望的截然不同。幾十年來，他們一直給予華盛頓懷疑利益中的信任，如今他們正在失去這種幻想，并且會對美國的付出減少，而不是增加。

特朗普的行動將對中國的直接經濟環境影響最小。

在新的格局中會出現新的合作機會，但它們將越來越少涉及美國經濟。最有前景的可能性是，除中國之外的歐洲和亞洲國家將聯合起來，創造一個新的相對穩定空間。歐盟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一個主要由印太國家組成的聯盟）已經在探索新的合作形式。

當前，RCEP的經濟體量已占全球的27.5%，貿易額占全球的28.5%，均是《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的約一倍左右。

今年六月，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將這些談判描述為對世界貿易組織進行“重新設計”的努力，目的是“向世界展示基于規則的大規模自由貿易是可能的”。這些經濟體還可以在保障互惠投資權利方面做更多，在解決貿易爭端上建立具有約束力的機制，并集中流動資金以應對金融沖擊。他們還可以尋求維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功能與影響力，從而在中美兩國試圖否決必要舉措時，保護這些機構免于癱瘓。

如果他們希望維持全球經濟先前開放性和穩定性的某些部分，那么這些國家將不得不建立具有選擇性成員的集團，而不是追求嚴格的多邊方式。這將是一個對美國長期主導的體系的拙劣替代品。但相比于簡單地接受特朗普政府正在創造的經濟現實，這仍然會好得多。

就美國自身而言，無論它簽訂多少雙邊貿易協定，無論有多少經濟體起初看似愿意以高昂的代價與華盛頓結盟，美國都會發現自己在商業和技術上越來越被繞過，并且在影響其他國家的投資和安全決策方面的能力越來越弱。特朗普政府聲稱要確保的美國供應鏈將變得不那么可靠——其成本本就更高、來源更加單一、多樣性更低，而且更容易受到美國特有沖擊的風險影響。拋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不僅會增加移民流動并引發公共衛生危機，還會阻止美國利用潛在的市場機會。特朗普政府的驅趕外資行為將侵蝕美國的生活水平和軍事實力。

歐洲、亞洲，甚至巴西和土耳其的品牌可能會在美國公司的代價下獲得市場份額，而在汽車和金融服務等產品上的技術標準將越來越偏離美國的規范。這些現象中的許多將會自我強化，使其難以在特朗普離開白宮后逆轉。

正如那首歌唱的那樣，你永遠不知道你擁有什么，直到它失去的那一刻。特朗普政府已經把天堂鋪平，建起了一座賭場，而最終這里將只剩一片空曠的停車場。

編譯｜李政儒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周浩鍇

審閱｜劉　深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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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P全球智庫縱覽｜中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中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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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系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咨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