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是當前的“頭等大事”

歷史經驗已經無數次表明：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全社會面臨的最大矛盾與問題一定是貧富不均、階層固化，在此基礎上必然引發社會對立乃至社會動蕩。

在共同富裕成為時代命題的當下，“如何分好蛋糕”與“如何做大蛋糕”同樣重要。當前，我國雖已具備一定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但資本與勞動收益差距、養老金差距過大、區域發展失衡、公共服務不均等問題仍客觀存在。深化分配體制改革不僅是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關鍵，更是筑牢社會主義分配正義的基石，其緊迫性已愈發凸顯。

壹

筑牢三次分配體系：讓分配更顯公平底色

分配體制改革的核心，在于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層層遞進縮小差距。

初次分配作為基礎環節，需要守住“市場公平”與“勞動權益”兩條底線。近年來，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地的推行，讓一線工人薪資增速逐步跟上企業利潤增長；最低工資標準的動態調整，也讓低收入勞動者基本生活更有保障。但要真正實現分配公平，還需要在激發資本活力與保護市場公平、維護勞工權力之間更好的尋求平衡。

再分配的“調節之手”需要更有力。稅收制度改革需要朝著“擴直接稅、調高收入”的方向堅定邁進，整體應當是：更多向食利階層征稅，而非生產階層。要適時降低增值稅整體稅率，抓緊開征房產稅、遺產稅、棄籍稅、娛樂業消費稅等財產性和高消費性稅收，著重加強高收入群體的稅收監管，逐步緩解稅收負擔與稅收水平不匹配、收入差距代際傳遞等核心問題。

第三次分配則需要激發社會公益的“溫情力量”。當前我國慈善事業仍面臨“捐贈意愿不足、激勵機制不完善”的問題，可以借鑒美國慈善稅收抵扣與英國“社會價值投資”榮譽體系的經驗，通過完善慈善捐贈稅收優惠政策、建立慈善行為記錄制度，鼓勵高收入群體與企業回饋社會。

貳

改革養老金制度改革：推進普惠式養老

當前我國養老金體系存在顯著的群體差距：行政事業單位退休人員月均養老金普遍在5000元以上，部分發達地區超過8000元，一些地區具有高級職稱的退休人員月養老金超過2萬元；而普通城鎮職工的養老金在2000-3000元左右，最高差距超過10倍。而農村居民基礎養老金標準更是長期偏低，全國多數地區每月僅100-200元。

養老金的差距既源于歷史形成的“雙軌制”遺留問題，也與城鄉社保繳費能力、財政投入傾斜度差異密切相關。改革需堅持“控高調低、漸進平衡”原則：

一方面，對行政事業單位養老金增長設置合理上限，避免與社會平均水平差距持續擴大，對于養老金收入已經大幅超過當地平均收入水平的，應當“凍結增長”。同時規范企業年金、職業年金的繳納范圍，防止特殊群體過度享受福利。

另一方面，應當建立城鎮普通職工與農村基礎養老金與財政收入、物價水平掛鉤的動態調整機制。2024年，中央財政已對農村居民養老保險補助資金同比增加12%，未來還需進一步提高補助標準，力爭在一定時期內將農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提升至每月500元以上。同時，繼續通過普通城鎮職工養老金的逐年普調，逐漸縮小與行政事業單位人員養老金的差距。

此外，應推動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制度銜接，允許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根據收入變化靈活轉換參保類型，逐步消除“身份差異”帶來的養老金鴻溝。

叁

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讓公平觸手可及

公共服務的差距，往往是分配不公的“直觀體現”，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舉措。教育公平是“起點公平”的核心，近年來，我國在教育發展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但是從教育資源分配的角度來看，還需從多維度補位教育公平短板，構建全鏈條保障體系：

一是要強化優質教育資源共享機制，破解“城鄉校際差距”。持續通過教育信息化手段，推動城鎮名校與農村薄弱學校建立“直播+錄播”雙師課堂，如四川涼山州依托成都七中直播課，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二是要聚焦留守兒童等特殊群體教育保障，確保不要讓任何孩子掉隊。三是深化教育評價改革，切實推進“雙減”政策落地，嚴格規范校外培訓收費與內容。四是銜接職業教育與基礎教育，將目前高收費的民辦職業技術高校全部收歸公辦和國有，拓寬低收入群體上升通道，減少他們受高等教育的成本。

進一步優化醫療與住房保障，需聚焦“精準覆蓋”與“多元供給”雙向發力。醫療保障上，一方面要深化藥品與耗材集采改革，將慢性病用藥、兒童藥等納入集采范圍；另一方面要完善分級診療配套政策，對基層醫療機構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提高全科醫生崗位津貼與職稱晉升傾斜力度。

住房保障上，需要豐富保障房類型以適配不同群體需求：針對低收入家庭，加大公租房建設力度并簡化申請流程；針對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共有產權房供應；同時推進城中村與老舊小區改造，不斷提升群眾住房水平；落實“租購同權”，明確租房家庭在子女入學、公共服務積分等方面與購房家庭享有同等權利，切實降低住房剛需群體的生活成本。

肆

技術賦能與全球視野：為改革注入新動能

在數字化時代，技術創新是提升分配效率、保障分配公平的重要支撐。全國統一市場數據平臺的建設，能讓稅收監管、收入統計更精準，如2024年，稅務部門通過大數據分析查處偷稅漏稅案件取得不少重大成果，有力保護了合法納稅企業的權益。“參與式預算”在浙江、四川等地的基層實踐，讓民眾直接參與部分公共資金使用決策，如某縣通過村民代表投票決定的“農村道路硬化”項目，民主決策讓分配更貼合民生需求。

分配改革還需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動態平衡，避免陷入“高福利陷阱”。北歐國家通過“高稅收+高福利”實現社會公平，但同時也面臨勞動力短缺、市場創新活力不足的問題，這啟示我國在推進分配改革時，需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通過高質量發展做大蛋糕，再通過合理分配分好蛋糕，避免過度福利抑制市場活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協作也不可或缺。跨國公司尤其是數字平臺公司避稅問題加劇了全球收入差距，我國積極參與全球稅收治理，推動“數字服務稅”國際協調。尤其是在新興的加密數字貨幣領域，我們隱性的加密貨幣經濟活動體量已經非常龐大，但相關經濟活動產生的收益長期被境外加密貨幣機構攫取，且長期不向我國依法納稅，造成的財富和稅收流失不可小覷，應當予以高度重視。

深化分配體制改革，是一項系統性、長期性的工程，既需要“做大蛋糕”的高質量發展作為基礎，也需要“分好蛋糕”的制度協同作為保障。當前，我國正朝著構建“橄欖型”社會結構的目標邁進，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持續擴大，將為經濟發展注入持久動力。但改革之路仍需直面收入分配不均、人口老齡化等重大挑戰，唯有動態調整政策、堅持改革創新，才能讓“共同勞動、共享成果”的愿景變為現實，讓分配公平的陽光照亮每一個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