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人：鄉村振興奮進征程的靈魂根基與核心動能

■王國燦

在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階段，鄉村文化提升絕非錦上添花的點綴，而是關乎鄉村存續根基與振興動能的戰略核心。本文立足“以文化人”的本質內涵，深度剖析當前鄉村文化生態面臨的認同危機、價值斷層、內生動力不足等嚴峻挑戰，系統論證文化作為鄉村價值重塑、經濟賦能、治理優化的核心引擎作用。在此基礎上，提出構建主體自覺、資源活化、制度保障、創新傳播“四位一體”的提升路徑，強調唯有以文化滋養人心、凝聚共識、激活創造，才能鑄就鄉村全面振興的堅實靈魂與不竭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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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立論之本：深刻把握“以文化人”在鄉村的內涵與時代要求

“以文化人”這一古老智慧在鄉村語境下煥發出新的時代光芒。它遠非簡單灌輸知識或組織文娛活動，其本質在于通過文化的力量實現對人的塑造與賦能，最終凝聚發展共識并激活主體創造力。文化是鄉村的集體記憶與精神圖譜，承載著獨特的價值觀念、倫理規范與審美情趣，是村民身份認同的根基與情感歸屬的紐帶。人是文化傳承與創新的核心載體，村民的文化自覺與實踐能力直接決定了鄉村文化的生命力。“化”則強調動態的浸潤、轉化與提升過程，需將優秀傳統文化基因、現代文明理念與村民的日常生活、生產實踐深度融合，使之內化為精神追求、外化為自覺行動。

當前鄉村振興戰略進入深化階段，“以文化人”被賦予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它呼應了從“物的新農村”向“人的新農村”躍升的內在要求，是破解鄉村發展深層次矛盾、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密鑰。其核心目標在于重塑鄉村文化自信、激活村民主體性、培育現代鄉村文明，為鄉村全面振興注入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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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實之困：鄉村文化生態面臨的嚴峻挑戰與認同危機

當下，鄉村文化生態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沖擊與解構，深刻制約著“以文化人”效能的發揮：

文化認同弱化與價值迷失：城市化浪潮裹挾的消費主義、功利主義價值觀強烈沖擊著鄉村傳統的勤儉、互助、誠信、敬畏自然等美德。部分村民對本土文化價值產生懷疑甚至自卑，傳統道德約束力松弛，導致精神世界出現“空心化”傾向。

代際傳承斷層與記憶消逝：鄉村人口尤其是青壯年持續外流，使大量依托于特定人群和場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如地方戲曲、傳統手工藝、民俗儀式、口頭文學）面臨“人亡藝絕”的危機。老藝人的離去常意味著一種獨特文化記憶的永久封存。

文化供給失衡與主體缺位：外部輸入的公共文化服務有時脫離村民真實需求和審美習慣，存在“水土不服”現象。由政府主導的“送文化”活動未能有效激發村民“種文化”的內生動力，村民參與度低、主體性缺失，文化供給與需求錯位。

資源活化不足與產業乏力：豐富的鄉村文化資源（古村落、古建筑、農業遺產、生態景觀、特色物產）未能充分轉化為發展優勢。缺乏有效的創意轉化和市場鏈接，文化資源“沉睡”或低效開發，難以形成具有競爭力的文化產業，文化賦能經濟的作用遠未釋放。

數字鴻溝與傳播困境：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在鄉村遭遇數字素養與基礎設施的瓶頸。村民利用新媒體獲取優質文化資源、展示自身文化的能力普遍不足，鄉村文化在主流輿論場中“失語”或被刻板化呈現，難以有效傳播其獨特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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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價值之核：為何“以文化人”對鄉村提升具有絕對必要性

在鄉村發展的宏大圖景中，文化絕非邊緣點綴，而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石性、引領性作用：

鑄魂：凝聚價值共識與精神家園的基石。文化是鄉村的“魂”。通過深入挖掘、闡釋和轉化鄉村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如孝親睦鄰、勤儉持家、敬畏自然、誠實守信），結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創造性轉化，能有效重建村民的價值坐標和精神歸屬，增強對鄉村共同體的認同感、自豪感和責任感，為鄉村治理和社會和諧提供深層次的價值支撐與倫理基礎。一個擁有強大精神內核的鄉村，方能抵御外部沖擊，保持定力與韌性。

育人：激活內生動力與主體創造的關鍵。“以文化人”的核心在于“化人”。提升村民的文化素養、審美能力、法治觀念、市場意識和創新創業技能，本質是培育適應現代鄉村發展需求的新型農民。通過文化浸潤，喚醒村民的主人翁意識，激發其參與鄉村建設、傳承創新文化、發展特色產業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變“要我振興”為“我要振興”，這是鄉村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源泉。當村民真正成為文化的主人和發展主角，鄉村振興才有永不枯竭的活力。

興業：驅動產業升級與特色經濟的引擎。文化是鄉村最具辨識度的IP和核心競爭力。將獨特的文化基因深度融入農業、旅游、手工業等產業，發展創意農業、鄉村旅游、特色民宿、非遺體驗、文化節慶等業態，不僅能顯著提升產品與服務的附加值，實現產業興旺，更能塑造難以復制的鄉村品牌形象。文化賦能下的產業，更具生命力、吸引力和可持續性，是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的重要橋梁。

善治：優化治理效能與和諧秩序的保障。優秀的鄉村文化傳統（如村規民約、鄉賢文化、調解機制）本身就蘊含著豐富的治理智慧。發揮文化在基層治理中的潤滑、引導和教化作用，能有效促進自治、法治、德治的深度融合。以文化認同促進村民自覺遵守公序良俗，化解矛盾糾紛，形成向上向善的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顯著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能，構建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的善治鄉村。

塑形：彰顯獨特魅力與城鄉互動的紐帶。在城鄉融合背景下，獨具魅力的鄉村文化是區別于城市、彰顯自身價值的核心標識。保護好鄉村風貌、歷史肌理、生態本底和文化景觀，傳承好鄉土文脈，不僅是對中華文明多樣性的貢獻，更能滿足城市居民對“鄉愁”“田園”的精神需求，促進城鄉之間良性的文化對流、人員互動與要素流動，使鄉村成為中華美學精神的重要承載地和現代人心靈的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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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路徑之探：鄉村文化提升的系統策略與創新實踐

破解困境、實現“以文化人”的目標，需構建系統化、可持續的提升路徑：

喚醒主體自覺，培育內生力量：改變“政府熱、村民冷”的局面，關鍵在于激發村民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建立“自下而上”的需求表達和項目決策機制，保障村民的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監督權。大力扶持鄉村文化能人（非遺傳承人、退休教師、文藝骨干、返鄉青年）、培育鄉村文化志愿者隊伍、支持村民自發組織的文化社團（如戲曲班、舞蹈隊、讀書會、手工藝合作社）。鼓勵村民以“主人翁”姿態講述自己的故事、展演自己的技藝、設計自己的文化產品，真正成為文化傳承與創造的主角。

深耕在地資源，推動活化創新：摒棄“大拆大建”和盲目移植城市模式，立足鄉村自身文脈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系統開展鄉村文化資源普查與價值評估，建立詳實檔案。對古村落、古建筑、農業文化遺產等物質載體，堅持保護優先、最小干預、活態傳承原則，探索多功能兼容利用模式（如古宅改造為民宿、書屋、村史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重點做好搶救性記錄與傳承人培養，并鼓勵其與現代設計、時尚審美、市場需求相結合，開發兼具傳統韻味和當代價值的文創產品、體驗項目。浙江松陽“拯救老屋行動”與特色民宿產業結合、陜西袁家村以關中民俗為核心的美食旅游模式，都是在地資源活化的典范。

強化制度保障，構建長效機制：將鄉村文化提升納入鄉村振興總體規劃與考核體系，確保政策、資金、人才等要素的持續投入。完善鄉村文化基礎設施網絡（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鄉村戲臺、文化廣場、數字服務點等）的管理運營機制，提升服務效能。探索多元化投入機制，引導社會資本通過PPP模式、公益基金、認養保護等方式參與。完善人才政策，鼓勵和引導文化、藝術、設計、策劃、經營管理等領域的專業人才下鄉，同時大力培育本土文化骨干，形成“外引內育”的人才支撐格局。建立健全鄉村文化遺產保護、文化產業發展、文化志愿服務等方面的法規政策。

擁抱數字賦能，拓展傳播影響：彌合數字鴻溝是當務之急。加強鄉村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提升網絡覆蓋質量。大規模開展村民數字素養與技能培訓，使其掌握利用智能手機、互聯網獲取信息、學習知識、展示自我、連接市場的基本能力。鼓勵運用新媒體講好鄉村故事。支持村民、鄉村網紅、基層文化站利用短視頻（抖音、快手）、直播、社交媒體（微信、微博）等平臺，展示鄉村風光、民俗活動、手工藝制作、農事體驗、特色產品、鄉村生活，塑造真實、立體、鮮活的鄉村文化形象，吸引外界關注，拓展文化影響力和產品銷路。四川“丁真”現象、廣西“巧婦九妹”等成功案例證明了數字傳播的巨大潛力。

促進城鄉融合，實現美美與共：打破城鄉文化二元對立思維，搭建開放包容的交流互動平臺。鼓勵城市優質文化資源（文藝院團、美術館、圖書館、高校、文化企業）下沉鄉村，開展精準對接的幫扶合作、項目共建。精心策劃具有地域特色和影響力的鄉村文化節慶活動（如農民豐收節、民俗廟會、藝術鄉建季），吸引城市居民參與體驗，促進文化消費。發展深度文化體驗旅游，讓城市居民不僅“看風景”，更能“品文化”、“懂鄉村”，在互動中增進理解、消除隔閡，實現城鄉文化的互鑒共榮。江蘇昆山錦溪鎮通過引入文創團隊活化古窯文化，吸引大量城市游客深度體驗，成為城鄉文化互動的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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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鑄就鄉村不朽的靈魂豐碑

當城市霓虹日益璀璨，鄉村絕不能淪為文明的暗角或記憶的廢墟。“以文化人”的深刻意義正在于其對鄉村本質的堅守與超越——它并非對舊日田園的浪漫懷想，而是關乎數億農民精神世界的重塑與鄉村未來的根基性工程。在物質日漸豐盈的今天，若失去文化的滋養與引領，鄉村便只剩軀殼，振興更無從談起。

唯有將文化深植于鄉土，以文化滋養人心、凝聚共識、激活創造，鄉村才能找回失落的精神坐標，重獲面向未來的內生動力與獨特魅力。這要求我們以敬畏之心守護千年文脈，以創新之志活化傳統資源，以包容之懷連接城鄉文明，更以堅定信念培育文化自信。當每一位村民都能在文化傳承中確認自身價值，在文化創造中實現個體夢想，鄉村才能真正成為承載鄉愁、安放身心、充滿希望的永恒家園。當我們在鋼筋森林中仰望星空時，鄉村正是守護這些文化基因的最后堡壘。守護鄉村文化，便是守護中華民族精神原鄉的星火，使其在時代洪流中永不熄滅。

（作者：王國燦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法學會會員、資深媒體人、文化學者）